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母亲改嫁，二叔把我留下，二婶不同意，堂弟：多个儿子不好吗

二婶晚年总念叨，说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是我，最享福的事，也是享了我的福。

她说这话时，总会看着窗外那棵我小时候种下的石榴树。四十年的风雨，那棵树从一根细弱的苗，长成了能为整个院子遮阴的参天大树。就像我，从一个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的瘦弱男孩，长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

每当这时，我都会笑着摇摇头，说：“二婶，没有您和二叔，我连棵草都长不成。”

可记忆的潮水总会没过脚踝，带着凉意，将我拉回1982年那个下着小雨的秋天。

那一年，我八岁，母亲改嫁了。

第1章 新家

母亲走的那天，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浸了水的脏抹布。她给我换上了一件新做的蓝布褂子，针脚密密麻麻，有点扎人。她没哭，只是反复摩挲着我的头，嘴里念叨着：“小默，跟着你二叔，要听话，要懂事。”

我攥着她的衣角，点了点头。我以为她只是去镇上赶集，晚上就会回来。

可她跟着一个陌生的男人上了一辆拖拉机，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村口泥泞路的尽头。我一直站在雨里，直到二叔陈建国的大手落在我的肩膀上，温暖而粗糙。

“走，小默，跟二叔回家。”

二叔家离我家不远，就隔着两块菜地。他牵着我的手，我提着一个装着两件旧衣服的小包袱，一步一个脚印地踩在湿滑的田埂上。雨丝斜斜地打在脸上，冰凉。我没回头看那个已经空了的家，我怕一看，眼泪就掉下来了。

二叔家的门是虚掩着的。一推开，一股混合着饭菜香和煤烟味的热气扑面而来，让我冻得发僵的身体打了个哆嗦。

“回来了？”二婶王秀莲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尖锐。她端着一盘炒白菜走出来，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像是挂在嘴角的笑意忘了收回去。

“秀莲，这是小默，以后就跟咱们一起过了。”二叔搓着手，语气里带着点讨好。

二婶把菜盘子重重地放在八仙桌上，发出“哐当”一声响。她没看我，只是盯着二叔，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建国，你真想好了？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多张嘴吃饭，你当是多双筷子那么简单？”

“哥就留下这一个根儿，我能不管吗？”二叔的声音沉了下去，“我答应过哥，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小默。”

“你答应，你答应！你拿啥答应？就凭你那点死工资？还是地里那几颗粮食？”二婶的嗓门高了起来，但又很快压了下去，显然是不想让邻居听见。

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又冷又硬。我站在门口，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那个小小的包袱仿佛有千斤重。我觉得自己像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多余，碍眼。

就在这时，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从里屋跑了出来，他比我矮半个头，是我的堂弟陈兵。他好奇地打量着我，然后一把拉住我的手，冲着他妈嚷嚷：“妈，你干啥呢！多个哥哥不好吗？以后就有人陪我玩了！”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声音清脆响亮：“多个儿子，不也挺好吗？”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冰封的湖面。二婶愣住了，看着自己天真烂漫的儿子，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解下身上的围裙，转身进了里屋。

二叔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他把我拉到桌边，给我盛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米饭，又夹了一大筷子白菜堆在上面。

“快吃，小默，饿坏了吧。以后这就是你家。”

我捧着那碗饭，米饭的香气混着泪水的咸味，一起咽进了肚子里。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的人生要换一种活法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二叔家的小偏房里。那原本是个堆杂物的储藏室，二叔花了一下午收拾了出来，给我搭了一张木板床。床板很硬，被子虽然是旧的，但晒过了，有阳光的味道。

我躺在床上，能清晰地听到隔壁主屋里二叔和二婶压低了声音的争吵。

“……日子本来就紧巴，你再弄个孩子回来……”

“……我哥就这么一个独苗……”

“……陈兵怎么办？以后吃的穿的，哪样不得从他嘴里省？”

“……我多去拉几趟板车，累不死！”

“……你说的轻巧！”

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沉默。我把头埋进被子里，紧紧地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我知道，二婶说的都是实话。82年的农村，谁家都不富裕，二叔在镇上的砖窑厂上班，一个月几十块钱工资，要养活一家三口，本来就捉襟见肘。

现在，又多了我。

我成了这个家的负担。这个认知像一块冰，贴在我的心口上，凉得我彻夜难眠。

后半夜，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我吓得一动不动，屏住了呼吸。

一个人影蹑手蹑脚地走到我床边，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我看到是二叔。他俯下身，轻轻地帮我把滑下去的被子拉上来，掖了掖被角。他的动作很笨拙，但很轻柔。

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旱烟味和汗味，那是父亲在世时我最熟悉的味道。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顺着眼角滑进了枕头里。

在黑暗中，我暗暗对自己说，陈默，你一定要听话，要懂事，要少给二叔二婶添麻烦。

因为，你已经没有别的家可以回了。

第2章 碗里的肉

在这个新家里，堂弟陈兵是我童年里唯一的光。

他像个小炮仗，整天精力旺盛地跟在我身后，“哥哥，哥哥”地叫个不停。他把他的弹珠、铁环、小人书全都分给我一半，还教我怎么爬树掏鸟窝，怎么在小河沟里摸鱼。有了他，我寄人篱下的日子才不至于那么灰暗。

二叔待我视如己出。他总是沉默寡言，但对我的好都体现在行动上。每次从镇上回来，兜里揣着的糖果，总是先塞给我一颗，再给陈兵一颗。家里的活儿，他也从不让我沾手，总说：“小默只管好好读书，以后考上大学，给你爸争口气。”

唯有二婶王秀莲，她对我的态度像院子里那口老井里的水，不冷，但也绝不热。

她从不打骂我，也保证我饿不着、冻不着，可那种疏离和戒备，像一根细细的刺，总是在不经意间扎得我生疼。

吃饭的时候，这种感觉最明显。

我们家的饭桌上，肉是稀罕物。通常一个星期才能吃上一回，多半是二婶从集市上买回来的巴掌大的一块五花肉，切成薄片，和土豆或者白菜一起炖。

每次炖肉，二婶掌勺。她会先给二叔碗里盛上满满一勺，然后给陈兵碗里也堆成小山，最后轮到我，勺子总会很“巧合”地在锅边上磕一下，抖掉一半，只剩下几片零星的肉片和满碗的土豆。

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是偶然。

第二次、第三次，我便明白了。

陈兵总是大大咧咧地吃着，吃得满嘴是油。他有时会发现我碗里的“惨状”，便会用他油乎乎的筷子夹起一块最大的肉放到我碗里：“哥，你吃这个，这个肥！”

每当这时，二婶的筷子就会“啪”地一声敲在陈兵的手上，嘴里嗔怪道：“吃你自己的！你哥不爱吃肥的！”

陈兵委屈地缩回手，嘟囔着：“我哥咋不爱吃了？上次他还说香呢！”

“小孩子家懂什么！”二婶瞪他一眼，然后用眼角的余光瞥我一下。

我赶紧低下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我把那几片可怜的肉片小心翼翼地埋在米饭底下，想留到最后再吃。

二叔看在眼里，但他不善言辞，只是默默地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我一半，沉声说：“小默正在长身体，多吃点。”

“你给他了，你吃啥？明天还要去砖窑厂出大力！”二婶立刻反驳。

“我吃菜就行。”二叔闷声回答，不再说话。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又变得尴尬起来。我碗里那几块来自二叔的肉，仿佛有千斤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偷，偷走了本该属于这个家的一份温暖和安宁。

从那以后，再吃肉的时候，我总是主动说：“二婶，我不想吃肉，给我多盛点土豆就行。”

二婶的脸色会稍微缓和一些，嘴上说着“这孩子，真懂事”，手里的勺子却丝毫没有犹豫，真的给我盛了满满一勺土豆。

只有陈兵会急得嚷嚷：“哥，肉多好吃啊！你为啥不吃？”

我只能对他笑笑，说：“哥哥牙疼，嚼不动。”

这样的谎言，我说了很多年。以至于后来，我真的对肥肉提不起任何兴趣。

除了吃饭，穿衣服也是一道坎。

陈兵的衣服总是新的，颜色鲜亮。而我身上的，大多是二叔的旧衣服改的，或者是亲戚家孩子穿剩下的。二婶的手很巧，她会把那些不合身的衣服拆了，重新裁剪缝合，让它们勉强能穿在我身上。

可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学校里，总有调皮的同学指着我身上的衣服笑话我：“陈默，你又穿补丁裤子啦！”“你看他的袖子，一长一短！”

我涨红了脸，却无力反驳。放学后，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跑到村后的小河边，用泥巴把裤子上的新补丁蹭脏，让它看起来旧一些，不那么显眼。

有一次冬天，天气特别冷，滴水成冰。我脚上的棉鞋破了个洞，走起路来，寒风一个劲儿地往里灌。我的脚冻得像胡萝卜，又红又肿，长满了冻疮，晚上痒得睡不着觉。

二叔发现了，硬拉着我去镇上的供销社。他摸遍了全身的口袋，凑够了钱，给我买了一双崭新的黑色棉鞋。那鞋子又厚又暖，踩在地上软绵绵的，像踩在云朵上。

我抱着新鞋，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

可第二天早上，我准备穿新鞋去上学时，二婶拦住了我。

她把陈兵脚上那双半旧的棉鞋脱下来，递给我说：“小默，你先穿小兵这双，他脚长得快，这双新的给他穿，不然明年就小了，浪费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我看着那双崭新的棉鞋被穿在了陈兵的脚上，而我，只能套上他那双已经有些变形的旧鞋。鞋子有点挤脚，但我什么也没说。

二叔在一旁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一言不发地扛起锄头下地了。

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排在第二位的。所有的好东西，都要先紧着陈兵来。我不能有任何怨言，因为我吃的是他们家的饭，住的是他们家的房。

我没有资格去要求什么。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拼命地干活。放学后，我把家里喂猪、砍柴、挑水的活儿都包了。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偿还我欠下的这份情，也希望二婶能看到我的价值，能对我好一点点。

哪怕，只有一点点。

第3章 暖水瓶的风波

日子就在这种小心翼翼的平静中，一天天滑过。我上了初中，个子蹿得很快，成了个半大小子。学习成绩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这是二叔最骄傲的事，也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能挺直腰杆的资本。

二婶对我的态度，也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处处防备，虽然依旧不亲近，但至少不会再因为一碗肉、一件衣服而给我脸色看。家里的气氛，缓和了不少。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那只暖水瓶的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那是一个冬天，二叔厂里效益好，发了三十块钱奖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二叔高兴坏了，破天荒地带着我们全家去镇上逛了一圈。

在百货商店里，二婶的目光被一个印着大红牡丹花的暖水瓶吸引住了。那个暖水瓶外壳是铁皮的，亮闪闪的，瓶身上的牡丹花开得又大又艳，特别喜庆。

“建国，你看这个，多好看。”二婶摸着暖水瓶，眼睛里放着光。

我们家里的暖水瓶是竹子外壳的，用了好多年，瓶胆换了好几次，外壳已经开裂，用铁丝缠了好几圈，丑陋不堪，而且保温效果很差，头天晚上的开水，第二天早上就凉透了。

二叔看了看价格，五块钱，他犹豫了一下。这五块钱，够我们家半个月的菜钱了。

“妈，买吧买吧！我们家也该换个新的了！”陈兵在一旁起哄。

二婶看了看二叔，又看了看我和陈兵。最终，二叔一咬牙，说：“买！秀莲你辛苦了这么多年，就没添置过一件像样的东西。”

二婶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那个牡丹暖水瓶，成了我们家最贵重、最气派的摆设。它被二婶放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每天都擦得锃亮。每次往里面灌开水，二婶都小心翼翼，生怕磕着碰着。她还立下规矩，只有她和二叔能碰这个暖水瓶，我和陈兵都不许动。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天下午，二叔二婶都下地了，陈兵去同学家玩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写作业。写到一半，我觉得口渴，想倒点水喝。

我看到牡丹暖水瓶就放在桌子边上，满满的一壶开水，壶嘴还冒着热气。我鬼使神差地想，就倒一杯，应该没关系吧。

我踮起脚，小心地抓住暖水瓶的把手，想把它提起来。可我高估了自己的力气，那满满一壶水比我想象的要重得多。我的手一滑，暖水瓶失去了平衡，直直地朝着地上摔了下去！

“砰——”

一声巨响，像是炸雷在耳边响起。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漂亮的暖水瓶在地上摔得粉碎，红色的铁皮外壳瘪了一大块，牡丹花变得扭曲，热水和玻璃内胆的碎片溅了一地。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完了。

我闯下了滔天大祸。

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紧紧地攥住了我的心脏。我站在一地狼藉中间，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跑？我能跑到哪里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二叔二婶扛着锄头回来了。当二婶看到地上的碎片时，她整个人都呆住了。

足足过了十几秒，她才反应过来，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我的暖水瓶！”

她冲过来，看着满地的碎片，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那不是一个暖水瓶，那是她对美好生活的一点点向往，是这个贫瘠家庭里唯一的亮色。现在，全被我毁了。

“是谁？是谁干的！”她抬起头，眼睛通红，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目光死死地锁定在我身上。

我吓得嘴唇发白，哆哆嗦嗦地说：“二婶……是……是我……我不小心的……”

“你！”二婶一个箭步冲上来，扬手就要打我。

二叔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秀莲，你干什么！孩子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五块钱！你知不知道五块钱要我掰成多少瓣花！他就是个丧门星！自从他来了我们家，就没一件好事！”二婶挣扎着，声音因为愤怒和心疼而变得嘶哑。

“丧门星”这三个字，像三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我所有的委屈、隐忍和努力，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原来，在她心里，我一直是这个家的灾星。

“王秀莲！你给我闭嘴！”二叔也怒了，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你怎么能这么说孩子！暖水瓶碎了，我再去买一个！你要是再这么胡说八道，这日子就别过了！”

“不过就不过！”二婶也豁出去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陈建国，你没良心！我给你生儿子，给你操持这个家，到头来，我还不如你那个死人哥的儿子！你为了他，要跟我不过了！好啊，你今天就把我们娘俩赶出去，你跟他过去吧！”

这是他们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吵得这么凶。

整个院子都充斥着二婶的哭声和二叔的怒吼。我站在那里，像一个罪人，接受着审判。我觉得自己不光打碎了一个暖水瓶，还打碎了这个家好不容易维持的平静。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那天晚上，谁也没有吃饭。二婶在屋里哭，二叔蹲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火星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我默默地把地上的碎片收拾干净，然后回到我的小偏房，关上了门。

我坐在冰冷的床板上，第一次有了离开这个家的念头。

第4章 煤渣里的光

暖水瓶事件之后，家里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中，冷得像冰窖。

二婶不再跟我说话，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仿佛我是一团空气。她把所有的饭菜都做得特别咸，咸得发苦，我知道，那是做给我吃的。二叔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能长吁短叹。陈兵也感觉到了气氛不对，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缠着我。

这个家，因为我，快要散了。

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想到那个摔碎的暖水瓶，五块钱。对我们家来说，那是一笔巨款。我一定要把这笔钱还上。

可是，我一个半大孩子，从哪里去弄五块钱？

我想到了砖窑厂。二叔就在那里上班。我知道，砖窑厂每天都会倒掉很多烧剩下的煤渣。那些煤渣里，其实还夹杂着很多没有烧透的煤核。村里有些手脚勤快的人，会去煤渣山里捡煤核，捡回来可以自己烧，也可以卖给收废品的人。

虽然卖不了多少钱，但积少成多，总是个办法。

于是，每天放学后，我不再直接回家，而是背着一个破旧的麻袋，绕远路跑到镇子边的砖窑厂。

煤渣山又高又陡，黑乎乎的，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我爬上去，顾不上脏，就用手在煤渣里刨。锋利的煤渣很快就把我的手指划出了一道道口子，鲜血混着黑色的煤灰，疼得钻心。

但我不敢停。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攒够五块钱。

天黑透了，我才背着小半袋煤核，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为了不让二叔二婶发现，我把麻袋藏在院子角落的柴火堆后面。回到家，我谎称在学校补课，然后就着昏暗的灯光，把捡回来的煤核一块块挑出来，把上面的煤灰弄干净。

第二天一早，我趁着天没亮，就把煤核背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卖掉。

一麻袋的煤核，只能卖一两毛钱。

五块钱，对我来说，像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

但我没有放弃。日复一日，我的手上结了厚厚的茧，旧伤好了又添新伤。我的衣服上，永远都有一股洗不掉的煤灰味。

学校的老师发现我的成绩有所下降，上课也总是打瞌睡，找我谈话。我不敢说实话，只能编各种理由搪塞过去。

这件事，我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煤渣山上埋头苦干，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哥，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猛地回头，看到陈兵站在不远处，正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他手里还拿着一个风车，显然是出来玩的。

我慌了，赶紧把手背到身后，支支吾吾地说：“我……我路过，随便看看。”

“你骗人！”陈兵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当他看到我那双又黑又脏、布满伤口的手时，他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哥，你的手怎么了？疼不疼？”他带着哭腔问。

我再也瞒不住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我让他千万不要告诉二叔二婶。

陈兵听完，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以为他会替我保密。可第二天放学，当我再次来到煤渣山时，却看到了一个瘦小的身影，也在那里埋头刨着什么。

是陈兵。

他学着我的样子，用他那双白嫩的小手在粗糙的煤渣里翻找着。他的脸上、身上，都沾满了黑灰，像一只小花猫。

“你来干什么？快回去！”我冲他喊道。

“我不！”陈兵抬起头，一脸的倔强，“哥，我帮你一起捡！两个人捡得快！我们快点把钱还给妈，她就不生气了！”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从那天起，煤渣山上就多了两个身影。我们兄弟俩，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放了学就往这里跑。我们比赛谁捡的煤核又多又大。虽然很累很苦，但因为有彼此的陪伴，心里却是暖的。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我们终于攒够了四块八毛钱。所有的硬币和毛票，被我用手帕小心翼翼地包着，沉甸甸的。

那天晚上，我揣着这笔“巨款”，和陈兵一起，鼓足了勇气，走进了主屋。

二叔和二婶正在吃饭。

我走到二婶面前，把那个手帕包放在桌子上，打开。一堆零零散散的钱币，在昏黄的灯光下，散发着微光。

“二婶，”我低着头，声音有些发抖，“暖水瓶的钱……我还您。还差两毛，我……我下个星期一定还上。”

二婶愣住了，她看着桌上那堆沾着煤灰的钱，又看看我，再看看我身旁同样一身灰尘的陈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二叔拿起一枚五分的硬币，放在鼻子下闻了闻，一股浓浓的煤渣味。他瞬间明白了什么，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

当他看到我手上那些已经结痂变黑的伤口时，这个一向坚毅的男人，眼眶红了。

“你……你这孩子……”他声音哽咽，说不出完整的话。

他转过身，从墙角的柜子里拿出一把鸡毛掸子，冲着陈兵就去了：“你个小兔崽子！谁让你跟着你哥去干这个的！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陈兵吓得“哇”一声就哭了，一边躲一边喊：“不是我！是哥哥自己要去的！他说要把暖水瓶的钱还给妈！”

“你还敢犟嘴！”二叔举起鸡毛掸子，却迟迟没有落下。

“够了！”

一声低喝，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是二婶。

她站起身，慢慢地走到我面前。她没有看我，而是伸出有些颤抖的手，轻轻地捧起了我那双又脏又伤的手。

她的指尖很粗糙，带着常年干活留下的老茧，但触碰到我伤口的时候，却异常的温柔。

我看到，有两滴滚烫的泪水，从她的眼眶里落下来，正好滴在我的手背上。

第5章 一碗鸡蛋羹

那一晚之后，家里的冰山，开始悄无声息地融化。

二婶没再提暖水瓶的事，也没有收下那四块八毛钱。她只是在第二天早上，默默地给我和陈兵的早饭里，一人多加了一个煮鸡蛋。

她依旧话不多，但眼神里少了许多尖锐的戒备，多了一些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她开始会主动问我学校里的事，会提醒我天冷了多穿件衣服。虽然语气还是硬邦邦的，但对我来说，已经像是春天里最和煦的风。

真正让我感觉到自己被这个家接纳，是在我初三那年。

为了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我几乎是拼了命地学习。每天晚上都熬到深夜，有时候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长期的睡眠不足和营养不良，让我的身体很快就垮了。

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星期，我病倒了，高烧不退，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说胡话。

二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夜背着我去了镇上的卫生院。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肺炎，必须马上住院。

住院费、医药费，像一座大山，压在了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身上。

我躺在病床上，心里又愧疚又着急。我知道家里没钱，为了给我治病，二叔肯定要去求人借钱。我恨自己不争气，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在用温热的毛巾给我擦脸。我费力地睁开眼，看到二婶坐在我的床边，她的眼睛红肿，布满了血丝，显然是一夜没睡。

“二婶……”我虚弱地叫了一声。

“醒了？”她放下毛巾，声音有些沙哑，“感觉怎么样？还难受不？”

我摇了摇头。

她从一个搪瓷缸里倒出一碗还冒着热气的东西，用勺子舀了一勺，吹了吹，递到我嘴边：“来，把这个吃了，医生说你现在只能吃点流食。”

是一碗金黄色的鸡蛋羹，上面还滴了几滴香油，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在那个年代，鸡蛋是补充营养最好的东西，家里平时都舍不得吃。

我张开嘴，把那口温热滑嫩的鸡蛋羹咽了下去，一股暖流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也暖到了心里。

“二婶，家里的钱……够吗？”我忍不住问。

二婶的手顿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地说：“你操心这个干啥？钱的事有我跟你二叔呢！你只管好好养病，病好了，考个好高中比啥都强。”

她一勺一勺地喂我，动作很轻柔。

我看着她鬓角不知何时冒出的几根白发，和眼角深刻的皱纹，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凑齐我的住院费，二叔把他一直舍不得卖掉的那头准备过年吃肉的老母猪给卖了。二婶也把她陪嫁时带来的一对银手镯，当给了镇上的当铺。

那对手镯，是她最宝贵的东西，平时都锁在箱底，连陈兵都不让碰。

我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星期。

那一周里，二婶每天都来给我送饭。她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小米粥，烂面条，还有每天雷打不动的一碗鸡蛋羹。她的手艺并不算好，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东西。

陈兵也天天放学后就跑来医院陪我，给我讲学校里的趣事，把他的课本拿来，让我别落下功课。

出院那天，二叔来接我。他瘦了一圈，但精神很好。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默，别有压力，身体最重要。就算考不上高中，回来跟二叔去砖窑厂，也饿不着你。”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回到家，我发现我的小偏房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床上换了新的被褥。桌子上，还放着一个新的暖水瓶，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牡丹图案，而是一个朴素的绿色铁皮暖水瓶。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桌上的菜很丰盛，有鱼有肉。

二婶给我夹了一块最大的鱼肚子，说：“多吃点，补补身子。”

陈兵也给我夹菜，把我的碗堆得像小山一样。

二叔拿出一瓶藏了很久的白酒，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我的碗里倒了一点点，说：“小默，今天你也算是个大人了，陪二叔喝一口。”

酒很辣，呛得我直咳嗽。

二婶看着我，忽然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你爸走得早，又……唉，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她顿了顿，抬起头，第一次真正地、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小默，以前……是二婶不对。二婶心眼小，总想着咱家这点底子，怕委屈了小兵……你别往心里去。”

“二婶，”我打断了她的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您别这么说。我知道，您是刀子嘴豆腐心。没有您和二叔，我早就……”

我说不下去了，端起酒碗，一口喝干了那点辛辣的白酒。

“以后，我就是您和二叔的亲儿子。”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心里那块因为寄人篱下而结了多年的冰，彻底融化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再是一个外人，我真真正正地，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子。

那碗鸡蛋羹，那个绿色的暖水瓶，还有那句迟来的道歉，是我贫瘠的少年时代里，最温暖的记忆。它们支撑着我，走过了后来无数个艰难的岁月。

第6章 石榴树开花

病好之后，我没有辜负所有人的期望，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二叔比我还激动。他拿着那张薄薄的红纸，手都在抖，翻来覆去地看，咧着嘴笑得合不拢嘴，见人就说：“我家小默，考上县一中了！以后是要当大学生的！”

二婶也高兴，她特意去割了两斤肉，包了一顿饺子。饭桌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欣慰和骄傲。那种眼神，和一个母亲看着自己有出息的儿子，一模一样。

去县城上学，意味着要住校，学费和生活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为了给我凑学费，二叔白天在砖窑厂上班，晚上就去镇上的工地帮人拉沙子、搬水泥，整个人像陀螺一样连轴转。二婶则在家里养了更多的鸡鸭，把攒下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一个一个地攒钱。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临走前一天，二叔把我叫到院子里。他递给我一棵半人高的小树苗，说：“小默，这是棵石榴树。你把它种在院子里。等你下次放假回来，它就扎根了。等你大学毕业，它就能开花结果了。”

我接过树苗，心里沉甸甸的。

我和二叔一起，在院子中央挖了个坑，把石榴树苗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填上土，浇上水。

二婶和陈兵站在一旁看着。阳光下，我们四个人的影子，紧紧地挨在一起，像一家人。

高中的生活很苦，但我从不敢有丝毫懈怠。我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每天啃着最便宜的馒头，就着免费的菜汤。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因为我知道，我身上背负的，是二叔的血汗，是二婶的期盼。

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先去看看那棵石榴树。它长高了一些，枝叶也更茂盛了一些。就像我，也在这个家的滋养下，慢慢地成长，变得挺拔。

二婶会给我做好吃的，拼命地往我碗里夹肉，嘴里念叨着：“在学校肯定吃不好，看你瘦的，多吃点，补补脑子。”

陈兵也长成了大小伙子，他学习成绩一般，初中毕业后就没再念了，跟着二叔去了砖窑厂上班。他总是把厂里发的劳保手套、肥皂省下来给我，让我带到学校去用。他说：“哥，你只管好好读书，家里的事，有我跟爸呢！”

三年后，我没有辜负他们，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是村里几十年来第一个大学生。

村里敲锣打鼓，把大红花戴在了我的胸前。二叔和二婶站在人群里，笑得比谁都灿烂，眼角却都闪着泪花。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眼界大开的四年。我努力学习，拿最高的奖学金，课余时间去做家教、发传单，尽我所能地减轻家里的负担。

每次我把攒下的钱寄回家，二婶总会在回信里把我骂一顿，说我不知道照顾自己，让我把钱留着买点好吃的。但下一次，她又会把钱给我寄回来，还多添上一些。

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进了一家不错的国企。有了稳定的收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二叔从砖窑厂拉了出来。那里的活太重，他的腰早就落下了病根。

我每个月都给家里寄钱，一开始二婶说什么都不要，后来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她才收下，但每一笔钱，她都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来，说：“这是你给我俩存的，等你以后娶媳妇、买房子，再还给你。”

工作第三年，我用攒下的钱，加上二婶给我的那个“存折”，在城里付了首付，买了一套小两居。

我把钥匙交给二叔二婶，对他们说：“二叔，二婶，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了。接你们来城里享福。”

他们摩挲着那串崭新的钥匙，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搬家那天，我们把老屋里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都带上了。我特意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院子，那棵我亲手种下的石榴树，已经长得比屋顶还高了，枝繁叶茂，上面结满了火红的石榴，像一盏盏小灯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它真的开花结果了。

第7章 树下的晚年

搬到城里后，二叔二婶一开始很不习惯。他们觉得楼房太干净，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他们嫌城里的菜太贵，总想回乡下自己种。

我笑着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就该享福了。”

我给他们报了老年大学，二叔学起了书法，二婶学起了跳广场舞。慢慢地，他们认识了新朋友，有了自己的圈子，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

陈兵后来娶了媳妇，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也挺红火。他时常带着老婆孩子来城里看我们，每次来，屋子里都热热闹闹的。

我的妻子晓琳是我大学同学，一个善良开朗的城里姑娘。她听过我的故事后，对二叔二婶比对她自己爸妈还亲。她总说，是二叔二婶的善良和坚韧，才培养出了这么好的我。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二婶主动承担起照顾孙子的重任。她抱着那个小小的婴儿，脸上的褶子都笑成了一朵花。她常常对孩子说：“奶奶这辈子，没养过这么金贵的娃。”

我知道，她是在弥补当年对我和陈兵的亏欠。

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回了一趟乡下老屋。院子虽然久不住人，但被邻居打理得很好。那棵石榴树长得更加粗壮，浓密的树冠像一把巨大的绿伞，遮蔽了半个院子。

我们在树下摆了张小桌子，吃着饭，聊着天。

二婶看着满树的石榴，忽然感慨道：“建国，你还记不记得，小默刚来咱家那会儿，瘦得跟个小鸡仔似的，风一吹就要倒了。”

二叔点点头，抿了一口酒：“咋不记得。那时候我就想，我哥不在了，我就是他爹，再苦再累，也得把他拉扯大。”

“是我不好，”二婶的眼圈红了，“那时候我一门心思就怕小兵受委屈，怕家里日子过不下去，处处防着小默。打碎个暖水瓶，我还骂他是丧门星……我现在想起来，都想抽自己俩嘴巴。”

“二婶，都过去了。”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柔软，“那时候家里确实难，换了谁都一样。我从来没怪过您。相反，我心里一直感激您。要是没有您，我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

我说的是真心话。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能理解二婶当年的不易。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那个贫困的年代，要撑起一个家，要面对多一张嘴吃饭的现实压力，她的计较和排斥，其实是一种最本能的自我保护。

她不是不善良，只是生活磨去了她的温柔。

“你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二婶用手背抹了抹眼泪，“懂事得让人心疼。现在好了，都好了。看到你现在有出息，家庭美满，我跟你二叔，这辈子就值了。”

她顿了顿，看着我，又看着陈兵，欣慰地笑了：“人家都说养儿防老，我这辈子，养了两个好儿子。值了！”

阳光透过石榴树的叶子，洒下斑驳的光影。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我看着眼前白发苍苍的二叔二婶，看着身边憨厚老实的弟弟陈兵，看着妻儿脸上的笑容，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安宁和幸福。

是他们，用最朴素的爱，填补了我童年的缺失，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这份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晚年的二婶，总喜欢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发呆。她常常拉着我的手，反复念叨那句话：“小默啊，二婶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是你，可享福，也是享了你的福。”

而我总会笑着回答她：“二婶，咱们是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您和二叔身体好好的，就是我最大的福气。”

是的，一家人。

从1982年那个下着小雨的秋天开始，命运就将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我们争吵过，怨恨过，但最终，爱与亲情战胜了一切。

那棵石榴树，见证了我们所有的故事。它在贫瘠的土地上扎根，在风雨中成长，最终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

就像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