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12位主力师长，有一半是湖南人，他们是谁？

“1934年10月18日凌晨两点，湘江东岸，灯火微弱——师长同志，队伍过河后向哪儿突围？”一名警卫轻声询问。李聚奎挥了挥手：“向北，拼命也要闯出去。”短促的对话，映衬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紧张气氛，也揭开了中央红军长征路上十二位师长的群像。

当时，中央红军编制精简为三个军团、一个军、十二个主力师。师级干部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出头，却要扛起“开路、断后、突围”三重压力。十二人里六人来自湖南，他们的乡音在枪炮声里尤为醒目，这并非偶然。湘楚山水自曾国藩时代起便崇尚尚武精神，辛亥、北伐一路传承下来，到了井冈山与瑞金，湖南青年再次成为骨干。

先看那位刚刚发号施令的李聚奎。安化兰田的小伙子性格倔，嫩竹般坚挺。赣南突围时，他率红一师担任前锋，夜袭草鞋岭，硬是撕开缺口。到遵义，他又奉命南进，三天夺下老城，彭德怀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一仗，打得像一把尖刀。”建国后，他主抓后勤，被称作“将圣”并非虚名，从枪林弹雨到粮秣保障，思路都一样——不能断线。

陈光的出身则更贴近矿工子弟。宜章小镇，矿灯摇晃，他十六岁就摸过炸药。红二师的前身是红四军，主力中的主力。强渡乌江，陈光带一个营泅水先行，一夜间竖起三座木桥，毛泽东称赞“像搭梯子一样快”。他的猛，却不粗。1936年抵陕之后，陈光主动把师里仅有的一批德式重机枪交给兄弟部队，理由简单：“你们缺火力，先顶着。”

再说曹德清。益阳人，因平江起义而入伍。论年纪，只比李聚奎小一岁，可体质远不及。雪山翻越前，他已高烧三日，依旧咬牙不下火线。彭德怀看不过去，让警卫搀他走，曹德清摆手：“雪山不走，啥也白干。”遗憾的是，病体终究拖垮这位师长，他倒在草地边缘，只留下一句“跟着彭总走”，话音未落，人已去。

湘潭韶山籍的彭绍辉则完全另一种画风。独臂，却喜欢拔草棍练刀。红十五师建立时间短，但在乌蒙山回旋战中，彭绍辉一只手握枪，另一只手夹着望远镜，敌人一度以为他装了“暗器”。他笑道：“少胳膊，不少胆。”后来部队撤销，他从师长变教导营营长，头衔降了，劲头没降，解放石家庄时还是冲在最前线。

周昆的经历更显神秘。平江出身，曾任红二十一师师长。长征抵达陕北，他已是“老资格”。可抗战初期，这位干部突然于山西太岳消失。有人说他携款南逃，也有人说遭特务暗杀。现存文件只有一句“去向未明”。平江老兵提到他，常叹一句：“好枪法，好心计，可惜走岔路。”

若论悲壮，陈树湘当仁不让。长沙县农家子，红三十四师师长。湘江阻击战，他奉命断后，三昼夜没合眼，打光弹药改用石头。被俘后伤口迸裂，他竟徒手绞断肠子，誓死不降。那年他只有二十九岁，《中央红军战史》注解：“此役，敌亦肃然。”冲天血性，至今仍让人难以平静。

非湖南籍师长同样耀眼。广西临桂的李天佑，嗓门大，人称“火炮司令”。娄山关一仗，他站在山脊高喊：“枪口朝天两点！”红五师精准压制，半小时拿下主峰。从百色起义到抗美援朝，李天佑始终冲锋在前，奉行一句话——刀口舔血，寸土必争。

湖北黄梅的洪超，文弱书生模样，却敢夜夺娄山关副峰。25岁殉国，彭德怀听到消息久久无言，将军团作战日记空白一页，以示悼念。

云南彝良人罗炳辉当过滇军排长，也扛过红军军团长旗帜。论资历，在师长班子里最老。雪山段他负责押尾，一支短号挂在胸口。遇险，他先吹号，再开枪。士兵说：“听号声，心就安。”

四川达县的陈伯钧毕业于黄埔六期，写作条理清晰，比枪法更快。红十三师整编时，他连夜出三套改编方案，周恩来拍板时只说一句：“用第二套。”延安整风后，他主编《抗大教材》，让后来者受益良多。

广西桂林的周子昆自称“旧军人新信仰”。南昌起义跟着叶挺，长征中指挥红二十二师在金沙江阻援。1946年他去东北，辽沈战役担任纵队副司令，仍习惯把望远镜挂左肩，说那是叶挺教的。

安徽阜南的孙超群命运低调。红二十三师规模不大，却负责照应医护、辎重，被戏称“保姆师”。孙超群不介意，笑着说“后勤不稳，前线遭殃”。建国后，他只授少将，老部下却常去看他，口碑可以说明一切。

十二位师长，地域各异，性格各异，目标却一致——护送中央红军活下来。湘江恶战、乌江突围、遵义会师、四渡赤水、大渡河激流，对他们而言从不是单独的战例，而是一条不断抉择的生命线。试想一下，任何一处失手，长征或许改写。

有人荣升大将，有人战死沙场，有人消失在历史阴影。时代筛选从不以出身论英雄，只看生死关头那一秒的担当。十二人把答案写在刀锋与血迹上，今天的名字表，正是那张答卷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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