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在北京大兴？人称“九爷”，15岁被捕，两次偷渡台湾要钱

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在一间隐蔽的别墅内，军统机要密电处的全体十名人员围坐在会议室内，个个神情肃穆。密电处长严厉的扫视一圈，开口说:“我们之中，隐藏着一个国民党特务”。

是的，相比起我们的敌后战线，在国民党干所谓“谍报工作”实在是太悲惨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他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名叫钮益惠的老人，他当年就是情报机构“军统”的小特务。

现在这个人会出现在北京大兴区的杨北村养养花、遛遛鸟，人们也会称呼他一声“九爷”。

年轻人绝对不知道，他可是一名出了名的“老罪犯”了，在他的一生中，足足有33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更加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居然还曾经两次偷渡到台湾，想要“讨个说法”，但是非常悲惨地每次在台湾都遭遇了牢狱之灾。

有这种经历，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这个人的一生，实在是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糊里糊涂，唏嘘感慨，有趣又可叹。

连他自己都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一、“小特务”钮益惠

那是在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在寒冷冬天的某个夜晚，有一批被囚在天津军管会看守所的国民党特务。

被捉到的一个“军统”的情报组长秦应麟面带绝望，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彻底失败。

这个人很有名，他在1950年受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派遣，从台湾潜入到大陆开始为他们收集情报，没想到，这个人短短几个月就被捕。

1950年9月1日，这个所谓的“总队中队长、老牌军统特务、骨干中的骨干、智勇双全的秦应麟”，就这样突然被捉住了。

迷茫绝望之际，他在监狱中走到同为狱友的一名15岁的孩子面前，面带悲伤，紧紧抓住了这个“同事”的手，嘶哑地说道：“小九，我们几个人中，只有你最小，等将来，恐怕也只有你可能回到台湾。”

秦应麟悲愤说道：“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回去了，记得一定要问问他们，问清楚这个‘王永祥’到底是个什么人！究竟是谁派来给我们送钱的！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啊！”

后来，在这一夜的囚室中的十几个人，也确实是只有这个叫做“小九”的孩子最终活到了回台湾那一天。

这个“小九”就是钮益惠。

在老年已经看淡一切的年纪，却又被人们称呼为了“九爷”。

但是他不知道，他偷渡回台湾之后，等待着他的却是各种各样的非议，这个“说法”，他讨到了吗？

我们把时光回溯一下，回到刚刚建国的那段令人振奋的时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但是北京通州垛子村的一个大家族并不多么开心，这户人家姓钮，钮益惠就是出生在这里，因为在家中同辈中排行第九，所以人们都叫他“小九”。

小九钮益惠大概知道家人们为什么不开心了。

因为那之前，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任职，他的大哥钮益培还担任过国民党第五补给区副官处二处上尉副官，还身兼多种职务。

钮家这个家庭也从郊区搬到了市区的东单牌楼的新开路戊字41号。

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钮益培等人逃去了台湾，连带东单牌楼的房子也被新政府按照法律规定没收了，一家人就又回到了通州的垛子村。

后来，钮益惠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家的大院子里停着好多的小车，我都随便开，大米白面更是从来都不缺。”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还想着长大了以后，要像哥哥钮益培那样，“每天都穿着马靴，多威风”。

总之，钮益惠的大哥逃往台湾之后，钮家也就逐渐败落了。

但是钮益惠万万没想到，就在1950年4月的某一天，钮益培突然写信，信上居然说道，自己从台湾回来了。

这真的是稀罕事。

信上还写着，让钮益惠按照信上说的时间，准时去双桥火车站去接人，自己这个很久不见的大哥要在家里放一些“行李”。

那天，十几岁的毛头小子钮益惠赶着一辆驴车，前往了双桥火车站，随着行李一同回家的，还有一个叫孙毓清的人。

等回到了家之后，钮益惠才知道拉回来的这个东西，原来是个“电台”。

这个孙毓清自然不必多说，他其实就是毛人凤组建的“天津特别组”的一员，他们就是国民党渗透进群众之中的特务，而且这个组织在大陆的首脑就是前文“悲愤”的秦应麟。

这个孙毓清有过在美国接受特务训练的背景，而且钮益惠的哥哥钮益培也是这个“天津行动组”的骨干成员，他们在这里从事所谓“党国敌后工作能否开展成败之关键”。

在钮家，不仅仅是钮益培这个大哥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而且钮益惠的大姐夫梁锡增、三姐夫刘景惠也被带进了这个组织。

那个时候，钮益惠的家里突然“热闹”了起来，而且，因为钮益惠的家位置非常隐蔽，这个电台就在他的家中建立了起来。

当时还小的钮益惠也不知道他们在密谋什么东西，最后只知道哥哥钮益培一直让他在门口“警戒”，也就是在站岗放哨。

钮益惠没有多想。

因为在他的认知中，钮益培，也就是他的“三哥”，在家中最有文化，上的是最好的育英中学，还曾经在保定上过陆军学校。

而且，他知道钮益培还做过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北平公馆的副官，甚至在那个年代还经常开汽车回家，都是“道奇”或者“雪佛兰”，所以，钮益惠知道，哥哥干的一定是“大事儿”。

据有关人士披露，当时以钮益培为主的“天津特别组”的敌方特务，主要就是在搜集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和抗美援朝的动向。

他们也在刺探中苏关系、高级民主人士与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物价、金融、币制等方面的情况。

这些人其实也更希望能够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国民党的“保密局”特务行刺之需。

二、被捕

后来，他们几个人就被抓了，当时公安部已经捕捉到了电台的讯息，但是没有具体的位置，然后，一个叫做“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着“特别组”成员需要的钱，却带领我们的公安找到了电台的所在地。

这个王永祥，就是前文中秦应麟至死想不明白的人物。

那时候，钮家人已经收到了秦应麟的来信，这封信上只有十个字。

“生意没办法做了，赶紧收摊吧！”

他们知道要出事儿，提前把很多东西都烧掉了，甚至把电台也放在了泡菜坛子中。

年幼的钮益惠和哥哥钮益培带回来的人孙毓清逃走了，没想到一走就是整整33年没有回家。

当时孙毓清也知道大事不妙，孙毓清对着钮益惠说道，跟我去台湾吧，跟我去台湾“为国尽忠”，他们决定先分别乘车前往孙毓清的故乡山东，然后再“想办法去台湾”。

没想到，钮益惠刚刚登上一辆前往济南的汽车，最后给他的，却是一副冰冷的手铐。

那时候15岁的钮益惠满脑子都是“不背叛别人”的思想，他自己都不是“天津行动组”的成员，却打死也不说别人的下落。

但是小小钮益惠的倔强却没有保住任何人。

最后，他们所有人都被一锅端，最后，钮家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审判，那时候，那一段从带回电台后的日子里。

钮家人的饭桌上就很少有过笑脸，他们也在饭桌上说过：“这部电影一旦被发现了，那么谁也活不了，谁都活不了。”

钮益惠因为年龄太小了，而且也没有深度参与这个事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因为拒不服从，死不悔改，根据法律，仍旧需要服刑。

他要面临长达33年的牢狱生活。

但是钮益惠心中仍旧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给他们“送钱”的那名叫做“王永祥”的人究竟是谁，究竟想要干什么。

为什么自己这个“团伙”因为这个人，就这样全部伏法。

三、前往台湾讨说法

在狱中，钮益惠经历了自己难忘的岁月。

他自己居然也偷偷“琢磨”过，本来钮益惠的刑期只有十年，就在1959年的时候，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钮益惠自知外面正值困难的时期，他觉得自己出去了，还不如待在监狱里，于是，钮益惠居然在监狱里组织起来了一个“暴动集团”，扬言要给父兄报仇。

这个愚蠢的行动当然失败了，最终，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是后来又被改判无期徒刑。

钮益惠是个混不吝的“小爷”，他觉得自己都麻木了，就是怎么高兴就怎么活着。

他依然有难受的事情，尤其是母亲来探望的时候，他回忆道，自己的母亲从村子里背着二十多斤的吃的，舍不得坐公交车，一步一步走到了监狱。

他的妈妈问他：“判了几年？”

钮益惠：“无期。”

妈妈问自己的孩子：“什么叫无期啊？”

那时候钮益惠心中酸楚，因为自己刚刚加刑，但是不想告诉母亲自己判了无期，只是说道：“就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回去。”

妈妈激动地看着自己的儿子：“那你快点改造，我在家等着你。”

自己的母亲走后，钮益惠就告诉自己的亲戚，自己谁也不想见，谁也不见。

不是自己不想母亲。

也不是母亲不想自己。

就是他怕别人见了自己也倒霉。

1983年的正月二十二，钮益惠已经48岁了，他仍旧顽强地活着，而且还因为表现不错，获得减刑，在这一年，他出狱了。

出狱之后，在四哥钮益海的带领下，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发现这里早就已经物是人非，最后在父母的坟地上，大哭不止。

他也做过汽车装卸工，也搞过一些家具生意和牛羊肉生意，赚了一些钱，还买了三间房宅基地，娶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子。

但是钮益惠心里一直有一块心病，不断地“抓挠”着他，那就是想要去台湾讨一个说法。

他想要揭开当年的秘密。

不死不休。

在1999年的时候，钮益惠又找到了亲友们，借了整整几万块钱，从福建出发，然后前往台湾。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台湾之后，他辗转找到了“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但是找到相关负责人之后，没想到他们却说：“你来也白来，你一分钱也拿不着。”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只见这里的人说，他们的“国防部”有通知，他们部门想要的证明，钮益惠永远也要不回来。

后来，钮益惠就被关在了警察局中，后来又被送到了位于新竹静庐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

他又被当作犯人关起来了。

那时候钮益惠经常挨打，还是把一个人叫到了屋子里，蒙上了眼睛，一共有四个警察每个人有一个电棍，分头打人。

而且他们在关押的时候，哪怕是吃饭的时候为了方便剔牙留下一根小骨头，他们被发现之后，都要被打得半死。

他还没有放弃，曾经申请给当时的台湾所谓“军情局长”写信，写明自己的事情，但是他足足写了好几万字，寄出去之后，还是石沉大海。

过了整整十个月，钮益惠终于狼狈不堪地回到了祖国大陆。

他还是没有放弃，虽然那时候拨打台湾的电话有高昂的费用，但是他还是锲而不舍地拨打着。

最终，台湾的所谓“立法院”承认了他“烈士家属”的身份。

2001年2月24日，钮益惠再次前往台湾。

这次，他已经有了经验，首先去的地方是台湾的报社，当时的报社记者接待了他，而且还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

当时的台湾“立法委员”也帮助了他，帮他给台湾的“军情处”写信。

钮益惠还需要等待回复，他想了一个办法，找了一个乞丐乞讨用的残疾人诊断书，然后在复印店复印了一份，把日期和姓名全部改成自己的。

这样，自己就有了一个“合法身份”，他在台北火车站的高架桥下找到了一个存身之地，但是因为防止警察盘问他，他还装着哑巴。

等来等去，钮益惠居然只等来了“三千美元”的救济金，这样钮益惠不能接受，他没想到自己家族的“苦难”居然只值这么点钱。

最后返回北京的时候，结果还是得去所谓的“大陆人民处理中心”，还是经历了凄惨的遭遇，毒打、暴戾的监管人员，暗无天日的日子。

待了半年，他又回到了大陆。

他还是没有搞清楚那深受困扰的问题，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自己从来没有被自己辛苦付出的人们看在眼中。

钮益惠还和老伴儿生活在租来的平房小院中，他还在尝试找北京方面起诉自己要回自己宅基地的问题，这源自自己八十年代买的宅基地与其他人产生纠纷的问题。

钮益惠还不满足，还在不断地往台湾的“军情局”写信打电话，就是想要一些生活费用。

他没有要到。

因为“军情局”否认他们应该对钮益惠负责，因为这个人只是“当年失事殉职同志之弟”，并不是正式人员。这个时候，钮益惠却还经常看凤凰卫视的台湾新闻，还说是这是“尽自己精神党员的责任”，话语中多是自嘲。

甚至马英九竞选台湾地区“总统”成功的时候，他还给发出了一份传真，后来还收到回信，让钮益惠去参加“就职典礼”。

钮益惠准备遛遛鸟、逛逛街、养养花。

他觉得背地里，台湾的各种部门一定烦死他了。

钮益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长叹一口气，只说道：“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小丑。”

这可能真的是他一生的写照了。

那个令他们失败的“王永祥”，其实就是毛人凤派过来给他们送经费的，王永祥拿着银行汇款到天津交接，然后组长秦应麟派人去银行取钱。

结果，他们所谓的“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就被一网打尽了。

有趣又悲凉。

我们破获了“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案”，也暗中注定了钮益惠他自己悲凉异常、又万分别扭的一生。

这就是钮益惠的故事。

你怎么评价他呢？

他的一生是不是实在太过悲惨了？当时如果没有走错这一步，是不是也不至于到这步田地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