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林保国最终也没有再踏进我们家的门。
他只是在楼下那棵老槐树下坐了很久,直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一声无声的叹息。
在那之前的二十年里,我母亲林淑琴的人生,几乎是围绕着他转的。每个周末雷打不动的一锅猪蹄汤,每年冬天亲手织的毛衣,无数个深夜里接到电话就往医院跑的焦急背影……我一度以为,血缘就是这样理所当然的付出与被爱。
直到那笔一百六十万的拆迁款像一把锋利的刀,将这层温情脉脉的纱布彻底割开,露出了底下不对等的亲情天平。
故事,要从那个燥热的夏天说起,从拆迁的消息传来的那天开始。
第1章 老屋的夏天
我叫陈阳,那年我刚上大二。记忆里,外公家的那座老屋,是我童年最重要的背景板。它坐落在市中心一条僻静的老巷里,青瓦白墙,门前有两棵高大的香樟树,夏天一到,浓密的树荫能遮住大半个院子,空气里都是清凉的草木香。
母亲林淑琴是嫁出去的女儿,按理说,泼出去的水。但她这盆“水”,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娘家那个“盆”里倒。自我记事起,每个周六的上午,我们家厨房的风景都是固定的:母亲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碌,砂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猪蹄,香气混着八角和桂皮的味道,能飘满整个楼道。
“陈阳,去,给你外公打个电话,问他中午想不想吃点青菜,我顺路买过去。”母亲一边用汤勺撇去浮沫,一边头也不回地吩咐我。
“妈,上周不是刚送过去吗?”我有些不情愿地放下手里的游戏机。
“你外公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就爱喝我炖的这口汤。去吧,听话。”她的语气总是那么温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持。
这样的对话,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重复了无数次。猪蹄汤、手织毛衣、换季时的被褥、生病时的陪护……母亲对她父亲林保国的孝顺,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周围邻里口中交口称赞的“典范”。
父亲陈建民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员,话不多,但总在行动上支持母亲。他会开着那辆半旧的桑塔纳,载着母亲和那锅汤,穿过大半个城市,送到外公家。有时候外公心情好,会留我们吃饭,大多数时候,他只是点点头,接过保温桶,说一句:“放这吧,你们也早点回去。”
外公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年轻时是工厂里的车间主任,身上总有股不怒自威的气场。他有两个孩子,我母亲林淑琴,和我舅舅林卫东。重男轻女这个词,在我家是个从不被提及,却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舅舅林卫东在一家效益不好的小单位上班,舅妈早年下岗,两口子守着个杂货铺,日子过得紧巴巴。他们一家就住在老屋的隔壁,是外公单位分的房子,方便照顾。可实际上,照顾外公的担子,十有八九都落在了我妈身上。
“姐,爸的降压药吃完了,你下午过来的时候顺便带一盒呗。”舅舅的电话总是打给我妈。
“姐,爸想吃你做的酱肘子了,你啥时候有空?”
“姐,爸晚上有点咳嗽,你过来看看?”
母亲从无怨言,或者说,她把怨言都藏在了心里。她总说:“卫东也不容易,你舅妈身体又不好,能帮一把是一把。再说了,那是我亲爸。”
那个夏天,老城区改造的红头文件下来了。外公那座占地不小的老屋,正好在规划图的红线里。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就飞遍了所有亲戚的耳朵。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饭桌上,气氛有些异样。父亲夹了一筷子菜到母亲碗里,试探着说:“淑琴,我今天听单位的人说,你们那边拆迁,补偿标准很高啊。”
母亲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
我忍不住插嘴:“妈,那外公的老房子能赔多少钱啊?咱们家是不是也能分到一点?以后给你和爸换个大点的房子。”
我话说完,母亲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她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那是混杂着期待、忐忑和一丝不安的复杂情绪。
“小孩子家家,别瞎打听。”她嘴上这么说,但嘴角却微微上扬,“你外公还没说具体怎么分呢。不过……”
她顿了顿,像是在回忆什么,声音轻了下去:“早些年,我还没嫁给你爸的时候,你外公亲口说过,这老房子,将来我和你舅一人一半。他说,女儿也是他的心头肉。”
“女儿也是他的心头肉”,这句话,母亲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意无意地提了好几次。她脸上的笑容都多了起来,走路的步子也轻快了。她甚至开始饶有兴致地翻看楼盘广告,指着上面的户型图对我和父亲说:“你看这个三室两厅,朝南,等拿到钱,咱们也换个这样的,你住一间,再给你留个书房。”
父亲只是憨厚地笑:“你爸说了算,你爸说了算。”
那段时间,母亲炖猪蹄汤的频率更高了。她不仅送汤,还买了新上市的水果,给外公换了新的凉席和空调被。她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围绕着外公那座即将消失的老屋,和老屋里的那个人,不知疲倦地飞舞着,幻想着一个甜蜜的未来。
我当时天真地以为,我们家真的要迎来好日子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足以颠覆我们家庭伦理的风暴,正在那锅翻滚的猪蹄汤之上,悄然酝酿。
第2章 一百六十万
拆迁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外公是老住户,在片区里有威望,加上舅舅林卫东能说会道,很快就和拆迁办敲定了最终的补偿方案。
一百六十万。
这个数字,是舅舅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打电话告诉母亲的。当时我们一家三口正在看电视,母亲开了免提,舅舅略带兴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姐,定下来了!一百六十万,一分不少!下周就能签合同拿钱了!”
母亲“噌”地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喜色。“真的?这么多?”
“可不是嘛!爸高兴坏了,说晚上让咱们都过去,一家人好好聚聚,商量下这钱怎么分。”舅舅的语气听起来格外轻松。
“商量下怎么分”,这六个字,像一颗定心丸,让母亲彻底放下了心。挂了电话,她激动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念叨:“一百六十万……一人一半就是八十万……建民,陈阳,八十万啊!咱们家可以换房子了,还能给你爸把车也换了……”
父亲也被这巨大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他搓着手,嘿嘿地笑:“都是你爸的钱,他怎么说怎么办。”
“他早就说过的,一人一半。”母亲笃定地回答,仿佛在重复一个神圣的誓言。
那天晚上,母亲特意换上了一件新买的连衣裙,还破天荒地化了淡妆。去外公家的路上,她显得有些紧张,反复问我和父亲:“我这身还行吧?会不会太招摇了?”
“好看,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父亲乐呵呵地说。
到了外公家,舅舅和舅妈已经在了。小小的客厅里,难得地摆了一大桌子菜,都是从饭店叫的外卖。外公林保国坐在主位上,面色红润,看起来精神矍铄。看到我们进来,他只是抬了抬眼皮,指了指旁边的空位。
饭局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有些微妙。舅舅和舅妈异常热情,不停地给我们夹菜,说着拆迁过程中的趣事。而外公却始终沉默着,只是小口地喝着杯里的白酒。母亲几次想把话题引到分钱的事情上,都被舅舅不着痕迹地岔开了。
“爸,这次多亏了卫东,跑前跑后的,辛苦了。”母亲敬了舅舅一杯饮料。
“嗨,这不都是应该的嘛!”舅舅一挥手,大包大揽地说,“都是为了咱这个家。”
一顿饭吃得云里雾里,直到杯盘狼藉,外公才放下酒杯,清了清嗓子。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
我看到母亲紧张地握紧了拳头,手心肯定全是汗。
外公扫视了一圈,目光在母亲脸上短暂停留,然后落在了舅舅身上。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这个钱呢,我想好了。”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一百六十万,听着是不少。但你们也知道,卫东他们家的情况,孩子马上要结婚,要买婚房,彩礼,哪样不要钱?他那个杂货铺,也赚不了几个钱。”
母亲的脸色开始一点点地变白。
“所以,我的意思是,”外公终于说出了那句决定性的话,“这笔钱,就都给卫东了。让他拿去给孩子把婚事办了,剩下的,也够他们俩养老了。”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听到自己心脏“咚咚”狂跳的声音。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外公,又看看舅舅和舅妈。舅舅低着头,不敢看我们,而舅妈的脸上,则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母亲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僵在原地,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她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那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在摩擦:“爸……你……你说什么?”
“我说,钱都给卫东。”外公重复了一遍,语气不容置疑,“你是嫁出去的女儿,有陈家养着,日子过得比你弟好。就别惦记娘家的这点东西了。”
“可是……可是你当年明明说过……”母亲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你说老房子我们一人一半的!”
“我说过吗?”外公皱起了眉头,一脸的茫然和不耐烦,“我怎么不记得了?人老了,记性不好。再说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情况怎么不一样了?”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委屈和愤怒,“就因为他是儿子,我是女儿吗?爸,这些年我是怎么对你的,你心里没数吗?你生病住院,是谁在床前伺候?给你送饭送汤的,又是谁?”
“姐,你这是干什么!”舅舅林卫东终于抬起了头,脸上带着一丝尴尬和责备,“爸这么分,肯定有他的道理。你怎么能跟爸这么说话呢?”
“我的道理就是,家产,自古以来就是传给儿子的!”外公一拍桌子,下了最后的判决,“淑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用再说了。你要是觉得心里不舒服,以后……就少回来吧。”
“以后就少回来吧。”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狠狠地扎进了母亲的心里。
她呆呆地站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她看着眼前这个她孝顺了半辈子的父亲,看着那个她帮衬了半辈子的弟弟,眼神从震惊,到失望,再到彻底的冰冷。
父亲站起身,默默地扶住摇摇欲坠的母亲,对外公和舅舅说:“爸,卫东,你们这么做,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外公梗着脖子,“我处置我自己的财产,天经地义!”
母亲没有再说话,她只是深深地看了外公一眼,然后转身,决绝地走出了那个曾经被她称为“娘家”的门。
那天晚上,我们是怎么回到家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车里一片死寂,母亲一路无声地流泪,窗外的路灯一盏盏地向后掠去,像一串串冰冷的省略号,省略了她过去二十年所有的付出和期盼。
第3章 沉默的墙
从外公家回来的那个晚上,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和父亲在外面能隐约听到她压抑的哭声。父亲叹了口气,在我房门口站了会儿,低声说:“陈阳,让自己静一静吧。”
那一晚,我们家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第二天,母亲像往常一样早早起了床,做了早饭。她的眼睛红肿着,但脸上却没什么表情,平静得让人心慌。她把早餐摆在桌上,对我说了句“快吃,上学别迟到”,然后就转身进了厨房,再也没出来。
从那天起,我们家似乎多了一堵无形的墙。
母亲不再提起外公,不再提起舅舅,更不再提那一百六十万。所有和“娘家”有关的一切,都成了这个家的禁忌词。她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买菜,做饭,洗衣,上班,下班,生活按部就E班地进行,只是那双曾经总是含着笑意的眼睛,如今只剩下了一片空洞的漠然。
那口炖了十几年猪蹄汤的砂锅,被她收进了橱柜的最深处,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周末,我试探着问她:“妈,这周……还去外公那儿吗?”
她正在擦桌子,手里的抹布顿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说:“去干什么?他不是说让我少回去吗?”她的声音很平淡,听不出喜怒,却像一根针,扎得我心里发疼。
舅舅林卫东倒是打过两次电话来。第一次,是母亲接的。我不知道舅舅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只听到母亲用一种极其冰冷的语气回了三个字:“知道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次,是我接的。
“陈阳啊,我是舅舅。”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和尴尬,“呢?让她接个电话。”
“我妈在洗衣服。”我撒了个谎。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舅舅叹了口气:“你……你跟说一声,就说……我对不起她。但是……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表哥结婚,实在是没办法。”
“没办法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走全部的钱吗?拿走我妈应得的那一份?”我忍不住质问他。
“大人的事,你们小孩子不懂。”舅舅匆匆地挂了电话。
我把舅舅的话转告给母亲,她听完,只是“呵”地冷笑了一声,什么也没说,继续低头洗着衣服,搓衣板的声音在卫生间里回响,一下,一下,格外刺耳。
那年秋天,外公因为高血压住院了。
消息是邻居王阿姨偷偷打电话告诉我们的。她说,外公这次挺严重,舅舅和舅妈白天要看店,晚上才过去,医院里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父亲听完,忧心忡忡地看着母亲:“淑琴,要不……我们还是去看看吧?再怎么说,也是你爸。”
母亲正在织一件毛衣,是给我的。她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只听到她淡淡地说:“他有儿子,轮不到我这个嫁出去的女儿。”
父亲还想再劝,她却放下了毛衣,抬起头直视着父亲,一字一句地说:“陈建民,我告诉你,这件事,你别管。你要是心软,你自己去,别拉上我。我林淑琴这辈子,没这么被人作践过。”
她的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决绝和冰冷。父亲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我知道,母亲的心,是真的被伤透了。那一百六十万,不仅仅是钱,它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人心里的偏私、贪婪和冷漠。也彻底打碎了母亲几十年来对父爱、对亲情抱有的最后一丝幻想。
外公住院的半个月里,母亲真的没有去过一次。她每天照常生活,甚至还学会了跳广场舞,晚上跟着一群阿姨在小区楼下跳得不亦乐乎。她好像在用这种方式,向所有人,也向她自己证明:没有那个娘家,她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可我知道,她不好。
有好几次深夜,我起夜都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窗外的月光发呆,身影萧索而孤单。我知道,那堵沉默的墙,不仅隔开了她和娘家,也把她自己的一部分,永远地困在了里面。
外公出院后,听说搬去和舅舅一家住了。舅舅用那笔钱,在郊区买了一套一百四十平米的大三居,装修得富丽堂皇。乔迁之喜那天,他们家大宴宾客,唯独没有请我们。
我们家和外公、舅舅那边,就这样,彻底断了联系。时间一晃,就是两年。
第4章 不速之客
两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我大学毕业,在一家设计公司找到了工作,每天忙得像个陀螺。父亲也快要退休了,开始研究养花种草。母亲似乎真的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她当上了小区广场舞队的领队,每天都神采奕奕,还交了不少新朋友。
我们家再也没有人提起外公和舅舅,他们就像是被时间洪流冲走的石头,沉入了我们生活的河底,了无踪迹。
直到那年冬天,一个寻常的周三下午。
那天我因为项目提前结束,难得早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到玄关处摆着一双陌生的、沾着泥点的旧布鞋。鞋子旁边,还放着一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蛇皮袋。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客厅里,母亲林淑琴和父亲陈建民坐在沙发的一头,脸色都很难看。而在沙发的另一头,坐着一个干瘦、苍老的身影。
是外公林保国。
两年不见,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头发全白了,稀疏地贴在头皮上,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已经磨破了,整个人显得局促不安,双手不停地在膝盖上摩挲着。
“爸,妈,我回来了。”我轻声叫道,打破了客厅里凝滞的空气。
母亲看到我,像是找到了救星,立刻站起来:“陈阳回来了,我去做饭。”她逃也似的进了厨房。
父亲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示意我坐下。
外公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向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
“外……外公。”我有些不自然地叫了一声。
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父亲只好没话找话地问:“爸,您……您怎么突然过来了?也没提前打个电话。”
外公低着头,声音沙哑地说:“卫东……卫东他,把我赶出来了。”
我跟父亲都愣住了。
厨房里传来“哐当”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
外公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这两年发生的事情。
原来,舅舅拿到钱给表哥买了婚房、办了婚礼后,剩下的钱没多久就因为做生意亏光了。舅妈本来就对外公住在家里颇有微词,觉得他一个老人又费钱又占地方,现在家里没了钱,更是对他横眉冷对,天天指桑骂槐。
“她说我老不死的,白吃白喝。”外公的声音在发抖,“前天,就因为我多用了点水,她就跟我大吵一架,把我的东西全扔了出来,说……说这个家不是我养老的地方,让我去找我女儿。”
“卫东呢?舅舅他不管吗?”我忍不住问。
“他?”外公苦笑了一下,“他就是个,在他老婆面前,一个屁都不敢放。就站在旁边看着,一句话都不说。”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手绢,擦了擦眼角。“我在外面小旅馆住了一晚,实在没地方去了,才……才想着到你们这儿来。”
他说完,客厅里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能理解外公的遭遇有多凄惨,可一想到两年前他是如何对待我母亲的,我心里的同情就怎么也涌不上来。
厨房里,母亲一直没有出来。
晚饭很简单,三菜一汤,摆在桌上。母亲自始至终没有看外公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她只是默默地给我和父亲夹菜,自己却没吃几口。
外公端着碗,手抖得厉害,饭粒撒了一桌子。他想夹块肉,试了好几次都没夹起来。
父亲看不下去了,夹了一块放到他碗里,低声说:“爸,您慢点吃。”
外公点点头,把那块肉塞进嘴里,眼泪却掉了下来,滴进了饭碗里。
一顿饭,吃得五味杂陈。
饭后,父亲把外公安顿在我的房间,让我暂时去客厅睡沙发。母亲则一声不吭地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开得很大,仿佛要掩盖这屋子里所有令人不适的声音。
我知道,真正的暴风雨,才刚刚开始。母亲的沉默,只是这暴风雨来临前,最压抑的宁静。
第5章 “想去哪就去哪”
外公在我们家住下的第一晚,谁都没睡好。
我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乱糟糟的。主卧里,我能隐约听到父母压低声音在争论着什么。而我的房间里,则不时传来外公压抑的咳嗽声和叹息声。
第二天一早,我被厨房的动静吵醒。是母亲,她已经做好了早餐,小米粥,煮鸡蛋,还有几碟小菜。
外公也起来了,他局促地站在卫生间门口,不知道该做什么。
“吃饭吧。”母亲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依旧是冷冰冰的,不带一丝感情。
餐桌上的气氛比昨晚更加诡异。外公大概是饿坏了,喝粥的声音很大,呼噜呼噜的。母亲皱了皱眉,放下了筷子。
“淑琴……”外公开口了,声音里带着讨好的意味,“这粥熬得好,跟你小时候给熬的一样。”
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就像点燃了引线。
母亲抬起头,冷冷地看着他,看了足足有十几秒。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妈早就死了。”她一字一顿地说。
外公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端着碗的手停在半空,不知所措。
父亲连忙打圆场:“淑琴,怎么说话呢!爸,您别介意,她就是这个脾气。”
“我就是这个脾气?”母亲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她把筷子往桌上重重一拍,发出一声脆响,“陈建民,你给我闭嘴!这里没你的事!”
她把矛头转向了外公,积压了两年的委屈、愤怒、失望,在这一刻,如同火山一样,彻底爆发了。
“林保国,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我是嫁出去的女儿,让我少回娘家。你说,家产是儿子的,没我的份儿。怎么?现在你儿子不要你了,你就想起你还有个女儿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眼圈通红。
“你生病,是我在医院端屎端尿,林卫东露过几次面?你过生日,是我大老远跑去给你做一桌子菜,他们两口子给你买过一件像样的礼物吗?我孝顺了你半辈子,换来了什么?换来你一句‘钱都给卫东’!换来你一句‘以后少回来’!”
“我……”外公张着嘴,想辩解,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老脸羞愧得通红。
“你别说话!”母亲厉声打断他,“你以为我稀罕你那点钱吗?我告诉你,我不稀罕!我在乎的是你这个当爹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女儿!事实证明,没有!在你心里,我林淑琴,连你儿子的一根脚指头都比不上!”
“现在,你被你那个好儿子、好儿媳赶出来了,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跑到我这儿来,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脸来?你把我这儿当什么了?垃圾回收站吗?”
母亲的话,字字句句都像刀子,狠狠地剜在每个人的心上。
我从来没见过母亲这个样子。她一直都是温婉、隐忍的,就算有委屈,也都是自己默默消化。我没想到,她的心里,竟然藏着这么深的怨和痛。
外公被骂得抬不起头,瘦削的肩膀不停地颤抖,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地往下淌。
“淑琴……爸错了……爸知道错了……”他哽咽着,声音断断续续。
“错了?”母亲冷笑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悲凉,“晚了!从你把那一百六十万全都给你儿子的那一刻起,你这个父亲,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
她站起身,走到门口,拉开房门,指着外面,用一种近乎于残忍的平静,说出了那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你走吧。想去哪就去哪,别待在我家里碍眼。”
冬日的寒风从门外灌了进来,吹得人瑟瑟发抖。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那一刻静止了。
父亲愣住了,我愣住了,外公更是像一尊石化的雕像,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满脸的绝望。
他看着自己的女儿,这个他曾经无比亏欠,如今却用最冷酷的话语拒绝他的女儿,嘴唇翕动着,最终,什么也没能说出口。
第6章 楼下的影子
母亲说完那句话,就摔门进了自己的房间,再也没有出来。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父亲,还有像木雕一样呆坐着的外公。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外公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只剩下两道深深的泪痕,刻在他苍老的脸上。
“爸,您……”父亲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任何语言在刚才那场暴风雨般的斥责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外公缓缓地站起身,他的腰比来的时候更弯了,仿佛被什么东西彻底压垮了。他没有看我们,只是默默地走到我的房间,收拾起他那个破旧的蛇皮袋。
动作很慢,很慢,每一下都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把几件换洗的旧衣服叠好,放进袋子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难受得紧。我知道母亲说的是气话,是积压了太久的情绪宣泄,可这些话的杀伤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父亲走过去,按住外公的手:“爸,您别走。淑琴她……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说的都是气话,您别往心里去。”
外公摇了摇头,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不了……不了……她说的对,是我……是我对不住她,我没脸待在这儿。”
他拉上蛇皮袋的拉链,拎在手里,步履蹒跚地向门口走去。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抬起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
“陈阳……”他沙哑地叫了我的名字。
“外公。”我低声应道。
“好好……好好对。”他说完这句,便不再停留,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和父亲追到门口,只看到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楼梯的拐角处。父亲急得直跺脚:“这……这可怎么办!他一个老人家,能去哪儿啊!”
父亲想下楼去追,我拉住了他:“爸,你别去了。让外公自己静一静,也让我妈静一静。”
我知道,现在追下去,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个结,不在于外公有没有地方住,而在于我母亲心里的那道坎,能不能迈过去。
父亲在客厅里焦躁地来回踱步,时不时地看一眼主卧紧闭的房门。我走到窗边,掀开窗帘的一角,朝楼下望去。
外公并没有走远。
他就在我们家楼下那棵老槐树下,找了个石凳坐了下来。冬天的槐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寒风吹过,发出呜呜的声响。外公把那个蛇皮袋放在脚边,双手插在袖子里,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像一尊风中的雕塑。
他的背影,在冬日灰白的天空下,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孤单。
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或许是在后悔,或许是在反思,又或许,只是单纯的无处可去。
主卧的门,一直没有开。
我能想象到,母亲此刻一定也和我一样,正躲在窗帘后面,看着楼下那个让她又爱又恨的父亲。她的内心,一定比任何人都要煎熬。赶走他,是积怨的爆发;可看着他孤零零地坐在楼下,她的心又何尝不是在滴血?
血缘,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它能让你恨得咬牙切齿,却又在最关键的时刻,让你痛得无以复加。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楼下的外公,从上午坐到了下午。期间,父亲几次想下楼去叫他,都被我拦住了。我告诉父亲,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件事,必须由母亲自己来做决定。
太阳慢慢西斜,天色一点点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把外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投在冰冷的地面上,像一声无声的叹息。
天快黑的时候,主卧的门,终于“咔哒”一声,打开了。
母亲走了出来。她的眼睛依旧红肿,但脸上的表情却平静了许多。她没有看我们,径直走到厨房,打开了那个尘封了两年的橱柜,从最里面,拿出了那口熟悉的砂锅。
她淘米,烧水,动作有条不紊。
然后,她对我说:“陈阳,下去,把你外公叫上来。”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却异常清晰。
“跟他说,晚饭好了,回来吃饭。”
第7章 那碗没喝的汤
我飞快地跑下楼。
寒风刺骨,外公还坐在那棵老槐树下,整个人像是冻僵了。他的嘴唇发紫,看到我下来,只是迟缓地抬了抬眼皮。
“外公,”我跑到他面前,喘着气说,“我妈……我妈让你上去吃饭。”
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光,但很快又黯淡了下去。他摇了摇头:“不了……我不上去了,我给添堵。”
“我妈熬了汤。”我加了一句。
听到“汤”这个字,外公的身体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走吧,外公,上面冷。”我拉起他冰冷的手,他的手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他没有再拒绝,任由我拉着,拎起那个蛇皮袋,一步一步,缓慢地向楼上走去。每上一级台阶,都像是在攀登一座大山。
回到家,饭菜已经摆上了桌。四菜一汤,其中一碗,正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猪蹄汤,正冒着腾腾的热气。
母亲坐在桌边,没有看我们,只是低着头。父亲则忙着给外公拿碗筷,张罗他坐下。
外公在桌边站了很久,他看着母亲,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最后,他只是默默地坐下,拿起筷子,却迟迟没有动。
“吃吧。”母亲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打破了满屋的寂静。
外公这才颤巍巍地夹起一块豆腐,放进嘴里。
这顿饭,比中午那顿更加沉默。没有人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母亲给外公盛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
外公看着那碗汤,看了很久很久,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他没有喝,只是用勺子在碗里搅了搅,然后放下了。
饭后,母亲对父亲说:“建民,你带爸去洗个热水澡,换身干净衣服。”然后又对我说,“陈阳,把你房间的床铺好。”
她像是在安排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等外公洗完澡,换上父亲的睡衣出来后,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一些。母亲叫住他,指了指客厅的沙发。
“坐下吧,我们谈谈。”
这是风暴过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外公拘谨地坐下,像个等待审判的学生。
“那一百六十万,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开门见山,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不要听林卫东说的那些借口,我要听你亲口说实话。”
外公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然后,他才用一种近乎于忏悔的语气,道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原来,在拆迁款下来之前,表哥谈了个女朋友,女方家里条件很好,但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在市中心全款买一套婚房,否则免谈。舅舅和舅妈为了儿子的婚事愁白了头,他们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卫东和媳妇,跪在我面前求我。”外公的声音充满了疲惫,“他们说,要是这婚事黄了,他们这辈子都没脸见人了。他们说,你是嫁出去的女儿,日子过得好,不差这点钱。他们求我,把钱都给他们,救他们一家。”
“所以你就答应了?”母亲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波澜。
“我……我糊涂啊!”外公猛地抬手,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我这脑子里,就想着儿子得传宗接代,不能断了香火。我觉得你已经嫁人了,有依靠了,可卫东要是结不了婚,我们老林家……我就想着,先紧着他那边,委屈……委屈你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母亲追问,“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哪怕你跟我说,卫东急用钱,先借给他,我难道会不答应吗?你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说那些话来伤我?”
“我……我没脸说啊!”外公痛苦地捂住了脸,“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从小到大,什么好东西都先想着你弟。我怕跟你说了,你不同意,你心里不舒服,到时候闹起来,家丑外扬,不好看。我就想着……我就想着快刀斩乱麻,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你们都得听我的……”
他以为他是一家之主,可以主宰一切。却没想过,这种独断专行,对那个一直默默付出的女儿,是多大的伤害。
“你从来就没想过我心里舒不舒服。”母亲淡淡地陈述着一个事实,脸上没有愤怒,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悲凉,“在你心里,儿子的面子,比女儿的心重要。”
外公无言以对,只能不停地用手背抹着眼泪。
事情的真相,并没有比我想象的更复杂,却比我想象的更令人心寒。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重男轻女的故事,这是一个根植于传统观念下的,一个父亲的自私、懦弱和偏袒。他不是不爱女儿,只是在他心里,女儿的爱和付出,是可以被牺牲的,是可以被理所当然地拿来填补儿子的窟窿的。
这比单纯的“不爱”,更伤人。
第8章 没有愈合的伤口
那晚的谈话结束时,已经接近午夜。
外公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开在了桌面上,包括舅舅生意失败后,舅妈是如何变本加厉地刻薄他,而舅舅又是如何懦弱地默许这一切。他说得越多,就越像一个在忏悔的罪人。
母亲自始至终都只是安静地听着,没有再打断他,也没有再指责他。她的脸上,是一种混杂着疲惫、悲伤和释然的复杂表情。
最后,外公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还有五万块钱。”他把卡推到母亲面前,手在发抖,“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是我这些年偷偷攒下的养老钱。本来……本来是想留着自己以防万一的。淑琴,你拿着。我知道,这跟那笔钱比,不算什么,但这是爸……爸的一点心意。”
母亲看着那张银行卡,没有伸手去接。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外公,一字一句地说:“爸,钱,我不要。”
外公愣住了。
“这钱,你自己留着养老。”母亲继续说,“从明天起,你就住在这里。你的房间,我会收拾出来。但是,我有几个条件。”
外公连忙点头:“你说,你说,多少个条件我都答应。”
“第一,”母亲伸出一根手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不想再提,你也不要再提。我们谁都不要再提那一百六十万,也不要再提林卫东一家。”
“第二,你住在这里,不是客人,也不是主人。家务活,能干的你要干。我不会像以前那样伺候你,我们是平等的。我养你的老,但你也要尊重我们这个家。”
“第三,”她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决绝,“我不会再阻止你见林卫东。但是,如果你想把我们家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一针一线,拿去贴补他,那么,这个门,你也不用再进了。”
外公听着,眼泪又流了下来,他不停地点头:“我懂,我懂……淑琴,爸都答应你。”
母亲说完,站起身,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知道,这已经是她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外公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但所有人都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母亲真的做到了她说的。她给外公提供食宿,照顾他的基本生活,但那种发自内心的亲近和热络,再也没有了。她不再为他炖汤,不再为他织毛衣,她会给他夹菜,但不会再问他想吃什么。他们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外公也变了。他不再是那个威严的一家之主,他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卑微。他会主动扫地、擦桌子,会帮着择菜。他总是想找机会和母亲说说话,但母亲总是很巧妙地避开。
伤口可以被包扎,但留下的疤痕,却永远无法消失。母亲心里的那道伤口,太深了。它需要用余下的岁月,慢慢去抚平,或许,永远也抚不平。
有一次,我看到外公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发呆。我走过去,递给他一杯热水。
“外公,你在想什么?”
他回头看了看我,叹了口气:“我在想,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总要做错一些事,才能明白一些道理。可惜啊,等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我知道,母亲的和解,不是原谅,而是一种放下。她放下了怨恨,也放下了期待。她不再期待从父亲那里得到对等的爱,所以也就不再会因此而受伤。她用一种成年人最理智,也最残忍的方式,和自己的过去做了切割。
这或许,也是一种成长。
至于我,经历了这一切,也一夜之间长大了。我明白了家庭的复杂,人性的幽微。我懂得了亲情并非总是无私和温暖,它同样裹挟着算计、偏心和伤害。但我也看到了,即使伤痕累累,血脉的联结,依然有着斩不断的韧性。
就像母亲,她最终还是打开了那扇门。这扇门背后,不是因为原谅,而是因为她内心深处,那份无法割舍的、作为女儿的责任和底线。
生活还在继续。我们家,在外公住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微妙的平衡。也许这不完美,甚至有些冷清,但这或许就是最真实的生活。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对错,只有带着伤痕,继续向前走的人们。
那个冬天过去后,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一天下午,我看到母亲在阳台上,给一盆枯萎了很久的兰花浇水。
阳光下,那盆兰花的新叶,竟然透出了一点点微弱的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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