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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全球金融架构,美国国债始终是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它不仅是各国央行外汇储备的“定海神针”,更是支撑美元国际主导地位的关键支柱。
然而当前形势正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美国自身的债务规模持续攀升,截至2023年末,公众持有的债务总额已达26.2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0万亿元),占GDP比重飙升至97%的历史高位。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美债第二大外国持有国,自2020年以来不断降低持仓。尽管到2024年5月仍持有7680亿美元,但其在外国总持有量中的占比已降至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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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股趋势交织在一起,引发广泛思考:中国的减持行为是否足以撼动美元体系?美国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究竟是会首先引爆国内危机,还是将冲击波扩散至全球经济?
要解答这一问题,必须深入剖析中国减持的实际影响。许多人聚焦于“中国持续抛售”的表象,误以为美债市场即将迎来巨变,但真实数据揭示了更为冷静的现实。
截至2024年5月,中国持有的7680亿美元美债,虽然绝对值不低,但在全部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债中仅占9.6%,若将其置于美国公共债务总量之中,则占比不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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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即便中国完全清空所持头寸,对整体市场的冲击也相对有限。真正支撑美债需求的主力仍是美国本土机构——包括美联储和国内金融机构,它们合计持有超过七成的债务总额。
更重要的是,中国金融系统本身也高度依赖美债资产:作为全球公认的高流动性、高质量抵押品,美债被广泛用于银行间质押融资、满足监管要求以及管理跨境风险敞口。
若贸然切断与美债市场的联系,反而可能削弱自身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与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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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的行为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基于战略考量的外汇储备再平衡,而非针对美元体系的主动挑战。此举旨在减少对单一外币资产的过度集中,增强对外部财政波动的抵御力。
真正威胁美债可持续性的,并非外部减持潮,而是美国内部积累已久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是债务规模的失控式扩张:1980年时,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例刚突破30%,而到了2024年第一季度,这一数字已跃升至122%,四十余年间增长逾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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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由公众持有的26.2万亿美元,直接体现政府对外融资的程度。随着债务基数扩大,利息支出压力急剧上升——2023年美国联邦政府支付的债务利息接近6000亿美元,几乎与年度国防预算相当。
其次是财政治理机制的失序:2023年8月,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惠誉正式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取消其维持多年的AAA等级,理由明确指向政治极化导致的预算僵局。
两党在债务上限等问题上反复博弈,缺乏稳定的中长期财政规划,使得国家信用基础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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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的债务负担已是其他AAA级国家平均水平的2.5倍以上。叠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保与医保支出激增,以及预计延续至2025年后的减税政策,未来赤字水平将持续走高。
这些因素共同推升了政府的融资成本:自2023年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多次突破4%关口,相较2020年历史低点上涨近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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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成本上升不仅加重财政负担,还会传导至实体经济——居民房贷利率、企业债券发行利率随之抬升,抑制投资与消费,最终拖累经济增长潜力。
有人或许疑惑:既然存在如此多风险,为何全球资金仍在流入美债?答案在于其独特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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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金融市场公认的“无风险利率基准”,美债兼具高流动性、广覆盖性和强可交易性,至今尚无任何其他资产能全面替代其功能。
各国央行依靠它来维系汇率稳定,资产管理机构用它构建安全垫,国际贸易结算链条中亦频繁涉及美债清算环节。
例如卢森堡、爱尔兰等国际资本枢纽地,因其庞大的跨境基金布局,在2024年5月的美债持有排名中均位列前十;英国与瑞士则呈现长期增持态势,2020年至2024年间,英国投资者的持仓增幅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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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同期减持较多的日本,其操作也更多出于汇率干预目的。2022年日元大幅贬值期间,日本央行出售部分美债以换取美元进行市场干预,属于正常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而非否定美债内在价值。
不过,这种全球依赖正在经历渐进式转变:随着美国财政健康状况恶化,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新评估其资产配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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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为推进“2030愿景”经济转型目标,自2020年至2024年累计减持约15%的美债仓位;俄罗斯因遭受西方制裁,持仓从原先的105.1亿美元骤降至仅4500万美元。
尽管这些调整尚未动摇美债在全球储备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但却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支撑美元霸权的信任根基,正因美国自身财政失衡而悄然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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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元主导地位是否会动摇?短期内看,可能性较低。美债市场深厚的流动性、成熟的交易机制以及美元在全球支付、结算、储备中的惯性优势,仍将提供强大支撑。
但从长远视角出发,若美国无法扭转当前不可持续的财政路径,风险将不断累积:不断扩大的赤字将推动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利息支出挤压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的投入,进而削弱国家长期竞争力。
与此同时,各国对美债信心的缓慢流失,正推动国际货币格局向多元化演进。例如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已从2015年的2.2%上升至2024年的7%,显示出新兴力量的成长轨迹。
对于普通企业和投资者而言,更需警惕的并非美债突然崩盘,而是由此衍生的“渐进式冲击”:美国政府可能通过容忍更高通胀来稀释实际债务负担,导致美元购买力逐步下滑;或采取加征关税等方式转嫁财政压力,扰乱全球供应链秩序。
归根结底,化解美国债务困局的关键钥匙,并不在他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而在华盛顿的政治决策之中。
唯有制定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方案,控制支出增速,改革税收制度,并在债务上限等关键议题上实现跨党派共识,才能重建市场对美债的信心。
反之,若继续依赖“借新还旧”的短期操作,忽视财政纪律的重要性,那么即使没有大规模外部抛售,美债也将逐渐丧失“全球最安全资产”的光环,美元霸权的地基也将随之出现裂痕。
这不仅是美国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站在历史十字路口必须直面的深层命题。毕竟,美债市场的每一次波动,都可能在全球经济的湖面上激起层层涟漪,影响深远且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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