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核》导演陈思攸丨当少女“黑帮”撞上国家机器

在今年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新加坡导演陈思攸的长片首作《核》收获“迷影选择荣誉”和“青年评审荣誉”两项荣誉，主演郑恺心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女演员”。影片通过四个女孩的校园生活揭示出新加坡当代年轻人的处境，她们对专制独裁的老师和陈腐的校园制度极度反感，选择用成立“黑帮”的方式对抗旧体系，但随着毕业考试的到来，她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导演陈思攸以纯粹的女性视角描摹了一段青春成长故事，同时将个体生命经验与国家历史、社会变迁相结合。影片的表达大胆而直白，不仅直指新加坡的社会结构问题，还表现出更加普遍的世界性命题。影片也相继入围第26届东京FILMeX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第62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等节展活动。平遥影展结束后，益起映创与远在纽约的陈思攸展开了一场跨越时区的对话。

益起映创：《核》是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请先介绍一下影片的创作过程，比如故事的灵感来源是什么？整个过程是相对顺利的吗？

陈思攸：故事灵感来自几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东西，片名“amoeba”、女子学校、四个想组建帮派的女孩，以及围绕在其中一个女孩身边的“鬼魂”。但整个过程一点也不顺利，哈哈！

我从2019年开始写剧本，2020年完成了一个版本，但并不理想，就去参加了SEAFIC（由泰国和新加坡联合创办的故事片剧本实验室），那时感觉我写的内容和想表达的东西之间是脱节的。到了2022年我重新构思，同时申请了TorinoFilmLab（都灵电影工作室），在那里理清了思路，创作过程也顺利了很多，最终在2023年定稿，开始进行融资。影片是在2024年10月开机拍摄的，在今年夏天完成成片，期间得到了新加坡、荷兰、日本、旧金山等等很多国家地区电影机构的支持，还有我的制片人Fran Borgia，他从项目一开始就用实际行动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和鼓励。

益起映创：片名AMOEBA是变形虫的意思，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似乎都不是我们在日常语境中会听到和用到的词，你是怎么想到用它作为片名的？为什么选择《核》作为中文片名？

陈思攸：17岁时我在一所宗教学校读高中，那里的环境让我感觉到敌意，加上刚刚和以前的好朋友们分别，我开始变得封闭。在那两年里，我给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告诉自己我是一只变形虫，能够自给自足、独立自主。那个时候的我就像变形虫一样，孤独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许多年以后，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加入，“变形虫”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就像很多只变形虫聚集在一起。在考虑中文片名时，我一直想找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感觉，最后选择了“核”，既是某个东西的核心，也有像核能一样很力量的感觉。

导演陈思攸在《核》拍摄现场

益起映创：故事中围绕在Choo身边的“鬼”是否有所隐喻？

陈思攸：故事里的“鬼”来自我的真实经历，当然也是一种隐喻性的存在，观众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

对我来说，“鬼”象征着一个人被压抑的本性，在我的原生家庭中，几乎没办法表达负面情绪，在餐坐上只能摆出一副笑脸。而在新加坡，任何质疑国家的问题都会被严厉压制。这种环境造就了一种“自我抹杀（self-erasure）”的文化，当一个人的想法和欲望被视为“不正确”时，就会被整个环境压制。长此以往，人们就会慢慢与自己的情感、欲望、快乐脱节，而那些被压抑的本性，总有一天会像鬼魂一样出现，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益起映创：四个好朋友里只有Choo和Vanessa遇见“鬼”，在中间一场卧室戏里，她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陈思攸：我很想借她们两个人的关系探讨一些神秘的情感，她们之间存在一种无法解释的联系，随着故事发展，这段关系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但始终保持着模糊与暧昧的平衡。在卧室那场戏中，这种感情达到了顶点，我也想借此探索友情中那种无法言说却又难以界定的部分。

这种感受也是我青春期的一部分，在那个年纪我还没办法用语言去描述它，但那是一种既让人感到困惑又十分真实的亲密感。它来得迅速，但也像鬼魂一样很快消散。所以，那场戏可以说是整部电影的秘密，只有观众知道，甚至连她们的朋友Gina和Sofia都不知道。

益起映创：DV也是体现女孩们友情的一个重要道具，“镜头中的镜头”像是友情的见证，最后那些影像被大人们发现，似乎也意味着她们即将走向不同的人生。你在设计这种镜头表现方式时，是怎样考虑的？

陈思攸：在视觉设计上，我希望形成两种彼此冲突的影像风格。主摄影机和故事保持一定距离，构图是规整的，有点冷峻的感觉，观众始终是一个旁观者。而DV镜头则是女孩们友情和秘密的参与者，也是进入Choo内心世界的通道。DV的画面是动态的、摇晃的，能够捕捉到她们那种原始的、反叛的能量，可以让观众切实感受到她们渴望挣脱束缚的力量。

同时，两种并存的影像风格也能产生潜在的张力。镜头的画框本身就是施加在女孩们身上的一种限制结构，她们想要冲破，却始终被画面、被构图、被社会所框住。即使她们看起来自由，充满野性，但在新加坡这样的社会中，“画框”始终存在，而DV影像则成为与镜头画框对抗的另一种力量。

益起映创：片尾，Choo直视镜头表达对规训的质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直白的方式？

陈思攸：在拍摄这场戏时，我决定采用一种更接近纪录片的手法，把画面完全放在女孩们身上，近距离捕捉她们最真实的情绪。对每一个新加坡人来说，只要被放到考场环境中，就会下意识唤起那种熟悉的紧张感，可能是源自对失败的恐惧等等。所以我希望通过一种去修饰、去包装的视觉方式，把这些情绪直接展现出来，让角色和观众之间更加亲密，仿佛她们直接在和观众对话，向观众倾诉心声。

选择让Choo直视镜头，是因为我希望困扰她的问题能够真正抵达观众，说出所有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和被隐藏已久的情绪，我希望通过她的质问去强化一种信念：真实无法隐藏，真相无法被妥协。

这场戏没有让考官入镜，是因为我希望观众能站在考官的视角，从而意识到我们自己可能也是这种压迫体系的一部分。Choo的直视不仅是一种对规则的凝视，更是一种挑战，我认为，或许只有权力体系被直接质疑，才有可能发生改变。

益起映创：提到没有入镜的考官，我注意到全片除了Sofia的叔叔Phoon，几乎都处于一种男性缺失的状态，但最后那个考官的声音又是一个男性，这是有意识的设计吗？男性在整个影片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陈思攸：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父权结构和家长式社会，权力掌握在男性手中，虽然影片中的学校有一位女校长，但我希望通过片尾男性考官的设定告诉观众这一现实。

在Choo和Sofia的家庭中，父亲都是相对缺席的。Choo的父亲在海外工作，回家时理所应当地被照顾，Sofia的父亲则常常在高尔夫球场与生意伙伴应酬。在这两个家庭中，男性负责经济供给，女性负责家庭运转，父亲其实是负责任的，但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延续了对女性的压迫。

Phoon叔叔是个例外，因为并不是所有男性都和家庭疏离。我觉得，传统的父权结构同样压迫着男性，他们也被困在僵化的思维方式中。但Phoon叔叔是生活在这些规则之外的，他不必扮演某一种固化的社会角色，所以他的生活状态是松弛且自由的，而且更加真实。所以在故事中，他是唯一可以倾听女孩们内心想法的大人。

益起映创：提到Phoon叔叔就不得不说演员，高捷老师之前扮演了很多黑道大哥的角色，这次在《核》中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感觉你的作品似乎也受到了一些侯孝贤的影响。

陈思攸：《风柜来的人》是我在创作《核》的时候参考过的片，我非常喜欢侯孝贤的电影，可以说是喜欢他的所有作品，我觉得他能通过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去探索更宏大的家国历史和社会变迁。而且因为我从小和说闽南语的外祖父母一起长大，侯孝贤影片中的语言和文化氛围都让我倍感熟悉，非常亲切。

益起映创：影片中女校的校服在你的短片《草莓芝士蛋糕》中好像也出现过类似的，这是依照现实来设计的吗？在人物造型方面请介绍一下。

陈思攸：哈哈，我念的那所学校的校服就是白色无袖上衣配白色裙子，上面还有红色的字，是出了名的“丑”。在设计电影服装时，我一开始其实想加入更多颜色，但最后还是决定让她们穿全白，因为这种配色带有一点“监狱服”的感觉。她们看起来也像小幽灵。不过，虽然服装是取材于现实，但还是调整了一些细节，因为在新加坡，电影里不允许出现真实的学校校服。

除此之外，全白在新加坡还有另一层含义。我们的执政党成员是穿全白制服的，对政党来说，白色代表的是清正廉洁的形象，但当这种白色制服被强加在少女身上时，它代表的则是对女性纯洁与贞操观念的束缚，这也是一种隐性的规训。

益起映创：我还注意到影片的色调整体是偏冷的，只有洞穴场景是暖色调，女孩们在洞穴里点满蜡烛、承诺未来，一方面很温暖，另一方面又给人一种不真实的、只存在于理想中的友情关系。请介绍一下关于影片色调的设计，以及洞穴场景中发生的故事是否有某种超现实的意味在其中？

陈思攸：洞穴对女孩们来说是自由的空间，她们在那里不会受到家庭和学校体制的控制。我刻意让洞穴外的场景看起来偏冷，比如蓝色的课桌、绿色的建筑细节，洞穴里则用棕色、橙色这种暖色来强化对比，这些颜色会让人联想到泥土和大地，有种更贴近生命本源的质感。

在洞穴点满蜡烛那场戏是一场仪式，女孩们彼此宣誓“永远在一起”，这个仪式是理想化的，因为她们想在一个充满无常和变化的世界中，祈求某种永恒。

我觉得仪式对人类来说就是去相信某种更高维的力量，比如我们会去庙里祈求平安和健康。所以我希望在洞穴点满蜡烛这场戏带有一点超现实，就像女孩们正在召唤过去的神祇，用那种魔力来祝福和连接彼此。

益起映创：片尾女孩们的选择各不相同，虽然象牙塔抹去了现实差异，让她们站在同样的反叛立场上，但友情在真正面对现实时仍然走向了不同的岔路。你在设计结尾的时候是怎样考虑的？希望通过这种友情的聚散向观众传递什么？

陈思攸：学校本身就是社会的缩影，虽然它试图打造一个平等的环境，但人和人之间仍然会有隐形的差异。四个女孩的友谊正是建立在对这种“平等幻象”的反叛之上，但她们的团结也承受着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重重压力，这些无形的力量慢慢把她们推往不同的方向。但即使她们的选择不同，那也是属于她们自己的主动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

同时，我也想把个人与国家这两条叙事线串联起来。片尾是一次关于“鱼尾狮（Merlion）”的考试。“鱼尾狮”是由新加坡创造的神话，象征着从卑微走向繁荣的过程，隐喻新加坡的转型，也象征着国家叙事，是女孩们被要求背诵和服从的意识形态。我试图探讨这种神话构建如何塑造个人身份，通过片尾考试这场戏和女孩们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新一代年轻人在忠于自我和融入体制之间的挣扎。在友情层面上，这一幕也体现出即使是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我们仍然在努力保持自我，不被集体同化。

友情的聚散其实是成长过程中的自然规律，我和朋友们也曾经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渐行渐远，后来又重新靠近，甚至比以前更加亲密。所以我也想通过这部电影中友情的第一次分离，表达这其实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正是在破碎的过程中，我们才找到了成为自己的力量。而且，每一段相遇都会留下印迹，让我们的心胸更宽，视野更广。

作者 | 筱囡

排版 | 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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