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有人问文强：你当特务的时候，是不是有个演员向你报到了？

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这一生可谓传奇：他是黄埔四期生，1926年加入我党，南昌起义时已经是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1928年到1931年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期间，领导着二十三个县的红色根据地，最后却阴错阳差脱离组织加入了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

文强从1936年入行，到1948年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当了十多年特务，他先后担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并在戴笠坠机前就已经成为军统局少数几个中将之一。

上述履历均出自《文强口述自传》，文强还毫不掩饰他对戴笠的感激：“戴笠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文强为什么会转换阵营，那就说起来话长了，他1949年1月被俘，直到1975年才特赦，据他自己说，多学习改造十几年并不是坏事，1983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文强所著《新生之路》中有这样一段话：“贾指导员很有修养，有一次他找我谈话，很严肃地指出：‘你希望早日特赦，心情可以理解。其实，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是在保险柜里，又何必急于求出去？’（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文强《新生之路》）”

贾指导员说话是在那十年期间，沈醉和董益三等特务出身的“同学”出去又进来，康泽也挨了几下，文强、黄维等人在战犯管理所，除了有一些外调人员来“讯问”，他们的日子过得倒也十分安稳，文强遇到的真正危机，是有一帮外调人员问了他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某某是不是偷偷摸摸地向你报到了？”

文强被如此问话的时候，是1972年12月，此前刚有人问过他认不认识基辛格，他的回答并没有使外调人员满意，但贾管理人员却对文强微微一笑，暗示他大可放心，因为基辛格后来已经被公开宣布为“老朋友”，文强认识他也不是什么坏事。

文强是真不认识基辛格，但是他却认识外调人员口中的“某某”，而且外调人员的口气十分严厉：“电影导演、演员某某，现已查明他既是大叛徒，又是大特务，你应该早就清楚了？”

文强在上海、华北、东北都管过特务，认识的演艺圈名人当然不少，就连比他资历浅的沈醉也认识好几个不可说的演员。

沈醉在特赦之后又被关起来，就曾有一批人严厉地讯问他是否在文化特务崔万秋家中见过一位四等女演员，聪明的沈醉知道那两个字不可说，就咬紧牙关矢口否认，并心有余悸地记载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中：“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一件聪明事，但我事后得到确实的消息，就在他们第二次提审我，我还不承认认识这两个（还有一个姓张的，笔名狄克，萧军在上海揍过他）人时，当时一个姓谢的部长为了讨好这两个与崔万秋有密切关系的人，还下条子要枪决我。因为有人向他提出，全国找我写材料的人很多，等我把材料写完后再枪决，他同意了。我没想到，写材料竟使我能‘死刑缓期执行’，因而能拖到1972年，周总理下令将我释放出来。”

沈醉出去了，文强却迎来了严峻的考验，他决定矢口否认，而且那否认也真奏效，但接下来的问题，更是让他猛然一震：“隐藏在中央的某某某，现已查明是个大叛徒、大特务。我们已经获得可靠材料，他是你策动的、发展的，你赶快彻底交代他的滔天罪行！”

文强的《新生之路》虽然是1983年出版的，那十年早已过去，但他在写作时，还是留了一些空白，某某和某某是谁，他居然都没有写明白，姓名为两个字的演员，笔者查阅资料找到了，而姓名为三个字且掌握特赦之权的人是谁，笔者一直没有猜出来。

文强也是在反问中透露了此人位置极高：“如果是我策动他背叛，发展他成为特务，他还不早想方设法，把我也‘特赦’了？我还会留在监狱吗？”

文强打哑谜，笔者一头雾水再去查资料，终于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文强传》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被文强用某某代替的两个字叫“金山”，这个名字跟文强向外调人员说的情况对上号了：“他要我帮助他们接收电影制片厂，我就答应了，要是知道他是中共秘密党员，谁还肯帮他接收电影制片厂？我一定立刻下令把他抓起来了！”

文强帮助金山接收“满映”确有其事，但他是真不知道金山是地下党员，文强在《我在东北的特务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三十辑）中也承认，他在东北担任特务系统一把手期间，确实做了很多坏事，也抓捕并杀害了很多地下党员，还搞了一些策反活动，他黄埔四期同学的部下，也有好几个投靠了文强。

文强在《口述自传》这还提到了那几个叛徒的姓名，但细看之下，我们就会发现那几人都是“小叛徒”，最大也不过就是个团级，绝不是外调人员要问的那个“某某某”。

文强在上海期间，除了本文前面罗列的职务，还当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策反委员”，行动目标可不仅仅是汉奸。

文强的回忆录留下了一个哑谜，但并不是所有的谜题都有必要破解，文强在顶住两番进攻后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他在《口述自传》中总结：“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文强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自有公论，甚至连文强故意隐去三字姓名的那位，也有人知道是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