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美俄国贵妇，流亡中国被迫卖身，染上一身脏病，生活凄惨无比

对1920年代的上海来说，最不值钱的玩意儿，恐怕就是一张沙皇俄国贵族的身份证明。

这玩意儿在圣彼得堡的冬宫能换来尊敬和特权，但在黄浦江边，它甚至不如一张能进外滩公园的门票来得实在。

一个人的姓氏后面跟着“公爵”或“将军”，在这里非但不是荣耀，反而像个写在脸上的笑话，提醒着所有人：瞧，这是一个过时的人。

故事得从那声炮响说起，那门停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它的一声炮响，不光是轰塌了罗曼诺夫王朝，也把这些旧日主人们的生活炸得稀巴烂。

在炮响之前，他们的日子是啥样的？

这么说吧，他们跟普通俄国人活在两个世界。

他们的世界里，有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庄园，仆人多得记不住名字，早饭桌上说的是法语，讨论的是巴黎最新的时尚。

他们觉得，自己天生就该发号施令，国家就该围着他们转。

对他们来说，农奴和土地，就像自家后院的白桦树一样，是财产，是风景。

可布尔什维克一来，这一切都成了要被清算的旧账。

昨天还是“阁下”，今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

土地被分了，家产被抄了，脖子上的脑袋能不能保住都得看运气。

老规矩一夜之间全作废，整个俄国成了一锅沸腾的粥，他们就是被撇出来的那层油，没人要，还嫌腻。

于是，这群前朝的“人上人”，除了跑，没别的路可走。

跑路，那可真是玩命。

有钱的、脑子快的，第一时间就往黑海的港口奔，把藏在衣服夹层里的最后一颗钻石换成一张去国外的船票。

他们坐着白军剩下的破军舰，以为到了国外，凭着兜里剩下的那点家当，怎么着也能找个地方安稳下来。

可他们想简单了。

世界上的大门一扇扇在他们面前关上。

一船一船的难民，像海上的孤魂野鬼，从一个港口漂到另一个港口，没人愿意收留。

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挤满了人，想去欧洲？

对不起，没签证。

最后，一些船掉头开往远东。

日本勉强收了点，但跟逃出来的人数比，那点名额根本不够看。

不少船就那么在海上漂着，船舱里瘟疫和饥饿横行，很多人眼睛一闭，就再也没睁开，连陆地的边儿都没摸着。

另一拨人，走的是陆路。

他们带着老婆孩子，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一脚深一脚浅地往中国东北奔。

哈尔滨、大连这些地方，曾经是沙俄的地盘，俄国人多，看着亲切。

可那也只是个中转站，地方就那么大，养活不了那么多人。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南边那个地方——上海。

那个传说中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

等第一批白俄难民真的到了上海，才发现这“乐园”根本不是为他们准备的。

船刚靠上吴淞口，中国海军的命令就下来了：“48小时内必须走人”。

租界的工部局，也就是管事的洋人机构，也把他们当贼一样防着。

这帮人衣衫褴褛，兜比脸还干净，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混着赤色分子？

但在几个西方国家的面子上，说要讲点人道主义，这才勉强开了个口子，让他们上了岸。

到1923年，上海已经挤进来了好几千白俄。

真正的难关这才开始。

他们从家里带出来的旧沙俄卢布，红色的苏维埃政权一句话，发行新货币，旧钱就成了废纸。

昨天你还是百万富翁，今天你手里的钱连买个大饼都不够。

钱没了，还不是最要命的。

1922年，苏联跟中国的北洋政府谈好了，宣布所有在海外不回国的俄国人，一律开除国籍。

这一下，他们成了没国家的人。

手上唯一的身份文件，是国际联盟给发的“南森护照”，一本蓝皮小册子。

这玩意儿，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承认，偏偏当时的中国政府不认。

这就尴尬了。

在上海这片地界上，你既不是受中国法律管的中国人，也不是有领事裁判权保护的“上等洋人”。

你成了个法律上的“透明人”，卡在所有缝隙里，谁都能踩你一脚，你还没地方说理去。

从圣彼得堡的宫殿，搬进上海的石库门弄堂，这中间的距离，是用尊严和体面来丈量的。

一开始，那些当过军官、做过老爷的男人们还拉不下脸。

他们宁愿饿着肚子，也要保持所谓的“贵族风度”，聚在一起不是追忆往昔，就是讨论屠格涅夫的小说，让他们去码头扛活儿？

那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这种可笑的清高，结果就是把养家糊口的担子，全压在了女人身上。

于是，十里洋场就出现了特别拧巴的一景：那些曾经在莫斯科大剧院里跳《天鹅湖》的芭蕾舞演员，现在在百乐门这种舞厅里，陪着喝得醉醺醺的商人跳狐步舞，当“舞女”；那些以前在自家客厅弹着肖邦的贵族小姐，现在在霞飞路（今天的淮海路）的咖啡馆里当服务员，给客人端盘子。

更惨的，一些女人为了让家里的孩子有口饭吃，让那个啥也干不了的丈夫能继续保持他那点可怜的体面，只能走进当时的“红灯区”，用身体换钱。

男人们的醒悟，来得更晚，也更疼。

当肚子的咕咕叫声压过了心里的那点骄傲，昔日的将军也得低头。

有些身体壮实的，干脆就去给上海滩的黑帮大佬当保镖，或者在法租界当巡捕，一身的力气总算有了用武之地。

还有些以前是教授、工程师的，运气好，在大学里找了个教职，算是保住了最后一点读书人的体面。

但更多的人，就在社会最底层打转，成了拉包车的，甚至干起了小偷小摸的勾当。

“罗宋人”这个称呼，就是那时候上海人给他们起的。

这个词里头，有同情，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轻视。

从云端掉进泥里，也就几年的功夫。

上海这个地方就像个大熔炉，把他们身上那些虚头巴脑的“贵气”烧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最原始的求生本能。

吃尽了苦头，他们才琢磨出那个最简单的道理：啥幸福，啥体面，都得靠自己一双手挣出来。

他们在上海的霞飞路一带，硬是整出了一片“小俄罗斯”。

俄国馆子、俄国面包房、东正教堂、俄文报纸…

他们想在这块异乡的土地上，复制一个记忆里的故乡。

然而，这终究是一场梦。

等到1949年，上海换了人间，这群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二三十年的流亡者，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一些人，害怕新的政权，继续往南跑，去了菲律宾的一个小岛暂时安身。

另一些人，辗转去了美国、澳大利亚，彻底成了别国公民。

还有最后一批人，在外面漂了大半辈子，老了，想家了，最终选择了向曾经的“敌人”低头，申请加入苏联国籍，回到了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又无比陌生的故土。

几十年后，在上海圣尼古拉教堂的原址附近，一个年轻人可能会从长辈口中听到关于“罗宋人”的零星故事。

而在遥远的旧金山，一个俄裔家庭的阁楼上，也许还放着一张褪色的、从上海寄出的明信片。

参考资料：

董鼎山. (2005). 《天下真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Mara Moustafine. (2002). Secrets and Spies: The Harbin Files. Vintage Books Australia.

Marcia Reynders Ristaino. (2001). Port of Last Resort: The Diaspora Communities of Shangha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潘光. (主编). (1996). 《犹太人在中国：上海卷》. 五洲传播出版社. (其中部分章节涉及白俄社区与犹太社区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