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发展部长：中国要学会忍让，不要美国做初一，你就做十五

在新中论坛的会场里，新加坡对于中美关系又有了新的观点。

在《联合早报》主办的第七届新中论坛上，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芳达发言称：

中美进行贸易摩擦的时候不应该抱着“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的报复心态

而是应该秉持着合作互利的想法，搭建两个合作的桥梁，

通过两国的合作发展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打来的打击。

总结一下徐芳达的说法就是

中美两国要减少针锋相对的对抗，还要多找一找可以合作的机会。

更具体一点就是说，劝中国在现在的贸易战中，不要以牙还牙，

而是要在摩擦中寻找合作的机会。

除了这些，他还提出要加强两国之间青年的交流，

徐芳达觉得媒体报道很容易有失偏颇，

如果新一代青年仅仅依靠媒体来认识外界，就很容易造成偏见和误会。

但是如果双方交流增多，就会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徐芳达的主张不无道理，在地缘政治紧张和舆论撕裂的氛围里，

基层加强交流也许真的能缓解国家之间的关系。

然而，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中国是否愿意搭桥。

现实的症结是桥梁一建再毁，并不是由中方主动推动的进程。

回看这几年局势的推进轨迹，贸易摩擦并非中国发端。

时间线很清楚，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的关税战、贸易战与技术封锁，

到拜登政府提出“由岸外包”“去风险化”的产业与供应链调整，

再到现在蔓延到更广范围的强化版关税、贸易与科技限制，

中国的处境一直是被动应对，

政策力度一轮紧过一轮，外部的制度性压力持续叠加，合作空间被不断压缩。

在这种结构下，要求中方继续单方面做出更多的退让，难免会落入一厢情愿。

“搭桥”与“毁桥”的比喻在这里具有现实意义。

中方并非否定合作，也并非拒绝市场，而是在合作的前提被外部反复破坏时，

不得不以反制措施维护基本利益。

如果把主动加码限制的一方与被迫应对的一方拉到同一尺度，

要求后者“多忍让一些”，表面上是中立调停，实际却忽视了失衡的根源。

把结构性的制度安排与被动性的回应划上等号，

是一种道德叙事上的模糊处理，会把因果顺序倒置。

与徐芳达的观点相呼应，近期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演讲中也提出另一层关切。

他谈到，中国不应走向“完全自给自足”的发展路线，

因为这不利于全球合作的维系。

这个判断并不突兀，作为城邦国家，新加坡的繁荣高度依赖贸易自由与金融开放，

任何大国对抗导致的秩序震荡，都可能动摇它赖以生存的基础。

因此，中美矛盾加深，彼此之间的贸易战越打越大，

新加坡当然不想看到这个结果，所以像压迫极力想法稳定外界环境。

他强调规则、倡导沟通、呼吁坚持多边主义，在当下扮演中立调停者的身份。

希望通过调节双档关系来为自己之后的发展提供便利。

但是，新加坡真的中立吗？

新加坡的发言看似站在中立者的角度，但是仔细一想

便能发现，新加坡的发言更偏向于西方。

两国之间对于多边主义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差异。

新加坡更倾向于在现有国际规则下优化合作，

强调各方分担成本、共享收益，目的就是为了维持现有秩序的稳定。

而中国则主张平等互利，反对霸权，

认为随着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旧有的霸权逻辑已无法解决全球问题，

需要在更加平衡的框架下重新制定规则。

这种分歧体现了两国不同的叙事和利益诉求。

但是徐芳达的发言也能看大国博弈之下，小国面对这种情况的想法，

他们希望大国能通过自我约束来减少外溢风险，并在竞争中为合作留出空间。

这反映了小国的长期经验，但是也有他不可避免地局限性。

如果在双方博弈之中，如果要求弱势的一方克制自己，

只会助长强国的气焰，两国斗争更严重。

而且将被迫的反制与主动施压视为等同，很容易在道义上模糊界限，

进而在政策上产生误导。

因此，讨论“忍让”时必须考虑到现实，中国的立场并不是拒绝沟通，

而是在沟通之外坚持自己的底线与自主发展。

这些原则不是出于好斗，而是出于风险对冲与长期安全的考量。

过去几年里，国际经济与科技合作的议题不断被政治化与安全化，

供应链重构、技术限制与金融制裁交织在一起，

单方面的对话口号无法弥补制度性约束造成的裂缝。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求中方单向度地“多忍让一点”，

并不能真正修复互信，也难以重启稳定的合作。

如果把视角具体化到政策实践，修复秩序的关键不在于让一方持续后撤，

而在于让主动设限的一方收回破坏合作基础的动作。

在“搭桥”与“毁桥”的比喻里，真正有效的调停首先要劝阻拆桥的人停止破坏，

而不是要求补桥的人再多让一步。

只有在对等的前提下，合作才有持续的可能。

这种逻辑在任何双边关系中都成立，

对等带来可预期，规则才能稳固，互信才有生长空间。

对中国而言，“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并不是一句口号。

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分工，

只要规则是开放、公正、非歧视的，就用市场与产业能力去创造互利；

二是在关键领域保持可控与安全，在外部冲击到来时具备足够的韧性与回旋余地。

这样的路径与“把门关上”的自我封闭不同，

它强调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找到可检验的平衡点。

只要合作的底层逻辑不被随意改写，

中国没有排斥合作的动机，也没有拒绝对话的理由。

理解新加坡的担忧是必要的，

但理解与赞同并不是同一件事，更不能与支持划等号。

小国从它的制度与结构出发，强调稳定、强调可预期，这在逻辑上没有问题；

然而，当结构性失衡持续扩大，纠偏就必须触及导致失衡的一端。

如果国际舞台上确实存在“红线”的单方面设定、存在制度性歧视与技术封锁，

那么真正的“多边合作”就必须以纠正这些失衡为前提。

否则，要求一方“学会忍让”的倡议，

难免会落入形式上的温和，难以触及问题的根。

在讨论“初一”与“十五”的类比时，也不妨把时间再拉长一些。

过去的经验已经表明，针锋相对的短期报复并不能消除结构性矛盾，

反而容易把问题带进螺旋升级。

但同样清楚的是，单方面的妥协与无底线的后退，同样无法换来长期稳定。

真正可持续的方法，只能是在平等与互惠的框架下相向而行。

所谓“忍让”，如果脱离了对等与互利，就会变成对不对称压力的默认；

所谓“搭桥”，如果不以止损拆桥为前提，就很难落到可靠的工程图纸上。

对于中国而言，维持对话、拓展合作渠道与坚持底线并不矛盾。

关键在于，合作必须建立在规则的明确与权利义务的对等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一方无止境地后退上。

如果新方真想在中美之间“搭桥”，最有效的入口不是敦促受压一方继续克制，

而是推动主导设限的一方放下锤子。

只有这样，桥的基础才会稳固，桥的跨度才有意义。

至于“初一”与“十五”的比喻，中国不需要以对抗回应对抗，

也不需要在无底线的克制里消磨自身的安全与发展空间。

把路走稳，把事做好，不为谁的“初一”，也不惧谁的“十五”，

这是在复杂局势中最现实、也是最稳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