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

本篇摘自上野千鹤子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家务劳动论争

“家务劳动”的发现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domestic labor)。“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近代工业社会分离了“市场”和“家庭”，在这样的历史固有空间中，将这种分离连接在一起的关键一环就是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近代才诞生的概念，它不是超越历史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家务劳动历史性的提问，成功地明确了近代社会中存在的对女性固有的压迫形态。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并没有包括人类全部的劳动。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试图将市场社会相对化。他认为，虽然市场和市场中的财富即商品的出现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当“土地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近代固有的资本主义市场才得以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劳动力都能转化为“劳动力商品”。市场将某些劳动“商品化”的同时，并没有将另一些劳动“商品化”。而家务劳动就是非“商品化”的劳动之一。

没有被市场化的劳动只能停留在“私人劳动”这个层面。塞科姆指出，家务劳动没被市场化的原因不在于“家务劳动的具体条件是私人的”。对此，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给出了以下意见：

可以这么说，家务劳动之所以不能成为抽象劳动，不在于它是私人劳动。相反的，正因为它无法成为抽象劳动，所以只能停留在私人的领域。

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区别是市场强制划定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的界线。

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之间的界线——“市场”的界线是不断变动的，它是由市场“把某种对象进行某种程度的市场化”决定的。二战后，随着家电商品的普及、食品和纺织业的兴盛以及家政服务的商品化，家务劳动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市场化—商品化。“家务劳动”的内容也发生了量和质的历史性转变，这与大众生活消费标准发生了量和质的历史性飞跃，即劳动力价格发生了变化是相同的。

例如，随着洗衣店的开业，洗衣服这项原本为家庭主妇所做的家务活动有了市场价值，继而成为劳动。因此，洗衣店的营利所得是被算入GNP(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马克思认为，”生产性劳动”就是“产生交换价值的劳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洗衣服就是“生产性劳动”。但是，“洗衣服”这项劳动只不过是把脏衣服变干净、延长其使用年数(有时会因清洗的过于频繁而导致其使用寿命的缩短)而已，它并不能产生任何财富和商品。倘若洗衣服这项劳动由家庭主妇承担，那么它就不是“生产性劳动”,而是“消费性劳动”。因为这项劳动不产生“价值”，是“非生产性劳动”。

严格来讲,马克思所谓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是无法和“市场化劳动”与“非市场化劳动”的区别一一对应的。对“生产性劳动”的根本定义是“产生使用价值的劳动”。而关于其“历史性一资本主义式的定义”则是“对资本而言是生产性的”，即产生“剩余价值”的，换句话说就是“有交换价值”的劳动。由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具可比性，所以马克思在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中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产生出使用价值的劳动”和“产生出交换价值的劳动”用一个词做了表示。

从“生产性劳动”的历史特点上来说，比起“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市场强制划定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的区别更显而易见。在上述例子中，洗衣服若是由家庭主妇做的话，就是“不产生交换价值”的非市场劳动，而若是由洗衣店做的话，就是“产生交换价值”的市场劳动。岂止如此，洗衣服这项劳动不是随洗衣业的出现才被商品化的。洗衣服是家务劳动中最早独立且最容易被外部化的劳动之一。早在佣人的工作内容尚未具体化之时，也就是他们还是奴隶的时候，作为女性特有职业的浣衣女就诞生了。这样一来，甚至可以说，从家庭手工业式的浣衣女时期发展至高劳动生产性的职业洗衣这一漫长的过渡期中，曾被视为“主妇劳动”的洗衣工作，只不过是暂时委托于已婚妇女的特殊劳动而已。

如果说判断某种劳动是否拥有“市场价值”—“交换价值”的标准是由市场随意划定的话，那么把“家务劳动”视为“非生产性劳动”这一马克思的定义就只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特定劳动未被市场化而已。将“家务劳动”与其他的劳动相区别，就产生了如“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甚至是“生产性劳动”与“消费性劳动”等诸多分类。“家务劳动”是“有用但不产生(交换)价值”的劳动这一观点受到了部分女权主义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家务劳动虽然不产生交换价值，但产生使用价值”。

为女权主义者所陷入的“家务劳动—使用价值”之说指明方向的是法国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克里丝汀•道菲［Delphy,1984］。她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一样，将“家务劳动”看作问题之所在，认为女权主义应以第一级的政治性一理论性课题为出发点。

多亏新女权主义，我们才得以首次将家务劳动列为理论性课题。

根据道菲对于“家务劳动”的理论，首先，“家庭劳动也是劳动”(housework is work),其次，它是“无偿、不支付薪酬(free-unpaid)的劳动”。“家务劳动”通常是指“妻子在家中进行的工作劳动”，然而她对这种“经验性的定义”的充分性提出了疑问，并反问道：

“是否只有家务劳动是无偿劳动呢？”

最终道菲得至的是“家庭内劳动”(domestic work)的概念——“家庭内劳动”是指“在住宅(domus)内进行的无偿劳动”。“家务劳动”(housework)是指“家庭内劳动”中的某些特定劳动。“家庭内劳动”在近代之前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随处可见的劳动。然而在养牛、挤奶、剥皮、解剖肉类、点火等一系列的过程中，很难区分何为“生产”、何为“消费”。劳动带来的“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是市场的产物。“市场”不存在的地方，其区别是不存在的。

同样，“家庭内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区别亦是如此。农家的主妇既从事作为生计的农业劳动，又从事家务和育儿的工作，很难区分哪些是“农业劳动”，哪些是“非农业劳动”。

倘若该农家主要生产向市场提供的农作物,那么农妇的劳动大致可以分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和“不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然而，倘若农民仅仅为了 “直接性消费”（immediate consumption）而种植作物呢？不经过市场媒介的劳动，与所谓的“家务劳动”相同，都算是“非生产性劳动”。

然而，法国的GNP是将农家的“家庭内劳动”中相当于农业劳动的部分与非农业劳动（又称为“家务劳动”的部分）区别开来计算的。日本的GNP算法亦是如此。

当市场占有优势地位时，经济依靠货币作为媒介来流通。经济中被称为自然经济的非市场部类占了很大一部分。GNP是用货币来表示生产的指标，因此就有必要对自然经济进行货币换算。农家的自家消费部分生产量的计算方式是在假定将自家消费的部分调拨到市场这一前提下，以农作物的售出的自我定价（生产者价格）或者零售价格（购买者价格）的其中之一来计算的。这就是“假定以市场为媒介”的非市场性经济活动的计算方法。

然而“假定以市场为媒介”，那么我们该如何思考非农业劳动？如做饭、洗衣、裁缝等劳动，自家如果无法完成只能通过市场购入（市场也有完善的商品式家政服务）。家庭主妇所从事的家政服务在“假定以市场为媒介”的前提下也是成立的。

倘若如此，“家务劳动”和“家庭内劳动”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

道菲指出，"家务劳动”和“家庭内劳动”两者均是“供自家直接性的消费的生产劳动”，其区别最终归结于“农业固有的”还是“非农业固有的”这一“循环性”的定义上。农业劳动与只能被定义为“非农业劳动之劳动”的”家务劳动”的区别并非在于农业的特殊性。非农家的女性也承担的劳动才是决定“家务劳动”领域的关键。因此道菲称“家务劳动”的定义是“不论城市、农村，所有家族都共通的，自家消费用的生产”。而且这个定义将城市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的标准随后运用到了农村家庭之中。也就是说，城市中非农村家庭形成之后，其中所进行的相通的劳动在农村家庭中也开始被称为“家务劳动”。那些“非家务劳动”的生产性劳动则成为“家庭内劳动”。道菲随即将视点转向“家务劳动”为何是“无偿劳动”，她的论述给我们巧妙地解析了其中的谜题。

……由生产者直接消费的非市场的生产物，要按照生产来计算。不经过市场媒介（即不供交换）不足以解释家庭内劳动地位的原因。……所以，家务劳动与以“家庭内自家消费”的名义所计算的其他生产相同，都应当被看作是生产。供给自家消费的生产过程，是一个整体的过程。而直至最终消费的所有行为要么均是生产，要么均不是生产。

所以，“家庭内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没有本质区别。那么“家务劳动”的“城市标准”(urban criteria)的实质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中未被市场化而剩余的“家庭内劳动”，即被称为“家务劳动”。

家务劳动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是无偿劳动的原因，而并非其结果。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劳动的分割——“有收入的工作”和“无收入的工作”，以及其对应的男女的性别分工。家务是“无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是被不正当剥削的“无偿劳动”。而从这种“无偿劳动”中获利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

从市场角度来看，这种劳动被其排除在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人类的全部活动被强制区分为被包含在市场之中的劳动，以及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劳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接受并承认市场强制性。

倘若如此，我们的任务就不是将“家务劳动”称作“非生产性劳动”，并将其放逐于市场和问题分析的外部，而是去追问市场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将家务劳动放逐出市场的。“只有去追问非市场的、非货币的部分，我们才能看清女性所处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