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厦门大妈搭伙64岁大爷半年就闹分手，大妈：没睡过一天好觉

我叫林秀英，今年五十八，土生土长的厦门人。在中山路开了二十多年的沙茶面店，把儿子拉扯大，送他去上海读了大学，又看着他在那边安家立业。老伴前几年走了，店也盘给了亲戚，我一个人守着一套一百平的老房子，每天最大的活动就是去南普陀寺外面的公园里，跟一群老姐妹跳广场舞。日子过得清净，也过得有点空。

就是在跳舞的时候，我认识了老周，周建国。他六十四岁，退休前是中学物理老师，戴副眼镜，人看着斯斯文文的。他不像别的老头那样咋咋呼呼，总是在旁边安静地看，偶尔我们跳完了，他会递瓶水过来，笑着说：“林姐，你们这舞跳得真有精气神。”

老姐妹们都起哄，说老周看上我了。我嘴上骂她们不正经，心里却有点小小的涟C荡。老周确实不错，说话有条理，懂的东西也多，从天文地理到家长里短，他都能聊上几句。最重要的是，他看我的眼神，很真诚，带着一种欣赏。我这辈子，除了年轻时被老伴追过，就再没被男人这么认真地看过。

一来二去，我们熟了。他会约我清晨去环岛路散步，看日出。海风吹着，空气里都是咸湿又清新的味道，他说年轻时就想这么浪漫一下，可惜前妻是个急性子，觉得浪费时间。我们也会一起去第八市场买菜，他提着菜篮子跟在我后面，我跟摊主讨价还价，他就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像个没脾气的好好先生。

儿子在视频里知道这事后，挺支持的。他说：“妈，你一个人太孤单了，有个人陪着说说话也好。只要他人好，对你好，就行。”

有了儿子的首肯，我心里的最后一道坎也过去了。半年后，在老姐妹们的撮合下，我跟老周决定搭伙过日子。没领证，就是他搬到我这里来住。他说他那套房子小，我这儿宽敞明亮，住着舒坦。我想着也是，就答应了。

搬家那天，老周的东西不多，就两个大行李箱。他把自己的书整整齐齐地码在我书房的书架上，把他的茶具小心翼翼地摆在茶几上，还带来了一盆长得特别精神的君子兰。我看着这个家因为另一个人的到来，瞬间变得丰满起来，心里暖洋洋的。我甚至想，这大概就是我晚年最好的归宿了。

搭伙的第一个星期，是甜蜜的。早上我熬好地瓜粥，他煎好两个荷包蛋。吃完饭，他洗碗，我拖地。然后一起去市场买菜，回来他看报纸，我看电视剧。晚上他会给我讲很多他当老师时的趣事，逗得我哈哈大笑。我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二十多岁，那种被人疼着、护着的感觉，久违了。

可是一个月后，问题开始慢慢浮现。

老周是个极度自律，甚至到了刻板地步的人。他每天雷打不动，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九点半必须上床睡觉。而我呢，开了一辈子店，习惯了晚睡晚起。以前没人管，我经常看到十一二点，早上八九点才慢悠悠地起床。现在不行了，他五点半一醒，就开始在屋里走动，开关门的声音，洗漱的声音，把我吵得再也睡不着。我跟他提过一次，让他轻点。他点点头，第二天依然如此。他说他习惯了，控制不住。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他睡觉时的呼噜声。那声音，简直跟打雷一样，一阵高过一阵，还带着各种拐弯的哨音。我本来睡眠就浅，现在更是彻夜难眠。我推他，他翻个身，安静不到五分钟，雷声又起。我只好抱着枕头去次卧睡。第二天早上，他看见我从次卧出来，一脸无辜地问：“秀英，你怎么跑那屋睡了？我半夜摸你都摸不着。”

我顶着两个黑眼圈，没好气地说：“周老师，您昨晚的交响乐太雄壮了，我实在欣赏不来。”

他愣了一下，随即尴尬地笑了：“哎呀，老毛病了，打呼噜。我前妻说听习惯了还能当催眠曲呢。”

我心里一阵火起，你前妻是你前妻，我是我！但我忍住了，只是说：“我睡眠浅，以后我还是睡次卧吧。”

他没反对，只是“哦”了一声，眼神里有点失落。

从那天起，我们就分房睡了。说是搭伙过日子，倒更像是合租的室友。白天相敬如宾，晚上各回各屋。那种刚刚建立起来的亲密感，一下子就消散了大半。

如果只是生活习惯的差异，我也就忍了。毕竟人老了，几十年的习惯不好改。可接下来的事，却让我觉得越来越憋屈。

老周在金钱上，算计得特别清楚。我们说好生活费AA制，每个月各拿两千块钱出来，作为共同开销。这我没意见，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可他所谓的AA制，精细到了让我瞠目结舌的地步。

家里的水电煤气费，他会拿着账单，用计算器除以二，精确到分。有一次，总共一百二十三块五毛六，他算出来一人六十一块七毛八。我直接给了他六十二，说不用找了。他却很认真地从钱包里找出两分钱硬币，放在我面前的桌上，说：“一码归一码，账要算清楚。”我看着那两枚亮晶晶的硬币，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去市场买菜，他永远只买打折的。新鲜的蔬菜看都不看一眼，专挑那些蔫头巴脑的减价菜。我说：“老周，咱们不差这点钱，吃得新鲜健康最重要。”他却振振有词：“林姐，你这就不会过日子了。这些菜看着不好看，回家掐头去尾，用水泡一泡，不都一样吗？能省一块是一块。”

我开了一辈子店，吃的用的从没亏待过自己。我理解节俭是美德，但不能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可在他眼里，我这就是铺张浪费。有一次我买了一小盒车厘子，也就三十多块钱。他看见了，皱着眉头说：“这东西金子做的啊？这么贵。有这钱，买几斤苹果吃，不是更实在？”

我当时就火了：“周建国，我花我自己的钱，买点喜欢吃的东西，碍着你什么事了？”

他被我吼得一愣，半天才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不划算。”

那顿饭，我们俩谁也没说话。我看着那盒红得发紫的车厘子，一颗都吃不下去。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儿子的生日。

儿子在上海，工作忙，一年也回不来几次。他生日那天，我特别想他。我就寻思着，给他寄点厦门的特产过去，顺便包个红包。我取了五千块钱，买了他最爱吃的肉干、馅饼，然后把钱封在红包里，准备一起寄过去。

这事我没跟老周说，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家事，没必要。可偏偏那天，他提前从老年大学回来了，正好撞见我把厚厚的红包塞进快递盒里。

他的脸当场就沉下来了。“秀英，你这是干什么？”

“给我儿子寄点东西，今天他生日。”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

“寄东西我不管，你那红包里包了多少？”他走过来，眼神像X光一样扫着那个盒子。

我心里很不舒服：“这是我的私事。”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他的声音陡然拔高，“你儿子都那么大了，在上海有房有车，年薪几十万，你还给他寄钱？他缺你这点钱吗？你是不是把咱们共同的钱拿去贴补他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猛地把存折拍在桌子上：“周建国！你给我看清楚！这是我的退休金，我的积蓄！我花我自己的钱给我儿子，天经地义！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什么叫共同的钱？我们AA制，我哪分钱没跟你算清楚？”

他看着存折上那一长串数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搭伙，我的钱就都是你的了？你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了？”我越说越激动，这半年来受的委屈，像洪水一样冲开了闸门，“你睡觉打呼噜，吵得我没睡过一天好觉，我忍了！你吃饭抠抠搜搜，买菜专挑烂叶子，我也忍了！你算钱算到分，把日子过得像算盘珠子一样，我都忍了！可你凭什么管我怎么对我儿子？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愿意把所有都给他，你管得着吗？”

他被我骂懵了，呆呆地站着，喃喃道：“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咱们应该把钱攒起来，以后养老用……”

“养老？”我冷笑一声，“跟你这样的人一起养老？我怕我没病也得被你气出病来！你每天五点半起床，像个幽灵一样在屋里飘来飘去，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每天晚上九点半准时关灯，我多看一会儿电视你就在旁边唉声叹气，这是过日子吗？这是坐牢！”

“我……我都是为了你好，早睡早起身体好。”他还在辩解。

“为我好？你那是你自己的习惯，你从来就没想过要为我改变一丁点！你只想着让我来适应你！周建国，我算是看透了，你找人搭伙，不是找个伴儿，是找个免费的保姆，还得是个完全听你指挥，跟你步调一致的木偶！你想要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能伺候你，还不用你花钱，甚至还能帮你省钱的工具！”

我的话像刀子一样，一句句戳在他心上。他的脸色从涨红变成了煞白，最后变成了一片死灰。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彻底撕破了脸。我在次卧里，一夜没合眼。我想了很多，想到我们刚认识时，在环岛路看日出的情景，想到他在菜市场帮我提篮子的样子，那时候的他，是多么温和，多么体贴。可为什么一住到一起，一切都变了味？

是我要求太高了吗？不是的。我想要的，不过是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他打呼噜，可以去医院看看，或者至少对我表示歉意，而不是说“我前妻习惯了”。他节俭，可以自己节俭，但不能要求我也必须吃蔫菜叶子。他关心自己的儿子，也应该理解我对我儿子的心。

他爱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是他那套雷打不动的生活秩序。任何企图打破这个秩序的人，都是他的敌人。他所谓的搭伙，不过是想把另一个人，强行纳入他的轨道。

第二天早上，我走出房间，看到老周已经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两个行李箱立在客厅中央，旁边是他那盆君子兰。

他坐在沙发上，一夜之间好像老了十岁。看见我，他站起来，声音沙哑地说：“秀英，对不起。我想了一晚上，你说得对。我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我……配不上你。”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愤怒和委屈已经过去了，只剩下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悲哀。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找个伴儿，图的不过是晚年的一点温暖和慰藉。可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还累，那这伴儿，不找也罢。

“老周，你别这么说。”我叹了口气，“我们……可能真的不合适。你没错，我也没错，只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不一样。”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拖着箱子，走到了门口。临走前，他回过头，把那盆君子兰推到我面前：“这个……送给你吧。养得挺好的。”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门开了，又关上了。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好像他从来没有来过。只有那盆绿油油的君子兰，证明着过去这半年，并非一场梦。

我走过去，摸了摸君子兰肥厚的叶片。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洒在叶子上，亮晶晶的。

我突然觉得无比轻松。这半年来，我每天都睡不好，精神紧张，生怕哪里做得不对，惹他不高兴。我努力地去适应他的节奏，改变自己的习惯，结果却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

现在，他走了。这个家又回到了我一个人的状态。我可以睡到自然醒，可以买自己喜欢吃的任何东西，可以把电视开到半夜，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老姐妹们打电话来问，听说我们分了，都替我惋惜。一个说：“秀英啊，你怎么这么想不开，老周人多好啊，文化人，又不乱来。”另一个说：“是啊，搭伙过日子，不就是锅碗瓢盆，磕磕碰碰嘛，忍忍就过去了。”

我对着电话笑了：“姐妹们，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我这半年来，就没睡过一天好觉。现在虽然又是一个人了，但我的心，踏实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挂了电话，我给自己煮了一碗沙茶面，加了满满的料。热气腾腾的香气弥漫在屋子里，熟悉又温暖。我吃得酣畅淋漓，仿佛要把这半年的憋屈都吃掉。

晚上，我躺在自己的大床上，四仰八叉，怎么舒服怎么来。没有了震耳欲聋的呼噜声，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我闭上眼睛，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这一觉，我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醒来，阳光满屋。我伸了个懒腰，感觉浑身的骨头都舒展开了。我突然明白，晚年的幸福，不一定非要找个人绑在一起。如果那个人不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反而成了一种消耗和负担，那一个人的清净，远胜过两个人的煎熬。

我五十八岁，身体健康，有房有存款，有孝顺的儿子。我的人生，依然可以过得很精彩。搭伙失败，不是世界末日，它只是告诉我，在寻找幸福的路上，更要先懂得如何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