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2年，姚启圣收复台湾，康熙却想杀了他，最后为什么没有动手？

“康熙打通了三藩，立志要征服台湾，可抓到一帮能人却都不肯出手，他心里暗暗发愁。有没有人能一举收复台湾？就算有人，事成之后，他能活着回来吗？”这话一出口，就把悬念抛给了读者。

顺治二年，姚启圣刚当上福建二品巡抚，前途看似一片光明。可他骨子里目无皇权，私放海禁、收取关税，算是给府库补了点空，却擅自决定国家大计，触了大忌。顺治帝知道后气得厉害，先把他降一品又一品，最终把他从巡抚沦为养马小吏，下了“永不用此人”的圣旨。这位南方翘楚，一夜之间成了被打入冷宫的弃子。

多年后，康熙十九年，三藩之乱平定，朝野上下都盼着建功立业。台湾被郑经把持，与中原隔海对峙，康熙看着地图上的那片岛屿，暗暗发狠：非拿下不可。可真正能拿下它的人，少之又少。每次提名，官员们不是病死就是推辞。就在这时，垂危的周培公临终前向康熙推荐了一个“奇人”——姚启圣。

康熙选人，重才更重德，却又怕才高盖主。见到姚启圣，康熙心里七上八下：这人当年违抗圣旨，还敢和顺治硬碰硬，骨子里凶猛得很，可他又真有一套收复台湾的妙计。男人的直觉告诉康熙，这次或许非他莫属。于是，康熙割下了父皇的圣旨，官复原职，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与劲将施琅分兵协同。

姚启圣接过令箭后第一个举动，就让郑经阵脚大乱。他下令隔断台湾与大陆的官方贸易，海禁政策一旦名义上解除却行之有度，郑经手下的商贾和海盗顿时左右为难。整个台湾经济一时陷入枯竭，内部分裂开始滋生。与此同时，施琅苦练水师，布置登陆作战。姚启圣在后方掌控财政、人心，施琅在前方磨砺刀枪，两相配合，暗流涌动了三四年。

三年春意浓，风向忽转。施琅率水师直扑台南，郑经指挥部队四面抛掷火器，却抵不住步卒岿然不动。姚启圣调遣的粮草船只如连珠炮般源源而至，守城将领终日疲于奔命。就在最关键的夜晚，施琅率领先锋队强攻赤崁楼，火光映照着士兵的铁甲，他们一声嚎叫，破门而入。郑经尝试突围，却已是人心涣散。台湾城破，郑经退守高雄，也只能黯然下台。

捷报传回京城，康熙仿佛听到自己雄浑的帝王乐章在大明宫回荡。这一刻，他离千秋伟业又近了一步。可当他想要放开手奖赏这位功臣时，心里却打起了小鼓：姚启圣功高盖主，会不会不识好歹反过来算账？更何况，他当年还逆了顺治的圣旨，这事凉不凉快还难说。

功臣面圣那天，康熙刻意把气氛弄得紧张。他一坐下就开门见山：“你替朕收复台湾，朕自然该奖赏你。可这功业实在太大，朕不知道能给你什么样的封赏才合适。”原话说完，话里全是刁钻－意思是：我的赏赐，不如你的命重要。

姚启圣早料到这一步，直言不讳：“老臣年事已高，心思不在权位，若能退隐江南，读读旧藏，便是最大赏赐。”康熙一听，这回答中藏着几分机巧，也分明看出姚启圣把功名看得比命都轻。他挑眉道：“你这不是推辞，怕是还想再折腾。”姚启圣马上接过：“臣生于康熙之年，受君恩深重。明君怎么会在功臣身上动戈？若皇上真有此意，臣愿以死谢恩，却更怕负陛下深恩。”一句“明君”二字，把康熙的心里那杆秤砰地一声稳住了。若杀了他，不仅人言可畏，更会有人在朝堂上质问：“明君何在，何来催其功臣？”

就这样，康熙硬是收住了刀尖，赐给姚启圣一座江南行宫，藏书一千三百卷，让他在那里养病、读书、写点水文，不可再轻易露面。表面上是优待，暗地里则是变相软禁。康熙也算给自己留了手：万一姚启圣真有异心，这行宫也是个天然囚笼。

那么，康熙到底为何不直接动手杀姚启圣？第一，姚启圣在汉族官僚圈中名声极好，顺治不愿杀他也是怕激起文官集团的反弹；康熙虽说铁面无私，可也不愿用杀戮来换取政绩；第二，姚启圣退隐的姿态恰到好处，让康熙没了口实；第三，养在江南的行宫隔绝了他与外界的官场联系，既送他上山打老虎，又放他在山脚下种菜吃草，两相掩映，危险与安逸并存。

此后的姚启圣，在行宫里度过了寂寥晚年。他街亭借书、石桌题诗，与世无争；康熙却偶尔翻看他的奏折，感叹：要不是他，我不可能写下“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的千秋伟绩。两人虽未成知己，却也算谱写了一段“明君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佳话。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功臣难事，帝王也有左右为难。才智与权力交织，总要用点心思去调配。姚启圣靠一抹机锋与退让，将生死攥在自己手里；康熙凭一声“明君”与行宫，将杀意留在了背后。这样的君臣故事，到底是君有臣道，还是臣有自保之术？你怎么看？

参考资料：[《清史稿·姚启圣传》, 《康熙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