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先贤圣者提出天下为公的理想,认为社会最终要走向大同社会。所有人都要一同努力,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财富的共享和分享。那么人们会把自己的东西轻易分给别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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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社会理想谁也会说,就像空想社会主义理念一样,用美好的社会形态吸引人们,却最终在实践中屡屡失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似乎有着空想的成分,并不容易实现。当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之后,会创造灿烂的人类文明,那时候就有可能真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那是以后的事,而当下人们却私心很重,只是注重自己的财产,注重自己的产权,却不会轻易分给别人。哪怕一个老人行将就木,要把遗产分给孩子,也仍然掂量一下孩子们的能力以及孝心,做出一定的取舍。亲人尚且如此,就更别提外人了。有人逼不得已,把财产充公,也不让亲人获得。因为亲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总是算计他,想尽各种办法,最终他看透了亲人的心态,就把财产归国家了,不会让亲人得到。有人没有子嗣,就从亲戚那里过继了一个孩子。孩子长大以后会给他养老送终,会获得他的家产。还有人收留了逃难的一家人,让他们给自己种地,让他们得了自己的三间房一个小院,还让他们养老送终,当然就让这一家人获得了新生,而他也有了依靠。这是互相得利的事情,但把自己的家产无偿赠予一个陌生人,还是非常少见的。杜甫写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只是他的一种理想,却并没有真的实现,而他自己还占着漏雨的茅草屋,却渴望天下的寒士都能住上高楼大厦。倘若他真的是皇帝,能够让天下的寒士都住进高楼大厦吗?
当然不能。表面上看,皇帝总是以天下为己任,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其实他根本没有太大的作为,并不能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而是权贵过上了好日子,要压榨和剥削农民,还要保证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农民,不然统治阶级的钱粮就没有着落了。皇帝尚且如此,各级官员更是变本加厉,会层层加税,会卖官鬻爵,会贪污受贿,会吃了原告吃被告,会出租收税官或征发徭役的官职。只要能够搜刮银子,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搜刮,而不会顾及老百姓的死活。倘若有人指出他们这些毛病,他们就会看这个人有没有背景。倘若这个人有背景,就会告诉这个人,不要他胡言乱语,以免招致杀身之祸。倘若这个人没有背景,他们就会给这个人随便安一个罪名,把他下在大狱里,等着他的亲戚朋友来赎他。古代官员的利益不能触碰,连同皇帝都不敢轻易触碰,不然官员完不成收税的任务,皇族就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整个官僚系统和军队的开支都需要税收来养活,没有大量的农民种地,根本养不活他们。这种经济模式决定了封建国家无法实现突变式改革,尤其是经济模式无法实现突破,即便江南有了一些制造丝绸的厂子,算是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也仍然没有发展壮大起来,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如此一来,人们仍然各人顾各人,而不会总是本着天下为公的思想,不会共同努力,不会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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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贵公》有“荆人遗弓”的故事:“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意思是说楚国有个人丢了弓,但是不肯去寻找,说:“楚国人丢的,楚国人又得到它,何必去找呢?”孔子听到以后说:“去掉话中的“楚”字就合适了。”老子听到后说:“再去掉那个‘人’字就合适了。”所以说老子达到了天下为公的最高境界。楚国人似乎比较潇洒,丢了弓以后不去找,认为楚国人拾了之后,就等于本国人拿了本国人的东西,没必要深究,也不算是什么损失。孔子听了以后,将弓的概念扩大到整个社会,认为整个社会的财富都是如此,天下为公,只要对他人有利,那么自己受一点损失也算不上什么,不算是损失。老子进一步将这个事件扩大到整个宇宙,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人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是循环往复的,不用谈什么得与失,更不用谈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大家的,或者都不是大家的。由此来看财产关系,似乎财产不能属于任何一个人,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哪怕拥有万贯家财,死后也不能带走,只能在生前消耗,消耗不掉的就可能留给后人,倘若没有后人,就有可能留给亲戚朋友,或者直接交给国家。
天下本来是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可是皇帝获得人们上交的权力之后,就会独揽大权,把权力分配给各级官员,却并不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已经完全背离了权力的初衷。按理说,皇帝应该分配天下所有的资源,而不能和官员一样占有社会优质资源,更不能只让普通老百姓获得一点社会劣质资源,甚至不让他们获得什么资源。可是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不掌权什么话都好说,一旦掌权就变了模样。鲁迅先生称之为“一阔脸就变”。掌权之后,官员并不会把权力分给别人,也不会分权而治,更不会搞什么普遍的民主,而是一个人说了算,就像皇帝一样,已经完全变成了土皇帝。官员是这样,富商、土豪、地主也是这样,会疯狂聚敛财富,会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而不会把财富分给普通农民。越是这样,越容易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一旦遭遇饥荒或战乱,就有可能爆发农民起义。不但很多权贵的财产受到冲击,而且会浪费巨大的社会财富。楚人丢失的那把弓不能等同于个人的财产,因为弓的价格并不是特别高,主人完全可以忽略,而一家一户的财富要多得多,并不能被完全忽视,尤其是权贵家的财富,简直可以买下一座城。这样的财富就不能简单地分配,而是要有原则,按照权贵立遗嘱时候的语言来分配,还要找律师监督,不然就会闹得子女打官司,甚至互相诋毁,互相祸害,互揭老底,最终弄得名声扫地,权贵的名声也就败坏了。即便经常做慈善的权贵,也不肯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别人。倘若只是让他把一件羽绒服分给别人,把一些苹果或梨分给别人,他是十分乐意做的,因为这些东西对于他的财富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他可以做做样子,甚至还会借此打广告,却并不会把自己的巨额财富分给普通人。即便一个普通人拥有十几万的财产,也不肯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别人。人就是这样,被社会规则驯化之后,就要努力追求财富,要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却往往忽略了人生的短暂性,忽略了人生个人体验的珍贵性和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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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私心很重,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并不肯把自己的东西轻易分给别人,除非有求于人。而社会大同的理想却要求人类没有私有财产,实现所有财产的共享。当然只是未来的一种美好憧憬罢了,却不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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