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元帅之子，曾被3个妻子抛弃，精神分裂后改写中国几代人命运

1953年，北京一间破旧的小屋，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黄乃，正用发颤的手指摩挲一本俄文盲文书。没人信他能干成什么，毕竟他连婚姻都守不住，眼睛也全瞎了，精神还一度崩溃。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被命运反复捶打的“废人”，后来竟为中国盲人群体，亲手“造”出了一套能读、能写、能传下去的盲文系统？

黄乃的身份，说起来挺唬人，他是黄兴的儿子。对，就是那位和孙中山一起推翻帝制的民国元勋。黄乃有这层“光环”，理论上来说非常好，可实际上呢？没给他带来半点好处，反而像一副沉重的镣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父亲在他还不满月时就撒手人寰，家里穷得连件囫囵衣裳都凑不齐，全靠母亲典当旧物勉强糊口。但这位母亲硬是咬着牙，把他送进了长沙最好的小学。为什么？因为她看得清：这孩子眼里没光，心里却有火，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改变命运。

小时候的黄乃，是个“书痴”。放学不回家，蹲在书院街的旧书摊前，一待就是半天。摊主都烦了，冲他嚷：“小崽子，你又不买，天天在这儿蹭什么？”他也不恼，笑嘻嘻回一句：“我闻闻书香，也算沾点文气。” 那时他右眼还好好的，只是兜里比脸还干净，想买都买不起，说来也尴尬。

老天爷最喜欢开玩笑，在黄乃16岁那年，操场上飞来一脚足球，正中右眼，情况非常紧急。可当时他们家没钱治，只能任由伤口溃烂，最后只能摘掉眼球，说起来也是心酸。换作别人，可能就此认命。可他呢？把脸贴在书页上读，鼻尖磨出厚茧，还跟老师打趣：“一只眼也够用，只要心里亮堂。”

他后来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旁听，白天听课，晚上偷偷刻印抗日传单。1937年之时，日军全面侵华，他因“扰乱治安”被关进巢鸭监狱。狱卒拿蘸水的麻绳抽他，逼他供出同志，他一声不吭。即使他在那不见天日的牢房里，他每天也坚持一遍遍摸着盲文版《共产党宣言》，并且还坚持做一件事情：用磨尖的牙刷柄在肥皂上刻下八个字：“民族存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他的觉悟以及信仰。”你说他轴不轴？可正是这份“轴”，让他在后来的人生至暗时刻，没彻底垮掉。

抗战胜利后，他奔赴延安，靠着仅剩的左眼，熬夜写《日本军部研究》。连毛主席看了都点头：“这个黄乃，是个日本通，非常不错。” 本以为苦尽甘来，结果感情线却接连崩盘，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原来黄乃的第一任妻子在战乱中移情别恋，一封信甩过来：“我爱上别人了。” 黄乃没吵没闹，半夜独自爬上清凉山，对着黄河拉了一整夜二胡，琴声呜咽，像在替他哭，就这样第一任感情也就这样草草结束。黄乃的第二任妻子更狠，她在1949年冬天，收拾行李，牵着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为什么呢？至今没个准答案。黄乃追出门，脚下一滑，摔在雪地里，左眼被冰碴划伤，从此，世界彻底黑了。

第三次婚姻更让人心寒：女方怕受“三反”运动牵连，连夜递了离婚申请。就这样，黄乃三次被抛弃，最后来个一个精神防线彻底崩塌，说实话这种事情落在谁的头上也恼火。后来黄乃开始梦游、幻听、喃喃自语，最后被诊断为心因性精神分裂，送进了安定医院，说起来也是非常的尴尬、无语。你就说说，在那个时候，谁还指望他能翻盘？只能默默接受现实。

1953年，病情稍稳，他被安排到北京盲人福利会。在那里，他第一次真正接触盲人群体，也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残酷现实：中国根本没有自己的盲文！全国几百万盲人，只能用从美国引进的“纽约盲文”，但那套系统压根没法表达汉语的四声和同音字。比如“妈”“麻”“马”“骂”，在盲文里长得一模一样，全靠猜。结果呢？绝大多数盲人一辈子都是文盲，活在无声、无字、无望的孤岛里。

那一刻，黄乃坐在黑暗中，心却像被火燎着。他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连文字都读不懂，盲人怎么挺直腰杆做人？”于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我要为中国盲人，造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盲文！

说干就干，他每月30块钱生活费，硬是抠出20块买旧铜板、铁笔、牛皮纸；没实验室，就把单人床改成工作台；手指磨出血泡，泡点盐水接着摸；有天半夜从床上摔下来，额头缝了七针，第二天照样打孔刻字。黄乃的朋友笑他：“你是不是疯了？”他淡淡回一句：“疯子总比瞎子强。” 这话听着心酸，却是他骨子里的倔，最后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就这样整整六年的时间，他反复推敲、六易其稿，终于搞出“汉语双拼盲文”：声母一方，韵母一方，再加一个调号表示四声。这套系统不仅科学，还特别“中国”。为什么如此说呢？比如“中国”两个字，盲人一摸，就知道是“zhōng guó”，而不是“中锅”“忠果”之类的乱码，不得不说确实是牛。

可光有方案没用，得有人信、有人推。1972年之时，黄乃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养猪，也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里的那个人。一个雨后的黄昏，女记者安琳来采访这位“老病号”，推门一看：一个瘦得脱相的男人，蹲在猪圈边，膝盖上放着盲文板，一边刻字一边轻哼《国际歌》。

安琳当场就没忍住泪崩了，回去后，她每周给他寄两封信，一封用墨水写，方便别人读给他听，一封用盲文戳，让他亲手“看”到，足见安琳的细心。后来安琳陪黄乃跑教育部、出版局，为盲文教材争取经费，她甚至把自家半间屋子腾出来当工作室，大力支持黄乃的工作和事业，就这样他们二人建立起了不错的感情基础，关系非常要好。

在1978年之时，两人顺利结婚。在婚礼上，黄乃摸索着把一枚铜质盲文板塞进她手里：“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他真诚而朴实。” 安琳含泪回应：“你给了千万盲人世界，也给了我，已经很了不起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80年，《汉语双拼盲文方案》被国家五部委联合推广。接下来十年，他带领团队编写260种盲文教材，累计1.2亿页，相当于把《四库全书》重印三遍！全国盲校从4所猛增到82所，无数盲人通过盲文考上中专、大学，甚至走出国门。1987年，北京图书馆开设首个盲文阅览室，黄乃颤抖着抚摸第一本盲文藏书，哽咽道：“中国盲人能看书，我死也闭眼。”

后来，黄乃由于贡献巨大，他成功成为首位获得“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的残疾人，并且还推动《残疾人保障法》明确：国家必须保障盲文出版，足见他的影响力之大。2004年，87岁的他因心衰离世。他的妻子安琳在整理遗物之时，却发现一个秘密，在黄乃的床头的小盒里发现12枚磨秃的盲文针，它们整整齐齐码着，这不是盲文针，那是他一生燃烧的证据，也是他来过这个世界的最好见证，如果没有黄乃就不会有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