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无我。

理解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和“无”这两种智慧和人生境界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看王阳明怎么处理“有”的境界和“无”的智慧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弄懂这个，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王阳明和他这套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巨大贡献。我们通常的印象是：儒家特别看重“有”——就是强调现实社会的责任、道德规矩；而佛家、道家则看重“无”——追求超越世俗的精神自由和境界。陈来先生点明，从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看，中国哲学和文化其实就两大路子。一路是儒家代表的：关心社会、扛起道德责任，这就是“有”的境界。一路是佛家、道家代表的：追求内心平静、看淡小我、超越自我，这就是“无”的境界。
陈寅恪先生认为，10世纪以后，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事因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思想家们一边牢牢抓住儒家这个根本，坚持这个世界是实有的，一边又吸收了佛教、道教在人生境界和修养工夫上“无”的智慧。这个融合的功夫，到了王阳明这儿，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陈来先生讲，对于阳明，我们必须记住，一方面，他对那种洒脱自在、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洒落自得、无滞无碍）的“无我”境界，是有真体会的；另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以“有”为根本，以“无”为妙用（以有为体，以无为用），通过认真严肃（敬畏）来追求那份洒脱自在（洒落）。解释一下“以有为体，以无为用”：就是把儒家的道德价值当作做人的根本和核心（体），而把佛道那种“忘我”“不执着”的境界当作一种灵活运用的方法或达到的状态（用）。
一般我们将敬畏更多地归属儒家，将洒落更多地归属于佛家、道家，但在阳明那里，这对看似矛盾的东西——“敬畏”与“洒落”，有与无——实现了和解，达到了圆融的境界。关于什么是有之境界、什么是无之境界，陈来先生借助王国维《人间词话》分析诗词境界的方法，给出了一个精妙的分析。
王国维说，诗词有两种境界：“有我之境”，就是带着强烈个人情感看世界，万物都染上“我”的色彩，比如“泪眼问花花不语”。“无我之境”，就是好像忘了自己，纯粹地感受事物本身，分不清哪是我，哪是物，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按照王国维的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中国哲学的名句：
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张载的“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都是“有我之境”的代表。为什么是“有我”？因为这些都在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强调人对万物负有责任，这个大“我”要成就天地万物。
王弼的“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也”、《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程颢的“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这些是“无我之境”的代表。为什么是“无我”？因为这些讲的是圣人心灵不被外物牵绊，不固执于自我情感，顺其自然，不留执念。
陈来先生还用“有”“无”这把钥匙，解读了很多思想：“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有之境界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无之境界也。“名教”是有，“自然”是无；“敬畏”是有，“洒落”是无；“无有作好”“何思何虑”“吟风弄月”，无之境界也；​“必有事焉”“戒慎恐惧”“省察克治”，有之境界也。这“有”与“无”的互动，乃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新儒家（Neo-Confucianism）精神性的核心。回到咱今天的主角王阳明，他追求什么呢？他追求的是，要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这就是“有”，与此同时，要努力实现那种超乎日常伦理、内心无比平静、安稳、自在的“无我”境界，这就是“无”了。按照陈来先生的讲法，佛家、道家思想对儒家的真正挑战，关键不在于怎么处理像忠孝这样的伦理关系，而在于他们直面了人的生存情境，也就是人活着就会遇到的深层困惑和感受，并且提供了让人安心立命的答案。

这就给北宋以来的新儒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不深入探讨人的生存结构，就无法真正回应佛道的挑战，而要回应这一挑战，就必然要对佛道智慧有所吸收，就很可能被攻击说是“披着儒家皮的佛教徒”。
有与无的这种紧张对立，直到王阳明这里，才得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全化解”。
王阳明是怎么做的呢？他高举了道德主体性的大旗，通过“心外无理”“致极良知”“仁者与物同体”，把儒家最看重的“有”（积极入世、担当责任）推到了顶峰。同时，他又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充分吸收佛道关于“如何活得更自在超脱”的生存智慧，把强调责任的“有我之境”与追求超脱的“无我之境”结合起来。他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和生命体验，终于完成了自北宋以来儒家就想干成的大事：既坚持入世做事的价值理性，又成功吸收佛道的精神境界和精神修养。陈来先生正是从中国哲学发展的角度，看到了阳明学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