他从海军被借调地方任职，越干越顺手身兼十几个职务，没再回部队

“1960年6月的傍晚，陶铸推开办公室的门，笑着说：‘老曾，借你用用，先到市里顶个缺。’”这一句话把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曾生的人生轨迹硬生生拐了个弯。从那一刻起，曾生再也没有回到军中，而是在完全陌生的地方行政领域一路做到了身兼十几个职务的“多面手”。

倒回到1910年代，曾生出生在广东惠阳一个华侨家庭。父亲曾庭杰长年跑澳洲航线，靠海吃饭，也把儿子送进了航海世界。少年曾生在悉尼读书，体面却不自在，异国街头随口一句“黄包”足以刺痛自尊。民族意识就是在这样的嘲讽声里发芽。1929年，他回乡就读中山大学，课堂之外更迷恋城市角落里那些火热又隐秘的读书会。

1936年初冬，香港九龙码头的汽笛声中，多了一个背帆布包的年轻水手。为了寻找党组织，也为了把学生运动的激情延续到更广阔的海面，他登上“华南”号商船，下船时已经成为中共党员。很快，形势骤变。1938年春，廖承志点名要把“对水路门清”的曾生派往东江。理由简单：那里快要被日军撕开口子，需要懂地形、懂群众、更懂武装的人。

东江游击区的创建并不浪漫。潮湿山谷里，枪枝不足，情报却绕着日本宪兵队来回穿梭。为了筹粮筹枪，曾生在墟市里讲客家话、在渔排上讲粤语，偶尔还掺几句夹生英语应付香港来的情志人员。有一次，他摸进日军据点旁的小旅馆，同伴低声问：“万一暴露？”曾生掀开袖口，露出还未干透的东江水印，“淌过这一趟河，总得带点东西回去。”结果是两份运输计划表，一把被缴获的“九九”式步枪。

战火淬炼了干部。1943年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深山集结。曾生被推举为司令员，他的第一条命令不是打枪，而是“立禁令”：不准动百姓一针一线。三个月后，日军“扫荡”大围山失败，东纵的队伍从不足两千扩成上万人，硬是靠山村间的民心把缺口堵死。

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先北撤至山东，与新四军会师，再南下投入华野序列。渡江战役前夕，曾生奉命率部担任先遣支队，熟稔水情的水手出身此刻价值倍增。解放广东、剿清珠三角残余武装后，他被调入广东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又进入军事学院海军系深造。那几年，南海舰队刚刚组建，既要训练舰艇编队又要补课理论，缺的正是像曾生这种既懂操舵又懂指挥的少数派。

按惯例，1955年授衔后军队干部已很少外放，但广州缺市长，人选又要熟悉华侨事务、懂外语、懂海港。朱光离任时递了一张纸条：南海舰队有个副司令员，合适。于是才有开头那句“借你用用”。借调二字给曾生留了回旋余地，却也捆上了另一条战线。

初到市府，他把部队里常用的“三段表”改成了“六段卡片”，把车辆调度、码头泊位、外事接待统统塞进一只皮包。有人戏称他“移动指挥所”。短短两年，他又兼任广东省副省长、外事办主任、广交会主任、省体委主任、体育学院院长等十数职务，连夜班车司机都背得出他那一串头衔。广州当时要修城市环道，他先领着规划组蹲进工地，再拉着财政厅挨个算账。“工程先算钱，再动土。”这句硬话听上去像老会计，却来自一个海军将领。

广交会从1957年开办时只有13个出口展台，到1965年已扩成上千家参展厂商，背后离不开外事办的一纸批文。那份批文就出自曾生的手。会场上，港英商人想试探汇率，他直接回一句英文：“The business is fair， not a gamble.”后来的档案里标注“语言沟通顺畅，无舆论摩擦”。

“多面手”并非没有代价。1967年他离开广州时，办公室统计过工作量：一年行程七万公里，主持会议480次。换算下来，平均两天就有一次市级大会。有人形容他“像钟摆一样在海军蓝和地方灰之间来回”。然而，1975年国务院人事调配再度找上门：交通部副部长，主管海河联运。海运他熟，河运他学，思路还是那套兵法——侦察、谋定、执行。不到三年，华南沿海货运周转量接近翻番，上海、广州到南洋的班轮计划开始用计算机排期，业界称之为“老海员的第二次出航”。

八十年代初，曾生以正军级干部身份退居二线。履历上最后一笔写着：曾兼任国家体委顾问、中国乒协名誉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打趣：“从舰炮到乒乓，一样都管到了。”其实熟悉他的人清楚，真正让他停不下来的，是那股见缝就想把事情扛起来的劲头。

有人统计，1943年至1983年，曾生手里的正式公文种类超过15类：军事命令、党内决议、城市基建批复、外贸合同、体育赛事批件……跨度之大，在同辈将领中罕见。军转干并非个人传奇，而是国家治理体系需要的柔性衔接。曾生之所以能做到“借调成了长期合用”，靠的不只是学历和语言优势，更在于早年游击区里练出的那一套“缺啥补啥”“先把路走通”的办法。

1950年代末起，部队干部向地方流动日渐稀少，军地两种思维模式开始分化。曾生的示范价值，被业内归结为三点：敢担责、懂转换、能自学。敢担责源自东江烽火，懂转换得益于海军学院的系统训练，能自学则与侨乡、多语言环境分不开。

几个研究青年曾问他如何评价自己那段“身兼十职”的岁月，他笑了笑，只说六个字：“活络，别僵死。”看似轻描淡写，却点破了干部流动的关键。制度在进步，岗位在扩展，如果人僵在原本框框里，组织反而束手束脚。

如今翻检档案，人们依旧能看到一名海军将领在市府签字的红蓝墨迹，能看到外事电报里的英文旁批，也能在铁道部的会议记录里找到他的发言节录。界限被抹平，但责任没有淡化，这就是“借调”二字最终演变成的长期担当。

曾生离开公职后淡泊低调，只在侨务活动或体育赛场偶尔露面。战友叹他“身在陆地，心怀大海”。这句评价并非情感修辞，而是对一个时代特殊干部流动轨迹的精准注脚：海军将领借调地方，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共和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实验；实验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人的适应力与执行力。曾生的例子说明，只要方向对、机制顺，军人的作风完全能在地方治理中发挥巨大作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