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当一句毫无根据的指控就能让一个无辜者陷入无尽的自证漩涡，当证明“我没做过”比证明“我做过”付出百倍代价，这种“诬告一张嘴，自证跑断腿”的现象，早已不是个体的困境，而是刺向法律尊严的一道深刻伤痕，堪称法律界难以回避的耻辱。
法律的核心价值本是惩恶扬善、维护公平，可在“自证清白”的畸形逻辑下，这一价值却时常被倒置。诬告者只需凭借主观臆断或恶意编造，就能轻易启动程序，将被诬告者拖入调查、问询、举证的泥潭；而被诬告者哪怕手握“无责”的客观事实，也需耗费大量时间、金钱与精力，去搜集每一份能证明自己无辜的证据——从考勤记录到通话清单，从证人证言到监控录像，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让“清白”沦为悬而未决的疑云。更令人寒心的是，即便最终洗清冤屈，被诬告者失去的声誉、错失的机会、承受的精神压力，往往难以通过法律途径完全挽回，而诬告者却可能因“证据不足”或“情节轻微”，仅受到微不足道的惩戒，甚至全身而退。
这种失衡的局面，本质上是对法律正义性的消解。它不仅让无辜者为他人的恶意买单，更在社会层面传递出危险的信号：诬告的成本极低，而自证的门槛极高。当人们意识到“说一句假话就能伤害他人，而证明真话却要拼尽全力”时，法律本应筑起的“防诬告”防线便形同虚设，甚至可能倒逼部分人因畏惧自证的沉重负担，在面对不公时选择沉默。这绝非法律应有的模样——法律不应让善良者在自证清白的路上疲惫奔波，更不应让恶意者在低成本的诬告中肆意妄为。
要洗刷这一“耻辱”，不能只停留在对个体遭遇的同情，更需从制度层面构建“反诬告”的屏障。一方面，应明确降低被诬告者的自证压力，将举证责任向诬告者合理倾斜，让“谁主张谁举证”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必须提高诬告的违法成本，对恶意诬告者依法严惩，让其为自己的谎言付出应有的代价。唯有如此，才能让法律回归“保护无辜者、惩戒作恶者”的初衷，才能让“诬告一张嘴，自证跑断腿”的荒诞现象彻底消失，让法律的尊严真正体现在每一个公平正义的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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