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秦雯的错，错在不够工业化，更不够科技化丨河豚社论

作者|吴爱文

2025年末，一场由编剧古二（程骏年）爆料的私密录音风波，将《繁花》导演王家卫与编剧秦雯推至舆论漩涡。数段音频中，王家卫评价唐嫣“很装”，要求团队刻意调整演员到场顺序以“破解”其性格；秦雯则吐槽陈道明“推荐自己没看过的书”，并调侃倪妮“有后台不需要找”。这些对话与二人公开场合对两位的赞誉形成尖锐反差，被网友讽为“墨镜后的真心话”。

然而，风波的核心不只是名人口舌之快，而是古二指控的署名权侵占：他自称是《繁花》核心剧情线的创作者，却仅获“前期责任编辑”署名，除了剧本工作也得兼顾助理甚至生活服务。剧组声明否认其编剧身份，强调其仅为“前期资料收集员”，但录音内容却意外揭示了更深刻的问题——王秦团队的模式，恰是中国传统影视圈仍深陷“手工工作室”时代的缩影。这种依赖个人权威、模糊分工与师徒伦理的传统业态，在工业化与科技浪潮冲击下，正暴露出系统性脆弱。

也就是说，所有共情古二的“打工牛马们”，也得明白这种和“大佬”过从甚密的“手工业”情况已经不太可能出现了。

毕竟，如果是MCN式的半工业化时代，私下录音时根本不会录到如此劲爆的内容（MCN网红/老板默认每个人都想拿他起号）；如果是短剧式的工业化时代，根本不存在署名一事，从灯光剧务到编剧导演统统没有；如果是AI式的科技创作时代，更在根本上毁灭了“同事”之说。而王秦团队一度引以为傲的“传帮带”式、无休止“折磨”团队、把剧组视为专属领地的手工作坊创作模式，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面临绝迹。

王秦心态绝非孤例

王家卫与秦雯的私密录音风波，并非创意圈层的孤例。从对话内容看，二人对合作演员的评价体系充斥着审视感：王家卫以导演权威分析唐嫣“需要被破解”的性格特质，秦雯则将陈道明定义为“不懂装懂的表演”。这种背后议论合作者的行为，在心理学中可追溯至“自恋型人格”与“认知闭合需求”——当个体过度依赖权威身份维持自我价值时，易通过贬低他人巩固心理优势。

类似案例在创意行业屡见不鲜。《奇葩说》辩手马薇薇曾因号召粉丝网暴周玄毅前妻引发争议，走节目中其语言风格也长期带有对弱势方的语言“霸凌”；而她在节目外要求奇葩说的好友隔离“敌人名单”，更暴露了通过圈子化维护话语权的行为模式。若将视角延伸至影视工业，梁朝伟曾坦言拍《2046》拍到自我怀疑，木村拓哉也表示过与王家卫合作的困惑与压力。周星驰的“片场暴君”称号同样源于类似心理机制，据多位合作者透露，他会因道具摆放偏差当众辱骂工作人员，却自视为“艺术偏执”。这背后，是创意权威异化为道德豁免的典型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行为往往被行业默认为“天才特质”——正如秦雯在录音中调侃“袭警被捞”时流露的侥幸感，折射出部分创作者对特权行为的无意识认同。

从心理动力学视角看，这种刻薄倾向常源于深度不安全感。研究显示，创意工作者因成果评价的主观性，更易陷入存在性焦虑，继而通过打压他人转移压力。

傅首尔对前夫老刘展现高光时刻时，她习惯性反驳贬低；马薇薇对姜思达“求票丢人”的指控，动用辩手帮力量排挤周思成等；郭德纲将对伦理哏的无限制使用，对沙溢胡可5岁的儿子安吉乱开玩笑“我觉得安吉就像我和胡可的孩子”，这些案例均体现出对潜在竞争者的防御性攻击。而当这类行为被圈层文化正常化后，背后“蛐蛐他人”便从个体失范演变为系统性症候。

王家卫坏就坏在还停留在手工业

虽然这件事已经变成了典型的八卦事件，但回到事件开头，古二与《繁花》剧组的纠纷核心在于署名权归属。古二自称承担了《繁花》核心剧情创作（如阿宝的股票主线、汪小姐的外贸线），剧组回应称其仅为“前期资料收集员”，否认其编剧身份，而且《繁花》剧组认为其在杀青前的两年半就离开了剧组（即2020年12月31日），以行业内对王家卫剧组风格的了解，确实很难相信其参与了后期的核心编剧工作。

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

类似纠纷在影视圈并非孤例，例如《芈月传》、《长安十二时辰》、《北平无战事》等多部作品曾卷入编剧署名争议。行业普遍存在以“助理”岗位雇佣编剧副手、师徒制中徒弟贡献被归并、徒弟难以得到编剧署名等现象。

为了解决类似的事情，中国编剧协会去年还出了《编剧署名规范指引》，虽然不是强制规定，但至少给了大家一个参考的标准。

但在河豚君看来，这样的“指引”不是不好，只是已经晚了。或者说，这份“指引”除了暴露当下传统影视行业是典型的手工业以外，对新型影视业并未任何前瞻指导意义。

如果王家卫身处的是当下的MCN时代，他会本能地意识到，任何没有血缘或婚姻等“强绑定关系”的合作者，都是潜在的“偷录者”。在MCN的逻辑里，信任是奢侈品，默认人人都会为了“起号”而随时反噬，因此，严密的法律合同和严格的绑定关系才是安全感的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薇娅所签约的谦寻实际控制人为薇娅的丈夫董海锋；辛巴、三只羊背后都是一家人；所有超大网红如李子柒、董宇辉都会和前东家闹掰。

如果王家卫身处的是已经在2025年接近800亿体量的短剧式的工业化生产环境，“署名”本身可能已无意义。短剧产业追求标准化流水线作业，剧本被拆解为“黄金三秒”、“反转模板”等可替换模块，编剧成为码字工人，其个人创作印记被极大稀释。可以说除了演员，编剧、摄影、导演、制片人等所有工作人员在短剧中都是查无此人，也几乎没有短剧会专门花几分钟去展示工作人员人名条。在这里，核心价值不属于某个具名创作者，而属于掌握流量算法的平台方和前期垫资的资本方。古二所争的“署名权”，在短剧世界可能早已让位于“分红比例”——当创作被彻底商品化，产权纠纷反而因个体的消失而消解。

（红果短剧给到剧本工作室的合作政策）

再进一步，如果到了AI创作的时代，古二与王秦的冲突甚至缺乏发生的基础。AI工具能够独立生成剧本、优化台词，人类的角色退居为提示词工程师与审核编辑。当创作不再依赖“团队协作”，自然不存在“同事”间的贡献纠纷。然而，这或许导向更科幻的结局：如果AI能写出《繁花》的商战线，古二的知识价值将被算法彻底湮没；如果秦雯只需输入指令即可生成剧本，那么古二的“前期资料收集员”身份更是荡然无存。甚至于以后真正走向“一人创作者”的时代，就像如今短视频平台很红火的的漫剧一样，任何一个核心创作者依靠AI就能共创出一部播放量过亿的项目。这个时候，别说古二，秦雯又该何去何从？

所以，王家卫的悲剧不在于他是个“坏人”，而在于他是个“旧人”。他用一种属于“传帮带”的手工业逻辑，去管理一个会用智能手机录音的现代职场人，并最终被这种时代错位所反噬。这与其说是某个人的报复，不如说是工业化与数字化时代，为所有依旧沉睡在手工作坊旧梦里的“大师”们，敲响的一声冰冷的警钟。

而一个类似古二这样的现代职场人，面临AI时代之后，确实会少了很多职场人际关系中的猜忌、拉拢、背后说人坏话，这些催生了无数戏剧性冲突的元素，将彻底失去存在的根基。

那个时候，每个创意人面临的都是无尽的数据和算法，那会是古二想要的时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