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与草根儒学

阳明后学虽然在哲学上有一些分化，但在思想行动上还是有一些共同倾向的，即阳明学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草根化”倾向，他们主动接触社会基层，吸引社会基层的士民参与思想的讨论，注重跨阶层传播思想，认为要“藏道于民”——即把那抽象的道落实、体现于老百姓的日常当中。为此，清代学者焦循比较了朱子学与阳明学：他认为朱熹的学问，是用来教导世上那些修养深厚的君子，也就是治国理政的精英的。王阳明的学问，则用来教导那些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朱熹的学问，在太平盛世、条件宽松的环境下运用，足以培养出优秀的治国人才。王阳明的学问，在局势紧迫混乱、条件简陋的情况下运用，足以成就巨大的功业。如果说要实行事物本应有的道理、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根源，这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不能拿着这套去强求那些普通人。阳明所谓“良知”，指的就是“良心”，则是普通人所能把握的，哪怕是那些天资愚钝、不善学习、无法读书的人，只要用良知去感化启发，就没有不能被触动的。所以，王阳明扫除多地叛乱，擒获朱宸濠都是运用了这个道理。
在阳明后学的诸多流派中，最能展现阳明学“草根化”倾向的是泰州学派。什么是泰州学派？与绝大多数依赖士大夫阶层进行传播的学派不同，泰州学派的核心领袖及骨干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创始人泰州人王艮本人就是从煮盐工人自学成才的典型代表；颜钧曾是从事下等劳动的“佣工”；韩贞出身贫苦陶工，坚持在乡村底层讲学；樵夫朱恕是靠砍柴维生的文盲，因倾心于王艮讲学而常立于窗外偷听，最终学有所成。这些代表人物深入田间地头、市井里巷，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向农夫、工匠、商贩等普通民众传播“百姓日用即道”“满街人都是圣人”等主张，强调人人皆可通过自己的良知得道，将高深的哲学伦理日常化、生活化。
关于泰州学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一段描述：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王阳明的思想，因为王艮和王畿的传播而风靡全国，但同时也因为他们的阐释而渐渐偏离了它本来的面目。泰州学派的王艮和龙溪学派的王畿，时常不满意他们老师的学说，进一步地借鉴佛教禅宗的思想来解读阳明的思想，这有意无意地把阳明心学推到了接近禅学的境地。
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不过呢，在王畿之后，后继弟子中没有比他更能干、更有影响力的人物了，所以龙溪这一脉的心学还没发展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泰州学派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王艮之后，他的徒弟徒孙们胆识更大了，常常是啥都不怕，赤手空拳就敢去触碰最高深的道理，甚至想去降服最难搞的东西。这一派传到颜钧和何心隐那一代，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变得完全超脱于传统礼教纲常的约束了，礼教根本管不住他们。
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顾宪成就批评说：“何心隐这帮人，整个心思都陷在名利的漩涡里，跟胶水和油漆一样黏糊糊的挣脱不开。他们之所以能煽动吸引别人，全靠他们的那点聪明劲儿，这聪明劲儿确实有些别人没有的本事。”但黄宗羲的看法和顾宪成不一样。他认为何心隐他们能那样做，不是因为他们聪明，恰恰是因为他们信奉的学问本身的激进观念。他们学的这种极端思想，被叫做“祖师禅”，特点是通过夸张的行为——比如狂放甚至叛逆的举动，来证明自己明白了本性。
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这些人简直是敢“翻天覆地”，自视甚高到觉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相比之下，佛教和尚有时会用棒喝等方法，在特定场合暂时显得厉害，但事后，他们也可以放下身份回归平常，像个普通人一样。但何心隐、颜山农这些泰州学派的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光着膀子”豁出去干的，根本没有“放下”、回归平静的时候。正是因为他们这种一味的行动，没有缓冲和停歇，才对社会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

黄宗羲的评价显然带有他的“偏见”，但去除他描述中的特定立场，我们看到的是泰州学派行动的力量。也因为他们极强的行动特征，明代人王世贞写了一篇题为《嘉隆江湖大侠》的“批评”文章，痛斥颜钧、何心隐等人“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说他们借助扮演“豪侠义士”的形象，使得那些不得志、不安分的家伙纷纷跑来给他们捧场。他批评颜钧，说他读儒家的经书连句子都断不准，认识的字也有限，却总爱自以为是地瞎琢磨、乱解释，发表些离奇古怪、邪门歪道的议论，偶尔碰巧有那么一两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倒也让人觉得畅快，还听得过去，每到一个新地方，必定先派他的徒弟提前去打前站，大肆宣扬、吹嘘他那套玄乎的本事，等到他本人来了，那些没什么见识、头脑简单的人居然也有被他吸引过去依附他——其实这一批评反而能看到他们对于普通人的吸引力。
关于他们的豪侠劲儿，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专门记载了颜钧的故事：颜钧这个人，特别有江湖侠义之心，特别喜欢急人所难，看到别人有困难就立刻冲上去帮忙。当时官员赵贞吉被贬官，要去流放地。颜钧一路亲自陪着他前往。患难见真情，赵贞吉对此感动到骨子里。还有一次，学者徐樾在湖南沅江府打仗时牺牲了，颜钧听闻后，专程去寻找徐樾的遗骸，并且带回来他老家妥善安葬。颜钧讲学也特别具有草根化的特点，如他称阳明“道祖”“明祖”；称王艮“心师”；自己的讲坛叫做“道坛”——这些都是向当时普通人讲授学问的方式。
陈来先生特别指出，泰州学派的共同特点是富于生命体验，往往有一种神秘性与平民性。关于平民性，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见一斑。那么，什么叫神秘体验呢？陈来先生将神秘体验定义为 “人通过心理控制手段达到的特殊心灵感受状态”，体验者要么感受到自我与万物的彻底融合，一切差别消弭，要么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进入永恒与无限的意识状态，体验者往往伴随高度兴奋、愉悦、崇高感及生理反应，而相关体验难以用语言精确描述，这种体验是对宇宙根本的直觉性把握，体验者往往产生宗教性或准宗教性敬畏。
最能展现这神秘体验的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一段经历。有一天晚上，王艮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整个天塌了下来，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同时，他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在四散奔逃、哭号求救。就在这危急关头，他奋力举起双臂，竟然把塌下来的整个天空给撑住了。撑住天空之后，他抬头看去，发现天空中的太阳、月亮、星辰都乱了位置，次序大乱。于是，他又用手去整理、复位这些日月星辰。突然间，他从梦中惊醒过来，这时才发觉自己浑身汗水如大雨般涌出。经历这场震撼的梦境后，他感觉内心无比澄澈透亮，对整个身心乃至世界都有了通透明晰的了悟。这些故事都具有一定的传奇性，也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出阳明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平民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