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13年，出狱后想回党工作，毛泽东提出3点要求

【1939年2月，江津石墙院】“独秀先生，京城的信到了。”何之瑜举着一封折痕明显的信站在门口。陈独秀扶了扶镜片，低声自语：“又是延安的回音么？”期待与倔强同时浮在脸上。

这封信把他拉回两年前。1937年初夏，南京法庭以“叛国”罪判他十三年。不服，他当庭拍案：“以言治罪？荒唐！”法官无动于衷，只象征性将刑期改为八年。但在档案里，“叛国”两个大字依旧醒目。

对很多人来说，他是共产党早期的掌舵人；对国民党，他是敢说真话的麻烦分子。狱中，他清晨挥毫，自书“匹夫不可夺志”。那股子倔劲儿，铁栏也关不住。

牢里并不寂寞。何应钦带着纸墨讨要字，外国记者递香烟套近乎，学生送来新报。有人劝他写自传，他摆手：“温饱未安，哪顾得回忆。”直到七七事变炮声传来，他才动笔两章，随后又扔下笔。

1937年8月，日军逼近，老虎桥监狱仓促放人。陈独秀坐上小船，沿秦淮河滑出城门。重获自由，他说：“这是意外的赦令，也是新的考验。”

接下来去哪？罗汉在南京替他找了间破屋，他夜夜翻旧报，最终圈住三个字：去延安。那里有他一手扶植的事业，也还有尚未完成的理想。

信递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倾向接纳；王明、康生摇头。还有国际因素——苏联正在清洗托派，而陈独秀恰被视作托派在华代表。几经磋商，毛泽东拍板同意，但附三条：与托派公开决裂；声明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行动证明诚意。

信送到江津，他盯着“决裂”二字半天，喃喃：“理论不是脏衣服，说脱就能脱。”学生劝他先答应再说，他摆手：“违心的检讨我写不出。”翌日复信：愿回党，不写自悔。门，就此关上。

国民党趁机抛橄榄枝，邀他任劳动部长，还许诺十万经费另组党派。他冷笑：“我两个儿子死在你们枪口下，岂能与仇人共事？”蒋介石其实只想拖住他，这一手倒真见效，共产党的疑虑更重。

1938年春，他沿江而上：武汉、长沙、终抵重庆。江津石墙院屋顶漏雨，墙角发潮，却比南京的政治漩涡清净。稿费不稳，他自嘲“卖字糊口，读书人的老路”。

病痛相随。胃病、高血压和心脏衰弱轮番折磨。偶有江风，他拄杖去后院翻土，种几棵青菜。菜没长好，被孩子拔走，他只是笑：“好歹有人喜欢。”

1939年2月，周恩来驱车数小时到江津探病。一进院，见床头堆满未拆的稿费催款单，心头一紧。“先生，延安的条件真不能再想想？”陈独秀慢慢摇头：“我若去了，只会尴尬，让历史裁断吧。”周恩来塞下一百银元，他坚决推回：“互济会的钱救急，不养闲人。”

1940年后，他愈发沉默。偶尔写文章抨击时政，又被人指为“日本间谍”。他写公开信回击：“顶多收过艺文研究会的路费与医药费，何时替日人卖过命？”风波由此平息，却也耗尽了他的气力。

1942年5月27日晚，瓢泼大雨。油灯昏黄，他握着潘兰珍的手：“书桌第二格，有封遗嘱，明早交何君。”言毕合眼。天亮时，江津的报童照常吆喝，却再无人提笔纠正他们的错别字。

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沉默许久，只说一句：“痛惜。”十年后，他到安庆调研，得知陈松年生活清苦，吩咐地方每月补助三十元：“老同志的骨血，不能没人管。”

很多学生问：“陈独秀到底错在哪？”我常回答：政治不仅讲学理，更讲立场。他偏把两者拧在一起，结果被时代夹断。不得不说，当年毛泽东的三条并不苛刻，更像政治程序。可63岁的他，身无长物却骨硬如铁，你让他在白纸上写“托派有罪”，几乎要了命。

江津老宅的门楣上，他刻下四字“独立不惧”。多年风雨，笔画已模糊，那份倔强却留了下来。有人说他悲剧，我倒觉得，这也是一种罕见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