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西南走廊：哀牢山如何成为连接中原与边疆的“多元一体”活化石

哀牢山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山脉，属云岭支脉。该山脉在云南中部呈“人”字形由滇西北向滇东南延伸，绵延于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玉溪市、普洱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5州市16个县市区，长约500公里，山区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

自古以来，哀牢山一带共同生活着汉、彝、白、哈尼、傣、拉祜、回、布朗等众多民族。跨越时空的共生共荣，使哀牢山成为西南边疆多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载体，承载了各民族共享资源与共创文化、共同开发和建设祖国西南边疆的集体记忆。

九隆神话与“绥哀牢，开永昌”

九隆神话是哀牢山地区一个广为流传的人类起源神话。其文本最早见于东汉杨终所著的《哀牢传》，后又有《华阳国志·南中志》系统记载，主要讲述了一个叫沙壸的女子触一沉木，感而有孕，生下十子，后沉木化为龙，众子惊避，唯有小儿子九隆背龙而坐，龙舐其背，九隆被兄长们推举为王。之后，九隆及兄长与哀牢山下一对夫妇的10个女儿分别结为夫妻，开启了哀牢世系。

哀牢本为山名，也是古哀牢国名的由来。哀牢国自九隆传说开始，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公元69年归附东汉，以其地设永昌郡。《后汉书·郡国志》载：“哀牢（县），永平中置，故（哀）牢王国。”《华阳国志·南中志》称：“永昌郡，古哀牢国也。哀牢，山名也。”《后汉书·郡国志》同时还记载，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王扈栗率军乘箄船沿江南下，攻打弱小并已内属的鹿茤部落，最后惨败。扈栗惊叹“中国有受命之王乎”“汉威甚神！”建武二十七年（51年），扈栗向汉朝“求内属”，光武帝得到汇报后欣然同意，封扈栗为君长（部落首领）。

东汉永平十年（67年），朝廷将洱海周围3个县和澜沧江两岸原属哀牢国的比苏、不韦、嶲唐3个县合设为益州西部属国，封郑纯为都尉前往治理。初掌一方的郑纯到任即张贴告示，严令官吏“洁己、公明、俭廉”，拒收部落所赠金银、琥珀、美女，宣称“为民办事，不为士绅做官”。《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廉，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美德。天子嘉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处地珍宝所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纯独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叹。”郑纯为官清廉，深得民心。永平十二年（69年），东汉在哀牢国故地设哀牢、博南两县，同时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并成立永昌郡。“绥哀牢，开永昌”（班固《东都赋》）乃是国家盛事，汉明帝为此专门在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哀牢山下的永昌之地却始终忠于中央王朝，维护国家统一，这也使永昌经济社会得到持续发展。

大一统治理下的哀牢山记忆

元世祖期间，正式在云南设立行中书省，结束了南诏、大理在云南持续500余年的地方政权格局。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派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治理云南的6年间，赛典赤建立起完善的行政区划与治理体系。根据《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记载，当时哀牢山区的罗盘甸部不接受云南行中书省在地方设置府县的要求，赛典赤亲往征讨。大军到达罗盘，围城三日，不见城内军民投诚。元朝诸将请求进攻，但赛典赤坚持劝降，有将士不听军令，发起进攻，赛典赤大怒，将他们抓起来，下令在罗盘城平复之日行刑。罗盘城主大为感动，举城出降，最终违反军法的将士也得到了宽释，赛典赤入罗盘甸后，在当地设置元江府。哀牢山区的各首领听说此事后都心悦诚服，纷纷前来归附。

赛典赤主滇期间，大力推动经济、文化及交通发展，极大地强化了云南边疆与中原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统一。他倡导儒学，在中庆（昆明）、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元代官员的名称），在昆明创建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座文庙，并推广到云南各路、府、州、县。其中以建水文庙（位于今红河州建水县境内）尤为壮观，至今仍在延传儒家思想和文化。

▲ 建水文庙。 来源：云南省文旅厅

明清时期，哀牢山附近是西南各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空间。明朝初期，军事将领沐英率兵于哀牢山区的南涧大败麓川土司思伦发，是为定边之战。为巩固边疆稳定，明朝在景东设卫所，景东陶氏土司“奉宅为城，奉田为屯”，“诚心报国”，为明朝所褒奖。“义象冢”就是明代哀牢山各民族维护国家利益的历史遗迹。《大清一统志·曲靖府·古迹》记载，明天启四年（1624年），四川乌撒府土司安孝良叛乱，景东陶氏土司率兵平叛，七头战象英勇威猛，深入敌阵，其中最前面的战象身中数百箭身亡，葬于马龙城北门外，史称“义象冢”。

“改土归流”是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推动边疆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清雍正五年（1727年），镇沅刀氏土司主动向朝廷上章接受“改土归流”，被授予九品之禄。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恩乐县歌》中称道：“上章代奏达天门，荣颁管带九品禄。升甸为县赐嘉名，传诏恩乐人争读。”其后，哀牢山地区各民族诗礼传家、兼营商贾、向慕中原文化，共同开发和建设边疆，共创太平盛世。

各民族资源共享与文化共创

梯田是哀牢山区各民族依托有限的生产资源开创的农业遗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据考证，哀牢山区的梯田至晚修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长期生活在哀牢山区的哈尼、彝、傣等民族发挥聪明才智，将坝区种植的水稻耕作搬到山区，开创了共耕共作的山地农业生产模式。唐宋以来，哀牢山区各民族在迁徙发展中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梯田耕种形成的沟渠网络，将各民族、各村庄紧密联系在一起。

▲ 在滇南群山的褶皱里，红河哈尼梯田如同大地浮雕般自哀牢山巅层叠而下。5月2日，在云南省红河县甲寅村“开秧门”仪式上，村民身着民族服饰，沿着田埂踏歌而行（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刻木分水制度是哀牢山梯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最早的明渠流量计量技术之一。该制度是以哈尼族为主的梯田农耕民族世代传承的古规，由德高望重的老者牵头，在村民田户共同协商的基础上，根据每条水沟所灌溉面积的大小和农户在水沟修筑时出力的多少，规定出每条水沟应该分到的水量。千百年来，“刻木分水”保障了梯田合理的用水，避免了用水纷争，维护了梯田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它既是一种因地制宜、体现公平正义的传统灌溉计量技术，也是各民族诚实质朴和团结友爱的生动反映。

“宾弄赛嗨”是依托山区梯田农业生态系统而形成的共享制度。“宾弄赛嗨”是傣语音译，意为“亲家”或“干亲”。由于山区与坝区海拔差异较大，坝区农田耕作早于山区，坝区的农耕结束后，农户可以把耕牛放养到山区的“干亲”那里，农闲时出去务工或经商，而山区的“干亲”在帮忙放养耕牛时，可以用来耕作自己的田地。这种基于牛马共用的体系，也扩充到商贸、社会互助等领域，山区的民众到坝区去赶集，给坝区的“干亲”带来山珍与山货，坝区的“干亲”则分享盐巴、铁器等日用品。

此外，哀牢山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打歌、哀牢山多民族文书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书写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哀牢篇章。

千年古道通向远方

有史以来，哀牢山各族人民不断“修道路以通远方”。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内附，汉明帝在原哀牢国设置哀牢、博南二县，开通博南山道，建兰沧渡口。时人留有歌谣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沧，为他人。”直至今日，博南道一直是南方丝路的重要路段，贯通着内地与边疆的血脉联系。

茶马古道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交通要道。茶马古道的哀牢山段，由大理经弥渡、南涧、景东、镇沅、墨江，出普洱即可达景洪、勐海、缅甸、老挝、泰国。唐代，哀牢山一带处于南诏统辖，南诏在其南部设银生节度，置银生城（今普洱市景东县城）。《蛮书》记载：银生城“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又南直林记川，又东南至大林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数种外通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作为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银生城的贸易兴盛不绝。

▲ 游客在云南省普洱市体验茶马古道马帮文化。新华社发

唐宋以来，在层峦叠嶂的哀牢山区，马帮作为维系交通命脉的核心力量，以其独特的运输方式打破了地理桎梏。这一由骡马和赶马人组成的流动队伍，不仅是货物运输的载体，更成为连接山野与外界的经济血脉和文化纽带。茶马古道上马帮的铜铃声终日回荡，构成了山区特有的流动图景。他们驮运着茶叶、盐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深入村村寨寨，又将山区的药材、山货输送至集市。这种定期的物资流动，使哀牢山区形成了以干支线古道为脉络的“流动市场”。马帮所经之处，村民便会聚集交易，逐渐发展出定期赶街的集市模式。他们穿梭于彝、哈尼、傣等各民族聚居区，不仅完成了物资交换，更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帮成员多掌握多种民族语言，熟悉各民族习俗，在长期的赶马生涯中，传播各民族的生产技术、生活智慧、歌谣故事。马帮的蹄印不仅踏出了茶马古道的商路，更踏出了一条连接边疆与内地的文化通衢。

作为我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共生共栖的经济文化空间，哀牢山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国家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座绵延500公里的山脉，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屏障与连接，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生动见证。

【作者单位：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规划“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重点项目“哀牢山文书体系化整理与数据库建设”（25ZBS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周芳 海宁

制作 |封煜靖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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