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以鲁迅智慧于变局中开新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经济正经历增速换挡与结构转型的调整期，外有地缘冲突扰动全球产业链，内遇需求收缩与转型阵痛。鲁迅先生虽非经济学家，但其思想中蕴含的批判锋芒、韧性力量与革新智慧，恰为破解困局提供了独特的认知视角与行动指南。

以批判思维破迷局。鲁迅的批判思维向来以“抉心自食，欲知本味”,意即要亲手剖开自己的内心当作食物吞下，只为亲口尝尝其最真实的滋味。这种思维方法不是简单的自我反思，而是带着痛感的、直面灵魂的审视——不回避内心的阴暗、虚伪与怯懦，哪怕剖析过程鲜血淋漓，也要撕开表面的温情与伪装，触摸人性与事物最本质的内核的锐利，这一直抵问题核心的思维模式，恰与当下经济决策所需的洞察力高度契合——面对复杂的经济数据与市场信号，最忌被表面繁荣或短期波动蒙蔽。正如鲁迅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剖析，破解经济困局首先要摒弃“差不多”的模糊认知与“跟风走”的盲从心态。在产业层面，这种批判思维体现为对“路径依赖”的警醒。部分行业仍沉溺于低端制造的舒适区，以规模扩张掩盖创新乏力，正如鲁迅所抨击的“铁屋”中安于现状的麻木。决策者当如鲁迅般保持敏锐洞察，深入调研市场真实需求，穿透“产能过剩”的表象，挖掘“高端短缺”的本质矛盾，避免陷入“以量取胜”的惯性陷阱。在消费领域，则需警惕“伪需求”的炒作，回归对民生痛点的关注，正如鲁迅始终聚焦“人的生存”这一根本命题。

以韧性精神扛压力。鲁迅曾盛赞“天津青皮”式的韧性——不为外界质疑所动，认准目标持续发力，这种精神在经济转型的攻坚期尤为可贵。当前经济复苏进程中，既面临外部技术封锁的压力，又有内部结构调整的阵痛，亟需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这种韧性首先体现为对核心技术突破的执着。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自主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坦途。企业当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像鲁迅创作般“慢工出细活”，在芯片、新材料等“卡脖子”领域持续投入，哪怕遭遇多次失败仍不退缩。这种韧性更体现为对经济权的坚定把握，正如鲁迅强调女性要手握经济权才能真正独立，国家经济安全亦需建立在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之上，在全球化浪潮中守住核心利益底线。

以拿来主义促革新。“拿来主义”绝非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鲁迅倡导的“占有、挑选、创新”的辩证智慧，这恰是当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全球技术与管理经验，既不能陷入“全盘西化”的妄自菲薄，也不应固守“闭门造车”的盲目自大。在技术创新领域，当学鲁迅“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清醒——对国外先进技术，既要善于引进消化，更要立足本土需求进行二次创新，将“拿来之物”转化为“内生之力”。在制度创新层面，则需借鉴国际成熟经验与规则，结合中国实际进行适应性改造，正如鲁迅主张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偏至论》，强调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保持民族文化根基，体现了辩证的文化发展观。)”。这种有选择的“拿来”与有根基的“创造”，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既能通过开放合作激活外部动能，又能依托本土创新筑牢内部根基。

以立人理念谋长远。鲁迅终其一生践行“立人”思想，强调“人立而后凡事举(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偏至论》，意思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出来了，才能做什么事都成功。)”。这一理念在经济领域的延伸，便是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激活内生动力，破解需求收缩与活力不足的难题。经济的持续增长，终究要依靠有创造力、有消费力、有获得感的“人”来支撑。 在企业层面，“立人”体现为对员工价值的尊重与能力的培养，摒弃“工具化”的用人思维，正如鲁迅反对将人异化为“机器的附件(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鲁迅先生的一些书信和早期论文中,在《两地书》中，鲁迅针对大学教育问题指出，“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他批评了这种将人培养成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教育方法，强调了教育应尊重人的个性差异。此外，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批判了19世纪的机械主义科学话语，指出机械论宇宙观将人的情感、思维、意志视为物质机械运动，从而取消了人类精神的主观能动性，会导致人的异化。)”。通过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与成长通道，释放个体创新活力，才能筑牢企业发展的人才根基。在宏观层面，则需聚焦民生改善，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优化收入分配，让民众“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将“人的需求”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这种以“立人”为核心的发展观，正是实现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跨越的根本保障。

百年前，鲁迅以笔为剑划破时代阴霾；百年后，其思想仍如灯塔照亮经济迷航。以批判思维明方向，以韧性精神克难关，以拿来主义促革新，以立人理念固根本，方能在百年变局中把握趋势、引导潮流，让中国经济走出困局，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晴空。

杜文静（写作时间：2025年10月19日晨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