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被捧上神坛的囚徒

我上学时学过高尔基的课文，那时只知道他是个伟大的作家，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高尔基只是个被捧上神坛的囚徒。

1931年，高尔基受斯大林亲自邀请，从意大利流亡归国。苏联政府为他提供国家级待遇，还有极为奢华的住所，包括莫斯科高尔基街的豪宅与乡间别墅，专门配有医护、司机、厨师、秘书、保安等人员。人数据称达到40余名，不过根据俄罗斯文学史学者帕佩尔诺的研究，高尔基住宅工作人员约十余人。

可是，表面受到尊敬的高尔基实际是被控制与圈养的，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监控之下。他被要求参加官方活动、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撰文、为政治运动背书。

在政治压力下，高尔基发表了许多歌颂的文章，包括《论苏联文学》《论劳动》《斯大林时代的人》等。这些文字内容极度政治化，明显是违心的宣传性作品。

这并非高尔基所料，为此他在精神上非常矛盾，他的私人日记中多次流露出痛苦与孤立。他常在私下流泪，他对朋友帕斯捷尔纳克说“作家已死，只剩下工具”。

更令他受打击的是，他的马克西姆·彼什科夫于1934年突然去世，年仅36岁。彼什科夫是高尔基唯一的儿子，当时在莫斯科文学与政治圈都颇有影响，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与非官方思潮的领袖人物。

彼什科夫的死是一桩悬案，苏联官方公布为“急性肺炎并发症”，但当时普遍流传的说法是被内务部下毒而死。1936–1938年的大清洗期间的“布哈林审判”中，检方指控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根里赫·亚戈达“谋害高尔基及其儿子”，作为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指控称，亚戈达命人“慢性毒害”彼什科夫，以削弱高尔基精神状态，控制其政治立场。

高尔基的秘书兼医生克里维茨基在回忆录中记载，他曾暗示彼什科夫之死是非自然死亡，并称高尔基本人怀疑“这是惩罚”。

苏联内部档案也间接支持了怀疑：解密档案显示，彼什科夫病重时，内务部确实“安排专人护理”，且外人不得探视。同期，高尔基住宅也被严密监视。

如果说彼什科夫被下毒谋杀，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因为彼什科夫与反体制的左翼作家关系密切，被怀疑可能影响高尔基的立场。彼什科夫还对内务部强势干预父亲生活经常表示强烈不满，多次发表公开批评，令内务部非常难堪。这样一个不听话的高层家属，是极其危险的，除掉彼什科夫利远远大于弊。

高尔基的儿子之死，被许多后世学者视为他精神崩溃的转折。从此之后，他几乎完全屈从了，写下了《斯大林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这些充满自我否定的作品。

高尔基被迫沦为权力的工具和附庸，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了一具歌功颂德的行尸走肉。但是在他内心，还残存了一点点自我。

1936年，苏联宣传部门希望高尔基主持编写《斯大林传记》，高尔基态度拖延、迟迟不肯动笔，这被认为是他的温和抵抗，也是他最后的良知和底线。

但是高尔基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死后斯大林也没有放过他。

1936年6月，高尔基在极度抑郁中去世，斯大林主持了隆重的国葬。斯大林本人亲自出席，并以“苏维埃精神导师”之名纪念他。所有文艺界人士被要求公开悼念、发表忠诚讲话，此举确立了“文学必须服务政治”的制度逻辑。

从1936年中到1937年初，苏联官方媒体连续刊发数十篇纪念文章，纪念内容从文学意义逐渐转向“警惕敌人”“净化队伍”。1936年8月：莫斯科举行公审，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被控“阴谋杀害高尔基及其儿子”。

通过“为高尔基报仇”这个口号，斯大林获得了清洗合法性，随后他便借“纪念高尔基”之名发动了文学界和内务部内部的肃反，成为大清洗的开端信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