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军区政委，又兼任省委一把手，曾提议让别人担任，没被同意

“1966年5月的一天，柳浪沟会议室里，冼恒汉停下茶杯说：‘让我来兼第一书记，未必是最好方案。’”一句平实的话，揭开了这位生于广西的将军在西北二十余年的独特经历。

冼恒汉1909年出生在广西田林县。1929年底百色起义，他跟随红七军闯进革命洪流。随后的长征，红军主力抵达陕北，他留在西北，几乎把半生岁月赌在这片黄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贺龙、关向应领导的一二〇师从事政治工作，奔波太行、吕梁之间，埋头宣传、组织、筹粮。那时人手紧张，他常背着马灯在山沟里走到深夜，来回几十里，挨家劝民兵参军。

解放战争中，他调入西北野战军，成了彭德怀手下的政治委员，先后参加青化砭、羊马河、扶眉等战役。打胡宗南、破青海马步芳，枪声里夹杂沙砾，他的嗓音被风沙磨得嘶哑，却仍撑着讲完动员会。西北的高原和戈壁把这位南方汉子彻底炼成了“土著”。

1949年，西安解放。西北军区组建，他任政治部副主任，次年升主任。1955年授衔，中将。他爱穿旧军装，写材料常用铅笔，一支笔能削到握不住才肯换。1956年初，西北军区撤销，新设兰州军区，他接过政委印信。从此一干就是22年，长到外界乍听都会皱眉：“真的在同一岗位干了22年？”

所谓“长”，并非停滞。甘青宁地广人稀，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交通又极差，军区一些部队驻地到省城来回七八天。1960年代初，粮食紧张，他和司令员主动削减首长灶，兵站补给能省一点是一点。一次视察张掖，他发现马铃薯可行，便说：“先让部队试种，能活下去最要紧。”几年后，西北多地推广“洋芋基地”，民兵、老百姓都跟着学，缓过不少饥荒。

1966年春，“大军区所在地，必须有同志挂帅”的指示传到兰州。中央考虑让冼恒汉兼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却举荐胡继宗。胡继宗地方经验丰富，1963年已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熟悉全省经济脉络。冼恒汉认为，“军队、地方各有专攻，别把篮子全塞我一个人。”然而惯例摆在那儿，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兼北京，武汉军区政委王任重兼湖北，新疆军区政委王恩茂兼新疆都已如此。最终还是他披上了两层“马甲”。

从那刻起，他的时间被撕得破碎。上午批阅军区政治部文件，下午飞平凉勘灾，夜里回兰州主持常委会。秘书回忆，冼政委常在车里打盹，醒来继续翻材料，连皮夹都塞满小纸条。处理军地矛盾时，他强调一条：先按政策，再看情理。他与省里干部说话轻声慢语，却从不含糊。“政策是铁，铁可以热，热了才能敲。”那句半带口语的比喻，在甘肃传了不少年。

周总理曾向他询问西北民族工作细节，他列数字、摆案例，没一句空话。总理点头后问：“兼任辛苦吗？”他答：“辛苦，也是一点责任。”简短六字，没有多余修辞。

冼恒汉虽是广西籍，却把西北看作第二故乡。雪线以上的乍布寺、高原牧区的帐篷、嘉峪关的风沙都与他有故事。有人统计，自1958年至1975年，他跑了一百三十多次基层牧区，平均每年五到六次，随行记录本堆满一箱。

可惜1977年，一场政治风浪席卷，他卷入被免。外界猜测颇多，当事人沉默。调离西北后，他在北京军委机关养病，很少接受采访。知情者提一句，他总摆手，“个人得失算什么，西北几十年稳定才是真本事。”

1984年，冼恒汉病逝，终年七十五岁。甘肃人民政府发唁电，用了八个字：“疾风劲草，北疆守望。”低调朴素，符合这位老政工干部的行事风格。

回溯他的履历，会发现一个现象——政治干部久驻一地并不多见，更罕见的是同时握有军地两条线。之所以能稳住，一靠政策执行严谨，二靠对西北社会肌理的熟稔。有人评价：他不说漂亮话，只给硬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他当年极力推荐胡继宗，虽未获批准，却让外界看见将军对用人原则的坚持——适才适所。后来胡继宗仍在甘肃省委长期主持日常工作，两人互补关系良好。从结果看，这样的组合为甘肃经济调研留下不少有价值的数据。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破例采用冼恒汉的建议，让胡继宗任第一书记，西北政治生态是否会更早摆脱军地一肩挑？无法验证。不过，制度最终选择了惯例，他也在惯例里尽了全力。

今天谈冼恒汉，并非强调个人传奇，而是提醒人们注意那个年代特有的管理模式：军区与地方高度交织、干部“一肩多挑”频繁出现。它有历史必然性，也带来磨合成本。冼恒汉的经历便是一面镜子，映出制度演变的痕迹。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里，他不是最耀眼的那颗星，却像西北夜空里最可靠的北斗指针，始终指向一个方向：稳定边陲，服务人民。没有铺张的豪言，有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政工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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