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晚年物质待遇有所改善，85岁入京申诉，黄火青出面也没办成

“1998年3月的清晨，你别跟了，我一个人能走。”85岁的丁盛把车票塞进棉衣口袋，低声对警卫员嘱咐，然后拖着略显僵硬的左腿挤进开往北京的列车。那趟列车，载着老将军最后一次也是最执拗的一次申诉。

1930年代，丁盛在中央苏区参加红军。长征过雪山时，他脚底生疮，队伍却不敢停；淮海战役，他指挥穿插，十分钟拿下敌团部。硬仗越多，脾气越烈，军中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丁大胆”。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算得上新中国第一代作战型将领中的佼佼者。

1972年春，他奉调南下接替刘兴元，兼任广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职，身边参谋感慨：“这下是真正主政一方了。”丁盛却摆摆手，只回了一句，“兵马没动，政令先行，先把部队练好。”那一年，广东边防形势紧张，他白天抓经济试点，晚上跑团营连队，风风火火。

转折出现在1977年3月。因为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及有关“怀仁堂事变”中的牵连，他被撤职查办，行政级别一下子降到了副师。告别办公室那天，警卫搬行李，他只留下一张全体干部合影，相框一角还缺了玻璃。丁盛清楚，这件事不解决，再多头衔都成空。

1982年，被要求退出现役安置地方。组织上给的地点在南昌，可他的两个孩子都在南京读书，爱人不愿分隔两地，丁盛只好申请“就近随属”，暂居南京。问题随即出现——户口、粮油本、布票全在南昌，南京供应系统不认。“看病得跑回南昌？”一次，他对朋友摆手苦笑，“我这把老骨头，说碎就碎。”

1985年，生活补贴从150元涨到200元，但物价翻倍，还是捉襟见肘。丁盛舍不得坐软卧，硬座票攥在手里一下午，掌心都是汗。老部下凑钱给他打款，他先谢，再拒。“把钱留给部队吧，前线买条枪也比留我手里值当。”这句“倔脾气台词”后来被战友传成段子。

1990年，他第一次正式赴京申诉。半年里，材料从军委办公厅转到总政，再转军纪局，最后又回到“存查”档案。丁盛住在海淀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招待所，墙面斑驳，热水要到走廊尽头去接。10月，天津老部下邀他调剂心情，他晃了两天便掉头，随身行李只有一件旧军装。

三年后，总政与总后批复：每月补助再加50元，医疗待遇按师级执行。“算是松了口气。”丁盛对儿子说，但随即又叹，“政治问题还是卡着。”他想恢复原职不现实，哪怕只是摘掉“待查”帽子，也能让后辈抬头做人。

1998年初，传来消息：黄火青老人愿意出面协调。黄火青，党和国家元老，还是当年特别检察厅厅长。丁盛眼睛一亮：“老领导说话，分量重。”于是便有了那趟春天的北上。进京后，他在长安街排队打公共电话，给黄火青秘书报到；对面答复：“黄老身体欠佳，请丁将军稍候。”隔三日，二人终于会面。

“材料你写，我递。”黄火青说得简短。98岁的老人颤巍写下几句附言，递给工作人员。丁盛鞠躬：“谢黄老信任。”走出屋子，他长舒一口气，以为曙光在前。可军委批复迟迟未到。他等了六个月，终究没能等来喜讯，只收到黄火青的口信：“丁同志，实在抱歉，此事难办。”

时间进入1999年。1月下旬，丁盛回到深圳女儿家，精神明显不如从前。心脏疾患时常袭来，医生嘱咐静养。他仍惦记那摞未批的文件，有时对着窗外嘟囔：“总得给个说法。”8月，连续高烧住院，9月初病危通知下达，军区派人探望。临终前，他让护士把军帽放在枕边，眼睛盯着那顶旧帽沿，嘴里轻轻吐出两个字：“可惜。”

丁盛走后，中央专门向家属说明善后办法：补发一次性抚恤金，保留原级医疗。但政治处理仍注明“待研究”。家中长子清点遗物：一张发黄的广州省委任命书、一本日记、几封退回的申诉信。日记最后一行写着：“要对得起历史，也要对得起兵。”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研究军史的人整理档案时发现，丁盛在广州整顿部队、推广“班排骨干轮训”方案，后来被陆军多次沿用；而他所牵连的“待查”材料，当年并未形成最终定论，理由是“证据链不足”。这或许印证了黄火青当年的无奈——某些极端复杂的政治遗留问题，不是一次会面能拉平的纠葛。

遗憾的是，丁盛终究没能亲眼看到儿女们把他的历史功过说清。物质待遇的确比撤职之初好了许多，可对他而言，真正难以释怀的，是那枚悬而未决的“政治结”。历史的归历史，个人的心结，却常常无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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