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到陕北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怎么不追了？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这支经历过雪山、草地、激战的部队，只剩下几千人。外界以为他们的故事会在这里终结。

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正压境，似乎只需一击，就能彻底清除这支“心腹之患”。可意外发生了——蒋介石没有追。不是不想，而是想追，却做不到。

张、杨的“出工不出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仅剩下七千余人。这支队伍从江西瑞金出发时有八万六千，沿途穿越贵州、云南、四川，越雪山、过草地，被围追堵截无数次。一路走来，损失近九成。

红军到达陕北，地势险、地形熟，是天然屏障。但蒋介石看地图时仍怒气难平。在他眼里，这支“残余”不过数千人，只要下令围剿，一击可灭。他派东北军和西北军合围陕北，命令下达：“限期歼灭。”

执行命令的是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表面听命，行动却迟缓。电令一封封催促，队伍却走走停停。蒋介石疑惑：“为何行军如此迟滞？” 答案在西北的黄土地上慢慢浮现。

张学良的东北军自“九一八”后退守关内，兵精粮足，却背负“不抵抗”的耻名。士兵带着失地的屈辱，一直郁郁。到了西北，他们第一次看见另一种队伍——红军。红军衣衫褴褛，却谈抗日、喊抗日、真打日军。这种对比刺眼。

张学良听取汇报，知道红军在民间宣讲“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开始动摇。东北沦陷的痛，他比谁都明白。蒋介石口头“攘外必先安内”，可东北丢了，外敌还在逼近。他心里第一次觉得，“剿共”并非正途。

1935年10月的劳山战役、11月的直罗镇战役，成为转折。红军面对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连克两仗。东北军两个师被全歼。红军缴获大批枪械。消息传回西安，张学良震动。他不是怕，而是惊：同样是中国军人，为何士气差距如此之大？

此后，东北军前线士兵与红军接触频繁。阵地相对时，双方互相喊话，不再射击。红军在山沟宣讲抗日道理，东北军士兵常悄悄放下枪听。有时夜里巡逻，红军在暗处喊“兄弟，别打”，对面有人回：“知道。”

张学良心知肚明。再打，消耗的不是红军，而是自己。蒋介石借剿共削弱异系力量，这个套路他太熟。红军的胜利反倒成了他心里的另一种提醒。

杨虎城也一样。杨是陕西本地人，早年起家于西北军，知道蒋介石不信任自己。陕北一带的防务名义上归他管，实际上中央军早已渗入。劳山、直罗镇后，蒋介石借口东北军“作战不力”，取消两个师番号，停发饷银。这让杨虎城看清：蒋介石借红军削外系。

他开始装聋作哑。命令来了，也只布置“防御待命”。士兵在黄土沟里挖战壕，白天演练、晚上闲坐。红军在对面开群众大会，他假装没看见。前线官兵私下交易，互不侵犯。

到1936年春，张、杨两部已在暗中与红军建立了联系。双方交换伤员、互通情报，甚至商定红军可在某些地带通行。蒋介石命他们“剿共”，他们表面应命，实则放水。

蒋介石接连发电催促。电文中多次强调“务必全力出击”“务必歼灭残部”。但这些命令在西安被层层搁置。张学良回电说地形复杂、道路不通；杨虎城回电说补给困难、雨雪阻路。一场“出工不出力”的剿共，成了纸上行动。

蒋介石知道这两人不全听话，但他此刻顾不上。两件突发事件，正让他焦头烂额。

红军“分家”，蒋军南顾

1935年夏，懋功会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终于汇合。这原是长征中最激动的时刻。雪山草地之后，两支主力在四川会合，士兵互拥痛哭。可好景不长，会师即分歧。

红四方面军兵力八万，中央红军只剩一万。张国焘主张南下川康，建立新根据地。中央红军坚持北上陕甘，打通抗日通道。几番争执无果，最终分道扬镳。

红四方面军南下目标大，兵多势广。蒋介石收到情报后，认定南下部队才是“主力”，北上那点人不成气候。于是命薛岳、胡宗南、孙连仲等部率中央军二十余万人，集中川康方向，追击红四方面军。几乎整个中央军精锐都被调往西南。

蒋介石亲自督战，指令一封接一封，要求“务必将共军主力歼于川西”。与此同时，他对北上的中央红军仅下达“交东北军封锁”命令，未作重点部署。

这样一来，陕北方向压力骤减。红军越过草地进入甘南，只遇到地方军零星阻击。张学良的东北军表面布防，却故意留出通路。红军趁机北上，脱离追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陕北高原地势险峻，沟壑纵横。红军进驻吴起镇、保安县，第一次有了稳定根据地。当地群众欢迎他们，送粮送布，支援修路。

此时的蒋介石还在川康调兵。红四方面军在那边陷入苦战，伤亡惨重。蒋介石心想，待西南战事结束，再统一北上“清剿残部”。可他没料到，局势又起变化。

1936年5月，南方突发“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三人通电全国，宣称“抗日救国”，实则起兵反蒋。三十万兵力从广东、广西调动。蒋介石不得不紧急南调中央军主力压境。

于是，西北“剿共”前线的中央军几乎被抽空。张学良、杨虎城名义上仍为总指挥，却再无中央军支援。陕北战线从此空虚。红军趁机扩大活动范围，打下延安、安塞、子长，形成防御圈。

在黄土高原上，红军重新整编。刘志丹、谢子长主持地方工作。百姓自发支前，村村设哨。这支几经死亡边缘的队伍，开始复生。

蒋介石忙于两广，根本无力顾及西北。两广事变持续数月，南京焦头烂额。红军的休整、补给、扩编都在这一年内完成。到1936年秋，红军人数已超过两万。

当蒋介石终于平定两广，西北已变样。陕北有了根据地，东北军与红军暗通声气，西北军表面服从。蒋介石重新把目光转向陕北时，才发现要“围剿”的敌人不止是红军，还有他自己体系中的裂痕。

后院起火，两广事变

1936年5月，南方传来新变。胡汉民病逝，两广局势骤然紧张。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联手通电全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两广共集结三十万兵力，号称要“共赴国难”。

蒋介石看透了其中的政治算盘。这不是抗日，而是分权。若任其发展，中央军南方基盘将被掏空。

他当机立断，调动中央军主力压往华南。各路嫡系部队从河南、湖南、江西同时南下。原本部署在西北、华北方向的几个军团，也被抽调支援两广。

在陕北一线的兵力，只剩下张学良、杨虎城控制的东北、西北军。中央军主力不在，“剿共”战线失去了爪牙。

两广事变持续到当年10月，蒋介石靠调停和分化最终平息。但这几个月的南方动乱，让他无暇北顾。红军趁机在陕北站稳脚。部队整编，地方建立政权，补给恢复。陕北根据地的轮廓，第一次真正成形。

等蒋介石南线平息，西北早已变天。张学良的立场越发坚定，杨虎城也彻底倒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陕北方向的围剿，已经失去政治基础。

西安事变，结局定局

1936年10月底，蒋介石飞抵西安。目的明确——亲自督战，逼张学良、杨虎城立刻发起“第六次围剿”。

张、杨态度消极。会谈中他们一再提“先抗日后剿共”，蒋介石怒斥“本末倒置”。矛盾到达极点。

11月，东北军士兵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西安街头，要求“停止内战”的呼声四起。学生游行、工人集会，军警与民众冲突频发。张学良多次上书蒋介石，请求改变方针，均被拒绝。

12月初，蒋介石下达最后命令：东北军如不全力剿共，即调离陕西，由中央军接替。这等于剥夺张学良的兵权。

局势骤紧。12月7日，张学良找到杨虎城，提出“以兵谏方式逼蒋改变方针”。杨起初犹豫，几日后最终同意。他们决定在12月12日凌晨行动。

那天夜里，东北军卫队包围华清池。蒋介石被搜出于骊山脚下的石缝中。同时，杨虎城部控制西安，拘押陈诚等中央军将领。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原定当天发布“第六次围剿”命令。计划就此中断。张、杨通告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红军方面迅速派代表入西安，提出和平解决。

经过十多天谈判，蒋介石最终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安事变成为国共关系的转折点。

红军得以合法存在，国民党内部“剿共”政策彻底中止。蒋介石此后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华北战局。那支曾在草地雪山间苦行的红军，终于在黄土高原迎来喘息。

蒋介石此后再无机会向陕北全面出兵。因为抗战已近在眼前，局势不容他再“安内”。红军的坚持，换来了喘息，也换来了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