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3年，丈夫下岗带小姨子去上海创业，一年后我带儿子去探望愣住

那年是1993年，我们厂里像是被一场大风刮过，吹得人心惶惶。

墙上“以厂为家”的红漆大字，被风雨剥蚀得斑斑驳驳，就像我丈夫陈卫东那张日渐沉默的脸。

卫东是我们厂里出了名的技术大拿，一双手浸在机油里二十年，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是哪个轴承缺了油。

可时代的大轮子滚过来的时候，才不管你手上有多厚的茧子。

“下岗”两个字，像两块冰，砸在厂里几千个家庭的饭桌上，也砸在了我们家的饭桌上。

名单公布那天，卫东没回家，一个人在车间里坐到天黑。

我去找他，他正摩挲着那台他伺候了半辈子的德国老车床，那眼神，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告别。

灯光昏暗，拉长了他瘦削的影子，也拉长了我们家未来的愁云。

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都是凝固的。

儿子童童才六岁，正是淘气的年纪，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玩闹的声音都小了许多。

我白天在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心里也压着一块石头。下班回家，看着卫东坐在小马扎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却能感觉到他心里的那片海，已经起了风暴。

“岚子，我对不住你和童童。”他掐了烟，声音沙哑。

我走过去，给他续上水，拍了拍他的背：“说啥傻话，日子总得过。”

可怎么过，我们都不知道。

就在我们家愁云惨淡的时候，我妹妹林霞来了。

林霞比我小五岁，高中毕业就没再念书，在市里的百货公司当售货员，脑子活，嘴巴甜，穿得也洋气。

她提着一兜子苹果，一进门就咋咋呼呼的：“姐，姐夫，看你们俩这愁眉苦脸的，天又没塌下来。”

她把苹果塞到童童手里，一屁股坐在卫东旁边，开门见山：“姐夫，下岗了怕啥？正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上海那边，遍地是机会！”

上海。

那两个字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我们家这间憋闷的小屋。

可对我们这种小县城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来说，上海太遥远了，像电视里闪着霓虹的梦。

卫东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光，随即又黯淡下去：“机会？我一个只会摆弄车床的，去了能干啥？”

“怎么不能？”林霞把胸脯拍得邦邦响，“姐夫你这手艺，到哪儿都是金饭碗！上海那些小厂子，最缺的就是你这样的老师傅。我有个同学在那边，说现在搞机械加工可赚钱了。”

她顿了顿，看着我们俩，抛出了一个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提议。

“这样，姐夫，我跟你一起去！我辞职！我嘴皮子利索，负责跑业务、拉单子，你负责技术。咱俩合伙，准能干出个名堂来！”

我愣住了。

我看着我那年轻、漂亮，浑身都透着一股机灵劲儿的妹妹，再看看我那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丈夫。

让他们俩，一男一女，去上海那个花花世界闯荡？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

第一章 风雨飘摇的铁饭碗

林霞的提议，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们家这潭死水里，激起的涟漪却久久不能平息。

晚上，童童睡着了，我和卫东躺在床上，谁也睡不着。

黑暗中，我能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还有翻来覆去的声响。

“卫东，你……真想去上海？”我轻声问。

他沉默了半晌，才“嗯”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躁动。

“岚子，我想去试试。”他说，“我不能就这么待在家里，看着你们娘俩跟我一起喝西北风。我这身力气，这手艺，总得有个地方使。”

他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割着我的心。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像他这样以手艺为傲的男人，让他赋闲在家，比杀了他还难受。

可我的私心，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

“那……为啥非得让小霞跟着去？”我还是问出了口，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卫东又翻了个身，面对着我。

黑暗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却能感觉到他的目光。

“岚子，你想哪儿去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上海那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我一个闷葫芦，嘴笨，跟人打交道不行。小霞脑子活，能说会道，有她帮我跑前跑后的，我才能安心搞技术。”

他顿了顿，叹了口气：“再说了，她是咱自家人，信得过。总比在外面随便找个不认识的搭档强吧？”

道理我都懂。

林霞是我的亲妹妹，卫东是我的丈夫，我本不该有任何怀疑。

可人心就是这么奇怪的东西。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让人胡思乱想。

一个刚刚下岗、心里憋着一股劲儿的中年男人，一个年轻漂亮、对外面世界充满向往的姑娘，他们要去的是上海，那个传说中“十里洋场，遍地黄金”的地方。

我不敢再想下去。

第二天，我找了个机会，单独跟林霞谈。

“小霞，你真想好了？百货公司的工作多好，旱涝保收的。”我试图劝她。

林霞正在镜子前试一件新买的的确良衬衫，闻言转过身来，一脸的不以为然。

“姐，什么年代了，还铁饭碗呢。那碗里就那么几粒米，看得见头。我想出去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走过来，拉住我的手，眼神里满是憧憬：“姐，你放心。我跟姐夫去，就是去搞事业的。等我们赚了钱，就把你和童童都接过去，在上海买大房子！”

看着她那张青春洋溢的脸，我还能说什么呢？

说我担心你们孤男寡女，日久生情？

这话太伤人，也显得我太小家子气。

我只能把所有的担忧都咽进肚子里，化作一句叮嘱：“到了那边，互相有个照应，多往家里来信。”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我们家拿出了所有的积蓄，五千块钱。我又回娘家，跟爸妈借了三千。

爸妈起初也不同意，觉得这事太冒险，也不合规矩。

还是林霞巧舌如簧，把未来的蓝图描绘得天花乱坠，说得二老最终点了头。

钱凑齐了，一共八千块。

在1993年，这笔钱对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几乎是全部的家当。

卫东把钱用布一层层包好，贴身缝在内衣口袋里，那神情，庄重得像是在接受一项神圣的使命。

出发前的那几天，卫东像是变了个人。

他不再整天唉声叹气，而是开始忙碌起来。他把他那些宝贝工具，扳手、卡尺、千分尺，一件件擦得锃亮，用棉布仔细包好，放进一个厚实的帆布工具包里。

那专注的神情，仿佛他不是要去一个未知的城市闯荡，而是要去完成一项精密的手术。

我看着他布满老茧的手，心里五味杂陈。

这双手，能造出最精密的零件，却握不住一个安稳的未来。

而我，作为他的妻子，能给他的，也只有这微不足道的信任和支持。

尽管这信任的背后，藏着我深深的不安。

第二章 离别的站台

出发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憋着一场雨。

我们一家人，加上林霞，一起去了火车站。

站台上人山人海，南来北往的旅客，扛着大包小包，汇成一股嘈杂的洪流。

绿皮火车的汽笛声，尖锐而悠长，划破了清晨的宁静，也像是在催促着离别。

卫东穿着我给他新买的蓝色卡其布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努力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些。

可他眼里的不安，还是藏不住。他紧紧攥着那个装着全部家当和工具的帆包，手背上青筋毕露。

林霞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她穿着一件时髦的牛仔外套，烫着当时最流行的卷发，脸上带着兴奋和期待。她忙前忙后地买站台票，安顿行李，那股子利索劲儿，让我不得不承认，卫东的选择或许是对的。

童童拉着卫东的衣角，仰着小脸，一遍遍地问：“爸爸，你要去哪里呀？什么时候回来？”

卫东蹲下身，摸着儿子的头，喉结滚动了好几下，才说：“爸爸去上海，给童童赚钱买大炮车。很快就回来。”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别过头去，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怕我一看，眼泪就掉下来。

检票的铃声响了。

林霞催促道：“姐夫，姐，快上车了！”

我把手里一个装满了煮鸡蛋和馒头的网兜递给卫东：“路上饿了吃。到了那边，安顿好了，立马给家里来个信。”

“嗯。”卫东接过网兜，沉甸甸的。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说：“家里……就靠你了。”

“放心吧。”我点点头。

千言万语，在嘈杂的站台上，都显得那么苍白。

他转身上车，林霞跟在他身后，回头冲我们挥了挥手，笑得灿烂：“姐，等我们好消息！”

火车缓缓开动。

我抱着童童，站在原地，看着车窗里卫东和林霞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童童“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爸爸！我要爸爸！”

我的眼泪，也终于忍不住，顺着脸颊滑落。

风吹过来，带着一股煤烟味，吹乱了我的头发，也吹凉了我的心。

站台上的人渐渐散去，只剩下我和童童。

我抱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儿子，感觉整个世界都空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邻居王婶在楼下碰见我，拉着我的手，一脸同情又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岚子啊，让卫东一个大男人，跟你妹妹去上海，你这心可真大啊。”

我勉强笑了笑：“小霞是去帮忙的，自家人，放心。”

嘴上这么说，可王婶的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心里最柔软、最不确定的那个地方。

是啊，我心大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

日子还得继续。

卫东走了，家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照顾童童身上。

白天，我在学校里教书，面对着孩子们一张张天真无邪的脸，我必须强打起精神。

晚上，我给童童洗澡、讲故事，哄他睡觉。等他睡熟了，我一个人坐在灯下备课，批改作业。

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就会排山倒海地涌上来。

我常常会坐在床边，看着卫东留下的那半包“大前门”，一看就是半天。

我开始疯狂地想念他。

想念他吃饭时吧嗒嘴的声音，想念他修不好东西时烦躁地抓头发的样子，甚至想念他那双沾满机油、怎么也洗不干净的手。

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相信他，相信小霞。他们是为了这个家，才去外面吃苦打拼。

可理智是一回事，情感又是另一回事。

尤其是当流言蜚语像苍蝇一样，总是在你耳边嗡嗡作响的时候。

“听说了吗？林老师的丈夫，跟她小姨子跑了。”

“可不是嘛，一个年轻小姑娘，一个大男人，去上海那种地方，能有什么好事？”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剜着我的心。

我假装听不见，挺直了腰杆，照常上班，买菜，接送孩子。

我不能倒下。

我是童童的妈，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卫东把家交给了我，我就要替他守好。

第三章 遥远的书信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从上海来的信。

信是卫东写的，字迹还跟他的人一样，一笔一划，方方正正。

信很短，只有一页纸。

他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住的地方，在一条叫“弄堂”的巷子里，租了一个小亭子间。

他说上海很大，人很多，东西很贵，找活不容易。

他说他和小霞跑了很多家小工厂，被人当骗子一样赶出来好几次。

信的最后，他说：“岚子，勿念。一切安好。照顾好自己和童童。”

没有一句亲昵的话，全是报平安的干巴巴的陈述。

我把信看了好几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是心疼，也是失落。

我能想象到，他一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在上海那个人情淡漠的大都市里，会吃多少闭门羹，受多少白眼。

可我也忍不住想，为什么信里只字不提小霞？他们住在一起吗？每天都一起吃饭吗？

这些问题，像小虫子一样，在我心里爬来爬去，又痒又疼。

紧接着，林霞的信也到了。

她的信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

信纸是带着香味的，字迹娟秀，写得满满当当。

她用了很多时髦的词，说上海的南京路有多繁华，淮海路的商店有多漂亮，说上海女人穿的裙子有多好看。

她说她每天跟着卫东，坐公交车，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她说卫东虽然话少，但人特别踏实，有他在，她就觉得心里有底。

她还说：“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姐夫的。等我们赚了钱，第一个就给你买上海最时髦的羊绒大衣！”

看着信里那句“照顾好姐夫”，我的心又被刺了一下。

他是我丈夫，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照顾了？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怎么能这么想自己的亲妹妹？

我把信收起来，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他们是合作伙伴，是战友，是亲人。

就这样，书信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两封信，一封来自卫东，一封来自林霞。

卫东的信，永远是那么简短、克制。

“这个月接了两个小单子，赚了三百块，给你寄回去二百。钱不多，先给童童买点好吃的。”

“房东要涨房租，我们可能要换个地方。”

“天冷了，多穿点衣服。”

而林霞的信，则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户。

她会给我描述他们怎么跟一个精明的上海老板讨价还价，怎么为了一个零件的精度，卫东在车床前熬了两个通宵。

她会说起卫东因为不习惯吃米饭，她特意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到面粉，给他包了一顿饺子。

她说，姐夫吃饺子的时候，眼圈都红了。

看到这里，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这个做妻子的，在他最难的时候，却只能守在千里之外，连一顿热乎的饺子都不能给他做。

而我的妹妹，却陪在他身边，分享着他的辛苦和喜悦。

一种难以言喻的嫉妒和失落，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日子就在这种复杂的等待和煎熬中，一天天过去。

卫东寄回来的钱，从二百，到三百，再到五百。

我知道，他们在上海的生意，开始有了起色。

林霞在信里说，他们已经租下了一个小门面，既是作坊，也是住的地方。卫东的技术在附近一带出了名，很多小厂子都来找他加工疑难杂症的零件。

她把他们的那个小作坊，称之为“卫霞机械加工部”。

卫霞，卫霞。

陈卫东，林霞。

我捏着信纸，指尖泛白。

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为什么不是“卫岚”？或者“卫童”？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我会在半夜里惊醒，梦见卫东和林霞，在上海的霓虹灯下，并肩走着，笑得那么开心。

而我，和童童，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邻居们的闲言碎语，也变得越来越刺耳。

“你看林老师，男人在外面一年多了，也不说去看看。”

“八成是出事了呗，不好意思去。”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军奋战的士兵，四面楚歌。

我守着这个家，守着这份名存实亡的婚姻，可我的阵地，正在一点点地被侵蚀。

我快要撑不住了。

第四章 一张南下的车票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1994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热。

空气里都是黏腻腻的暑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就像我的心情。

这一年里，卫东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多，信却越来越短。

有时候，只有薄薄的一张汇款单，连一句话都没有。

林霞的信倒是还和以前一样，热情洋溢。

她说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已经雇了一个小工。

她说卫东瘦了，也黑了，但眼睛比以前亮了，像是有火在烧。

她说上海的夏天很热，他们那个铁皮屋顶的作坊，像个蒸笼。她给卫东买了个电风扇，可他总是不舍得开，说费电。

信里的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他们在那边，过得多么同甘共苦，多么相依为命。

而我，这个正牌的妻子，却像个局外人。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童童的一场病。

孩子半夜里发高烧，烧到三十九度八，小脸通红，说胡话。

我吓坏了，一个人抱着他，深更半夜地往医院跑。

医院里，我抱着滚烫的儿子，排队、挂号、找医生、去药房。

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和童童的呻吟声。

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我多希望卫东能在身边。

哪怕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要他能在我旁边，给我搭把手，说一句“别怕，有我呢”，我心里就会踏实很多。

可他不在。

他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在那个叫“卫霞机械加工部”的地方，和我年轻漂亮的妹妹在一起。

童童的烧退了，我的心却像是被烧出了一个大洞，冷风嗖嗖地往里灌。

我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

我要去上海。

我必须亲眼去看看，看看他们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看看我丈夫的心，是不是还放在这个家里。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我跟学校请了假，就说家里有急事。

校长是个好人，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批了。

我把家里简单收拾了一下，把童童托付给了我父母。

我妈看着我，欲言又止：“岚子，你……想好了？”

我点点头，眼神坚定：“妈，我想好了。有些事，总得去弄个明白。”

我爸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塞到我手里：“路上用。到了那边，别跟卫东吵。有话好好说。”

我捏着父亲给的钱，眼眶一热。

我没告诉他们我心里的那些怀疑和猜测，我怕他们担心。

我只是说，我想卫东和孩子了，趁着暑假去看看。

买票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那是一张开往上海的硬座车票。

二十多个小时的旅程。

我没有提前告诉卫东和林霞我要去的消息。

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或者说，我想去“突击检查”。

坐在拥挤、嘈杂的绿皮火车上，我的心里乱成一团麻。

车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北方平原，慢慢变成了江南水乡的白墙黛瓦。

我的心，也随着火车的颠簸，一会儿沉到谷底，一会儿又被一丝微弱的希望吊起来。

我想象了无数种见面的场景。

或许，我推开门，看到的是他们俩其乐融融，像一对真正的小夫妻。

或许，他们租了漂亮的公寓，林霞穿着时髦的连衣裙，而我的丈夫，西装革履，早已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朴实的工人。

又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在信里的那个地址，他们骗了我。

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打架，搅得我头昏脑涨。

我旁边的座位上，是一个去上海探亲的大姐。

她很健谈，问我去上海干什么。

我说：“去看我丈夫。”

她羡慕地说：“你丈夫在上海发财啦？真有福气。”

我苦笑了一下，没有接话。

福气？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一趟，我要去寻找一个答案。

一个关于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未来人生的答案。

无论这个答案是什么，我都必须去面对。

第五章 弄堂深处的灯火

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

走出火车站，一股混杂着潮湿、闷热和繁华的气息扑面而来。

巨大的霓虹灯招牌，川流不息的汽车，还有人群中各种听不懂的方言，让我这个从北方小城来的人，瞬间感到了手足无措。

我拉着童童，紧紧攥着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手心全是汗。

地址是“虬江路XXX弄XX号”。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那时候的出租车还是黄色的“面的”。

司机是个上海本地人，一听地址，撇了撇嘴：“那地方，外地人住的，乱得很。”

车子在繁华的市区里穿行，高楼大厦渐渐被低矮破旧的老房子取代。

最后，车子停在了一条狭窄的巷子口。

司机指了指里面：“就是这里了，车开不进去，你自己走进去找吧。”

我付了钱，抱着已经睡着的童童下了车。

眼前的景象，让我有些发愣。

这就是上海？

狭窄的弄堂，两边是密密麻麻的石库门房子，墙壁斑驳，头顶上是蜘蛛网一样交错的电线，晾晒的衣服像万国旗一样，在傍晚的风中飘荡。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烟、饭菜和下水道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我按照门牌号，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

弄堂里很暗，只有零星几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

终于，我找到了那个门牌。

那是一扇破旧的木门，门上方的墙壁上，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卫霞机械加工部”。

那两个字，像针一样，又扎了一下我的心。

我站在门口，迟疑了。

我的心跳得厉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手，准备敲门。

就在这时，门里传来了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尖利而愤怒，是林霞。

“……凭什么不给钱？这批活儿我们是保质保量按时交的！你说有瑕疵，瑕疵在哪里？你指出来！”

紧接着，是一个男人粗声粗气的嗓音，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我说有瑕疵就有瑕疵！你们外地人，还想在上海滩混饭吃？告诉你，这笔钱，一分都没有！”

然后是“砰”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被摔在了地上。

再然后，是卫东那沉闷、压抑着怒火的声音。

“东西，是我们做的。钱，你必须给。”

“给？我今天就不给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动手啊？来啊！”那个男人嚣张地叫喊着。

我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

眼前的一幕，让我彻彻底底地愣住了。

我呆立在门口，大脑一片空白。

这里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任何一个样子。

没有温馨的小家，也没有时髦的公寓。

眼前是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小院子，搭着一个简陋的石棉瓦棚子。棚子下面，摆着一台巨大的、油迹斑斑的旧车床，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机器。

整个空间里，充斥着一股浓烈的机油和金属混合的味道。

地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金属零件和铁屑，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屋角，一张小桌子上，摆着几只吃剩下的泡面碗。

而争吵的中心，我的丈夫陈卫东，正死死地攥着一个胖男人的衣领，额头上青筋暴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沾着黑色的油污，身上那件我给他买的蓝色外套，已经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沾满了油渍。

他瘦得两颊都陷了下去，整个人像是一把绷紧了的弓。

而我的妹妹林霞，正挡在他们中间。

她头发散乱，脸上还带着泪痕，一只手死死地护着一个账本，另一只手用力地想把他们分开。

她身上那件时髦的牛仔外套，也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变得又脏又旧。

那个胖男人，一脸的横肉，还在不停地叫骂。

“放手！再不放手我报警了！说你们敲诈！”

看到我突然出现，所有人都愣住了。

卫东攥着那个胖子的手，缓缓地松开了。

林霞的嘴巴张成了“O”型，脸上的愤怒和委屈，瞬间变成了震惊和不知所措。

“姐……姐？你怎么来了？”

她声音颤抖，带着哭腔。

我怀里睡着的童童，被这阵仗惊醒了，揉着眼睛，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爸……”

卫东的身体猛地一震。

他转过头，看着我，看着我怀里的童童，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瞬间涌上了一层水汽。

他嘴唇哆嗦着，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

“岚子……”

那一刻，我心里积攒了一年的怀疑、委屈、嫉妒、不安，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在看到他那张憔悴不堪的脸时，轰然倒塌。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汹涌而出。

第六章 机油味里的年夜饭

那个胖男人见势不妙，嘟囔了几句，趁机溜走了。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和一台冰冷的旧车床，在昏黄的灯泡下，沉默地对峙着。

空气里，机油的味道，和我眼泪的咸味，混杂在一起。

童童挣脱我的怀抱，跑到卫东面前，拉着他那沾满油污的裤腿。

“爸爸，我好想你。”

卫东僵硬的身体，像是被这句话瞬间击垮了。

他猛地蹲下身，一把将童童紧紧地搂在怀里，把脸深深地埋在儿子的颈窝里。

我看到他宽阔的肩膀，在剧烈地颤抖。

一个四十岁的男人，一个在我们面前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男人，在这一刻，哭得像个孩子。

林霞站在一旁，低着头，不停地用手擦着眼泪。

“姐，对不起……让你看到这些。”她哽咽着说。

我摇了摇头，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帕，轻轻地擦去卫东脸上的油污和泪水。

他的脸颊，瘦得硌手。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的声音也带着哭腔。

卫东抬起头，眼睛通红，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还是林霞，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

原来，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

为了省钱，他们租了这间最便宜的、连个正经睡觉地方都没有的作坊。

他们买了一台二手的旧车床，卫东凭着手艺，没日没夜地干活。

而林霞，就负责跑业务，跟人谈价钱，收账。

这一年里，他们被骗过，被赖过账，受尽了白眼和欺负。

就像刚才那个胖男人，是附近一家小厂的老板，仗着他们是外地人，活干完了，就想赖掉工钱。

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姐夫他……脾气倔，见不得别人赖账，说我们凭手艺吃饭，不能让人欺负。”林霞抽泣着说，“每次都是我拦着他，不然早出事了。”

我看着卫东那双粗糙、变形，指甲缝里全是黑色油污的手，心里像是被刀割一样疼。

这就是他信里说的“一切安好”。

这就是林霞信里描绘的“生意越来越好”。

他们把所有的苦和累，都自己咽了下去，只把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好消息”，寄给了我。

“住的地方呢？”我问。

林霞指了指作坊里间用木板隔出来的两个小隔间。

“我住那间，姐夫住这间。”

我走过去看。

那所谓的“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单人木板床，连翻个身都困难。

卫东的床头，整齐地叠着他那件已经洗得看不出颜色的旧工作服。

墙上，贴着一张童童一岁时的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都卷了起来。

我的眼泪，又一次决了堤。

我这个傻瓜。

我竟然怀疑他，怀疑他们。

我为自己那些龌龊的、小家子气的念头，感到无地自容。

那天晚上，我没有让他们再吃泡面。

我打开我从家里带来的布包，里面有我做的腊肠，还有一些干菜。

作坊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煤油炉。

我就用那个小炉子，给他们炖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白菜腊肠汤，又蒸了米饭。

没有桌子，我们就把一块干净的木板，架在两个油桶上，当做餐桌。

童童坐在卫东的腿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饭。

卫东和林霞，也像是饿了很久一样，吃得狼吞虎咽。

昏黄的灯光下，机油味里夹杂着饭菜的香气。

这顿饭，吃得异常安静。

谁都没有说话，但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心，在这一刻，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吃完饭，林霞抢着去洗碗。

我让卫东去冲个澡，换身干净衣服。

他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这里……洗澡不方便，就一个水龙头。”

“没事，我给你打水。”

我用一个大盆，接了水，让他就在院子里冲。

我给他搓着背，摸着他背上那些因为长期劳累而凸起的骨头，心疼得无以复加。

“以后，别再报喜不报忧了。”我说，“不管好的坏的，都告诉我。我们是夫妻，就该一起扛。”

卫东转过身，握住我的手。

他的手很烫，也很粗糙。

“岚子，”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愧疚，有感激，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的光芒，“等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我点点头，把头靠在他的胸口。

他的心跳，强劲而有力。

那一刻，我无比确定，我的丈夫，没有变。

他还是那个朴实、善良、有担当的陈卫东。

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

第七章 丈夫的蓝图

在上海的那些天，我没有催着卫东回家。

我留了下来，成了“卫霞机械加工部”的后勤部长。

白天，卫东和林霞出去跑业务、干活。

我就在那个小小的作坊里，打扫卫生，洗衣做饭。

我把他们那两个小得可怜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把他们油腻腻的被褥，拿到弄堂口去晒，晒出阳光的味道。

我用煤油炉，变着花样给他们做好吃的。

红烧肉、炖排骨、包饺子。

每次看着他们俩吃得心满意足的样子，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童童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他不再缠着卫东，而是自己找个小角落，用那些废弃的铁块、螺丝，搭他自己的“城堡”。

卫东干活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看着，眼神里充满了崇拜。

空闲下来的时候，卫东会跟我讲他的“蓝图”。

他把我拉到那台旧车床前，指着那些冰冷的钢铁零件，眼睛里闪着光。

“岚子，你看，这个零件，是给一家食品厂做的。他们的进口机器坏了一个小齿轮，原厂配件要等三个月，还要好几千块钱。我给他们重新做了一个，两天就交货，只要了他们三百块。”

“还有这个，”他又拿起一个形状复杂的零件，“这是给一个研究所做的实验设备配件。图纸是德国的，要求精度特别高，误差不能超过一丝，也就是百分之一毫米。上海好几家大厂都做不了，最后找到我这里来了。”

他拿起他那把用了二十年的游标卡尺，熟练地在零件上测量着，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专注。

“我琢磨了三天三夜，没合眼，终于给做出来了。对方的德国专家看了，都伸大拇指。”

我听着，看着他那张沾着油污却神采飞扬的脸，心里充满了敬佩。

我终于明白，他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他在这里，找到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技术工人的尊严和价值。

在原来的厂里，他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而在这里，他是一个创造者，一个解决难题的“大师傅”。

他的手艺，他的经验，他的智慧，在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施展。

“岚子，我们不能总做这种零敲碎打的活儿。”一天晚上，他摊开一张画满了图纸的纸，对我说道，“我想自己设计一种机器。”

他指着图纸，兴奋地解释：“现在很多小服装厂，都用那种手动的压扣机，效率低，还容易出次品。我想设计一种半自动的，用脚踏控制，能省一半的人力，效率提高三倍。”

我看着图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据，虽然看不太懂，但我能看懂他眼里的那团火。

那是一团叫做“梦想”的火焰。

“这……能行吗？”我有些担心。

“能行！”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经琢磨很久了。所有的零件，我们自己都能加工。成本不高，肯定有市场。”

林霞也在旁边附和：“姐，你放心吧！姐夫的技术，我信得过！市场那边，我去跑！上海这么多服装厂，肯定能卖出去！”

看着他们俩那充满信心的样子，我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

我发现，我对我丈夫的了解，原来那么少。

我只知道他是个老实本分的技术工人，却不知道，在他的心里，还藏着这样一个宏大的蓝图。

而我的妹妹，也不再是那个只知道穿衣打扮的小姑娘了。

这一年的风雨，让她迅速地成长起来。

她学会了看图纸，学会了跟各种各样的人精打交道，学会了讨价还价，也学会了担当。

她和卫东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

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对方就能心领神会。

那是一种在共同的战斗中，磨砺出来的，超越了亲情和普通友情的，革命战友般的深厚情谊。

我看着他们，心里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

我为我的丈夫感到骄傲。

也为我的妹妹，感到骄傲。

他们都是在时代浪潮中，不甘沉沦，奋力向上游的勇士。

而我，也要做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第八章 新的开始

我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

临走的前一晚，我们三个人，进行了一次长谈。

“卫东，小霞，你们就安心在上海干。”我说，“家里有我，童童有我，爸妈那边我也会照顾好。你们不用分心。”

卫东看着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岚子，辛苦你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笑了笑，然后转向林霞，“小霞，你也一样。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有什么难处，跟姐说，跟姐夫说。”

林霞的眼圈红了，她拉着我的手：“姐，谢谢你。”

我拍了拍她的手背：“傻丫头，谢什么。”

第二天，是卫东和林霞送我们去火车站。

还是那个站台，还是那趟绿皮火车。

但这一次，我的心情，和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

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装满了猜忌和不安。

而现在，我的心里，装满了踏实、骄傲和希望。

火车开动前，卫东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这里面是五千块钱。你带回去，先把欠我爸妈的钱还了。剩下的，你和童童用。”

我捏着那个厚厚的信封，摇了摇头：“你们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我这里还有工资，够用了。”

“拿着！”卫东的语气不容置疑，“这是我该做的。你替我撑着家，我不能让你和孩子在外面受委屈。”

他顿了顿，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童童手里。

那是一个用不锈钢废料做的，打磨得锃光瓦亮的小火车头。

小巧，精致，连轮子都能转动。

“童童，这是爸爸给你做的。等爸爸赚了大钱，就给你买真的大炮车。”

童童抱着那个冰凉却沉甸甸的小火车，高兴得直点头。

火车的汽笛长鸣。

我抱着童童，站在车门口，向他们挥手告别。

阳光下，卫东和林霞并肩站在一起。

他的脸上，不再有迷茫和颓唐，而是充满了自信和坚毅。

她的脸上，也褪去了青涩和稚气，多了一份干练和成熟。

他们身后，是上海这座巨大的、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城市。

我知道，他们的路，还很长，还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我不担心了。

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眼里的光。

那是一种相信技术、相信奋斗、相信未来的光。

火车缓缓驶出站台，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

我回到座位上，打开车窗。

风吹进来，带着上海独有的味道。

我不再觉得那是陌生的、令人不安的气息。

我仿佛从中闻到了机油的芬芳，闻到了钢铁的激情，闻到了我们一家人，未来的希望。

我低头，看着怀里玩着小火车的童童。

我想，等他长大了，我会告诉他。

他的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在那个叫做1993年的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他没有被“下岗”两个字击垮。

他用他那双沾满机油的手，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为我们这个家，重新锻造出了一个崭新的、闪闪发光的未来。

而他的小姨，是和他并肩作战的，最勇敢的战友。

至于我，我将永远是他们最温暖、最坚实的港湾。

我们的家，虽然分在两地，但我们的心，从未像此刻这样，紧紧地连在一起。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属于陈卫东，属于林霞，也属于我，林岚。

属于我们这个在时代变迁中，努力生活的，最最普通的中国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