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盛七小姐是上海滩首富女儿，最后怎么样了？

1949年，上海解放的消息像是一声春雷，震醒了这座花园洋房遍布的都市。街头电车轰鸣，洋行门口换上了新字牌，街角的罗汉果摊也多了一层新鲜的希望。可就在这样的变局之中，上海滩首富盛宣怀的独女盛爱颐，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个是带着家人和家产远走他乡；另一个，是留下来与新中国共呼吸、同命运。她究竟会如何抉择？

档案里，她有一个梦幻般的标签——“上海社交名媛”。在《百乐门》的舞池里，她回眸一笑，无数男人为之倾倒。就连宋子文，也曾在玫瑰灯下向她倾诉：“七小姐，我愿做你生命的配角。”年少时她动心过，可当她在淮海路愉园小区的花园里，偶然瞥见挽着张乐怡手的宋子文，才彻底清醒：年少爱情如梦初醒，她等成了大龄“剩女”，却等不来那个痴心人。

于是她转身，嫁给了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盛七小姐嫁人那天，豪华礼车一字排开，仿佛在宣告：首富千金依旧是那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婚后，她生了一儿一女。1950年前后，上海初成新秩序；老宅里的洋家具统统换上了白墙红柱，取而代之的是素色布帷和红色毛毯。盛爱颐则像普通居民家妇，白天在家练书法，夜晚参加文化扫盲班，给社区的家庭妇女认字、读报，教她们写下“新中国万岁”。

她的书法渐渐小有名气，墨宝被友人奉为“盛氏遗墨”。可正当她以为自己的人生会这样平稳度过时，1956年的政治风云突然扑面而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浪潮，让她的生活轨迹彻底改变，也让她明白，财富不过浮云。庄铸九和她名下的产业被“一并收归国有”，他们每季度领着定息，过起“机关人员”式的生活。钱虽然发下来，可真正买不到肉蛋奶，大家为了三餐发愁。

最揪心的是，家里的变故接踵而至。丈夫庄铸九被打成“反革命”，儿子庄元端被扣上“右派”帽子，送到安徽农村劳动改造，女儿庄元贞又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到福建省教书。盛爱颐在破旧小屋里，听着隔壁轰隆的秧田机器声，夜里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她的心像是被压上一块沉重的铁块，可她依旧在门口点上一盏昏黄的小油灯，给老邻居们写信，给孩子们寄去压岁钱。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上海。激进派拿着红色小本子，来打砸她家的人情旧物。三层楼的别墅很快被占据。楼内的古董、名画、瓷器，一个不剩，连那张陪她度过无数夜晚的红木书桌也被砸得粉碎。她和丈夫被赶出家门，只好蜷缩在五原路上一栋楼的汽车车库里。这个车库连窗户都没有，一侧是抽粪池，时不时就有拖拉机来吸粪。她的丈夫坚持不住了，带病倒下，最后在狭窄的车库里离世。

那段日子，盛爱颐经常坐在车库的门口，背靠冰冷的水泥墙，手里夹着侄子盛毓度从国外寄来的雪茄。她吸一口，浓厚的烟雾在夜色中盘旋，像极了她此生的沉浮：“人活一世，哪能没有风浪？”偶尔有邻居递来一碗稀粥，她点头示意，脸上带着淡淡的笑：生活再苦，也不能苦了别人。

苦难总会过去，平静终会到来。女儿庄元贞在福建教书多年后，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后来成为著名工艺美术师，作品多次在欧洲参展；儿子庄元端也在1978年平反，回到上海，投身池塘养鱼，把日子过得踏实而富足。渐渐地，昔日的愉园小区重归宁静，她偶尔坐在自家小花园的长椅上，看着街角的梧桐抽新芽，嘴角微微上扬：那些年，我熬过来了。

1983年秋天，83岁的盛爱颐静静地离开人世。临终前，她紧握着家人送来的白色玫瑰，低声说：“活着，就要对得起自己。”年少时，她用官司赢回遗产，成为民国历史上首个女权维权者；中年时，她创建了上海滩最大的“百乐门饭店舞厅”，把夜上海的繁华演绎到极致；晚年时，她在苦难中仍旧开朗、乐观、坚强。她的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每一个阶段，都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有人问：盛七小姐的故事，究竟给我们什么启示？或许答案就在她白发苍苍时，那句最简单的话里——“随遇而安，就好。”人生如大海，有风浪，也有平静。重要的，不是避开风暴，而是学会在风雨中坚守本心，等风停，等浪平，自有晴天。

参考资料：[1] “盛宣怀与盛家上海滩史迹”，《上海史志》2020年第4期[2] 李明，《百乐门饭店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