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风格的外交，中国完全不惧！

应该说，当年安倍2006年和2012年两次“入相”，在他眼中中日关系时隔6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国经济总量的逆转。6年前中国经济总量只有日本的一半，而6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这些年来差距以不可逆的趋势不断拉大。

这对微妙、紧张的中日关系及当年安倍和今天高市的影响及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与政治相比，经济才是这些年来中日关系最大的变数。

当年安倍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安倍希望模仿其外祖父岸信介，在政治强势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建立一个“长期执政的支撑点”。高市也希望照此行事。

当时安倍实际上处在一个两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希望实现建设政治大国的理念；但另一方面，他深知日本毕竟是一个经济大国，日本民众对政权的支持主要是由经济效果决定的。因此，他必须找到经济上的“复兴”之路。不然，什么政治理念可能都是空谈。这一点，对今天的高市也是一样。

由此，对于中日关系，安倍或高市也面临着矛盾的选择：要建设政治军事大国，似乎需要恶化中日关系，渲染中国威胁论，这样才能逼美国支持日本的主张；但实现经济复兴，又必须缓和中日关系，搭中国经济的快车或至少不要因中日紧张导致经济受损。安倍或高市都需要兼顾这看似矛盾的一体两面。

当年，涉及中日关系，安倍在经济上至少面对三大经济合作机遇（或称经济合作平台）——中日韩FTA谈判、美国主导的TPP以及东盟提出的10+6自贸区（RCEP）协定。

这当然都是东亚合作的大势所趋，说明东亚经贸合作发展火爆，是全球建构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同时也是日本根本出路之所在，说明任何国家都要面对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选择，过去那种“自顾自”的格局已经不合时宜。

今天，涉及中日关系，高市在经济上面对的课题，似乎要更加明朗和简单一些。因为，十多年过去了，一些重要难题已经有了结论。当年美国主导的TPP已经被特朗普在2017年刚上台就退出了，所以才有了现在的CPTPP，已经和美国基本无关了，反而中国正在积极准备加入其中。

请注意：这个TPP到今天CPTPPd 演化过程，对日本非常具有现实的战略启示，因为，它告诉所有人，“远亲不如近邻”，特别是特朗普为主导的美国这样的远亲，可能会越来越不如中国和东盟各国这样的近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市可能比起当年安倍在经济合作的问题上，选择就更加简单了，即到底是按照自己虚妄的政治主张去搞什么“价值观外交”或“印太战略”，搞什么日美韩准同盟来对抗中国，还是按照经过实践已经形成的日本实际上在“脱美入亚”的这种新模式，发展与相关各国的合作关系呢？

日本战后特殊的政治制度安排的格局也对高市的选择有一定的制约。日本作为二战主要的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是接受国际社会战后改造及监督的特殊国家，无论是宪法秩序，还是军事体制、外交规范包括经济政策等，都受到极大的制约和限制。

而且，由于德国在欧洲战后和解进程中表现较好，日本则在亚洲尚未获得这样的国际信任及和解效应，就使得日本在国际政治、特别是亚洲外交事务中表现出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均衡，而周边的中俄朝韩等国都和日本有些隔阂，旧恨新怨都有待解决。这就使得高市那种保守的政治经济安保战略被绊住了马腿，难有很大的改观和进展。

当然，高市与十几年前的安倍时期比，最重要的是日本目前在大国关系中综合国力已略显弱化、但融入亚洲发展的势头却在加强的格局正在形成。

今后几十年，中美关系两强并立，欧洲、俄国的矛盾及存在感突出，就亚洲来看，韩国、印度等也展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日本已不是战前对抗欧美、称霸亚洲的那个“小老虎”，也不是战后“雁阵模式”的“领队人”，甚至与安倍时代比较，也略显出相对弱势，而且这个态势还在发展，并未减弱。

但日本经济技术的成熟实力犹存，特别是在近年来欧美不稳但东亚繁荣的世界大格局中，特别是在RCEP、中日韩等合作中，日本已作为地区重要成员深刻融入了亚洲发展格局。

高市必须面对今天经济贸易关系上的事实：从双边来看，中日经贸额早已经相当于美日经贸额两倍；从地区来看，东亚是目前世界上最稳定的和平发展合作地区，这既是中日等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必须共同依存、守护的家园。

从整个世界来看，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如果说在美欧、中东等地目前还存在一些负面干扰，但在亚洲似乎正是合作发展的好时机。这种国家综合实力及在世界发展大势中的相对定位，不会因为一两个政治人物的性格和政策偏好而改变。

高市崇拜安倍，更应该学习其务实的政治性格，随着中日关系在波浪中不断发展，高市理应在经济及政治实践中不断摸索，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固有规律会引导高市及日本政府谨慎思考中日关系乃至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建构，“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本文结束时，笔者想对高市早苗送上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