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情报战，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特务都做了什么事

早在1872年日本就派出第一批间谍潜入中国，干的事远比电视剧精彩：从东北冰面厚度测量到收买丫鬟、门童刺探军机，他们的情报网络早已深入中国每一寸土地。

而这套看似“老派”的特工体系，却为之后几十年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提供了精确到“米”的支持。

日本长达七十多年的对华特务活动，究竟做了些什么？

从“乐善堂”到“东亚同文书院”

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系统性间谍派遣，早在1872年就开始了。那一年，明治维新刚起步不久的日本，派人前往中国东北做所谓的“视察”，实际上是刺探军事与地理情报。

1873年，日本陆军省正式派出8名情报军官入华，这一动作标志着日本对华情报战的开端。

真正将日本对华间谍活动推向制度化和网络化的，是1886年荒尾精在上海设立的“乐善堂”。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药铺，实际上是特工据点。

更妙的是，荒尾精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找到了岸田吟香，一个在上海开药店、懂中文的日本人，作为情报活动的地头蛇。岸田的“乐善堂”成了日本间谍在中国的最大掩护机构。

荒尾精并不满足于上海一个点，他在北京、长沙、重庆、成都、郑州、天津、福州等十多个城市设立“分号”，打着卖眼药的幌子搞情报搜集。

更狠的是，他们开始搞间谍培训。1890年，他创办了“日清贸易研究所”，把150名日本学生带到上海，表面上学贸易，实则训练他们成特工。

这个机构甚至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暗语系统，比如“谷类”代表“步兵”，“杂货”表示“炮兵”。

这些人后来在中国内地搞了一次代号“四百余州探险”的行动，化妆成药材商、布商、旅行者甚至僧人，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大部分省份，收集了大量军事交通信息。

最终成果是《清国通商综览》三卷，共2300多页。这本书成为日本军政高层的“必读参考书”，甲午战争前很多作战部署都依赖于这些资料。

这套系统到了20世纪初继续扩张。根津一接任荒尾精后，将“日清贸易研究所”合并进“东亚同文书院”，继续以“教育”为名训练间谍。

他还发起了持续四十年的“大旅行”计划，派遣学生深入中国各地调查民情地理，累计撰写的调查报告多达几十亿字，号称超过了旧中国任何政府自己掌握的信息。

这些调查报告后来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基础。在动手抢之前，他们已经把中国的底细摸了个透。

很多人认为甲午战争是清朝海军不堪一击导致的惨败，但事实远比这复杂。战前，日本在华的情报战早已布局多年，甚至直接影响了战场上的关键节点。

最典型的案例是“高升号事件”。1894年，日军间谍石川伍一化名商人，在天津设立“松昌洋行”，以做生意为掩护建立情报网。

他通过收买北洋军械局书办刘棻，拿到了北洋水师运兵船“高升号”的密报。结果，这艘满载1100多名淮军精锐和大量武器的运输船，在前往朝鲜的途中被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浪速号”伏击击沉，导致871名将士死亡。

特务组织全面升级

这不是个案。早在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就已经抓过一些日间谍。

比如1894年5月，汉口“乐善堂”派出的楠内友次郎中尉和福厚林平中尉在上海被识破、抓获。他们戴假辫子、携带手枪，在旅馆被举报，最终被法租界巡捕遣返清政府处决。

这批间谍抓住一个核心点：情报不只是“搜”，更是“送”。他们将收买的丫鬟、厨子、门童转化成“情报节点”，靠的是人情、金钱和对中国制度的熟悉。清朝地方官府虽然拦截了一些，但多数时候反应迟钝，处理粗暴，难以真正瓦解这套渗透系统。

甲午战争后，日本对情报战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在辽东、台湾、朝鲜设立更多情报据点，为后续对中国的全面渗透奠定基础。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情报战进入了“正规军”阶段。不同于早期间谍的游击式活动，这一时期的特务机关已经形成军事化、编制化、系统化的格局。

日本陆军内部将组织划分为军队、官衙、学校与特务机关四类。其中“特务机关”专司情报、策反、渗透、指导伪政权等任务。

这些机关往往依地命名，比如“奉天特务机关”、“天津特务机关”，也有用拟人化名称的，如“井上公馆”、“桐机关”等。还有以花命名的“梅、兰、竹、菊”四大特务组织，任务分别针对不同区域和任务类型。

日本海军也设有类似的特务体系，但陆军的活动范围更广、手段更狠。最令人忌惮的是宪兵队和“特高课”。

宪兵负责实际逮捕、审讯和镇压，特高课则主导策反、情报分析、秘密控制。很多对中国抗日将领的暗杀、经济破坏、文化渗透都是由这些部门执行。

与此同时，日本还动用大量“非官方”机构参与情报战，比如黑龙会、南满铁道调查部、兴亚院、大东亚省调查课等，形成“国家—军队—企业—民间”协同作战的立体网络。

这些特务机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与伪政权深度绑定。比如设在上海的“岩井公馆”，负责人岩井英一出身东亚同文书院，专门负责扶植汪伪政权，情报、镇压、经济控制一手抓。

在这种系统下，日本不仅掌控了军事情报，还逐步渗透进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层面。抗战中，很多抗日力量被破坏、抗战物资被切断，背后几乎都有特务机关的影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拟定战犯名单时，特意将参与情报、策反、渗透等特务活动的主犯列入。蒋介石在1945年10月14日点名了12位“特务之恶贯满盈”的日军高层，包括本庄繁、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酒井隆等人。

这些人不只是战场指挥官，更是特务体系的中枢人物。他们不仅下达命令，更亲自参与情报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比如板垣征四郎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情报战的重要推手。

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日本特务系统的“技术骨干”后来回国后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继续在日本政界、商界、教育界活跃。

这些人用在中国积累的经验和资料，为日本战后重建提供了资源。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经验并未被完全封存。如今，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仍有35所日本学校，封闭管理，不对中国人开放。

这些学校与当年的“东亚同文书院”如出一辙，几乎照搬其办学体制和课程结构。我们不能说它们就是情报基地，但历史经验绝不能忽视。

日本对华的情报战，历时70余年，从上海的眼药铺干到满清的军械局，从假辫子的商人干到伪政权的国策顾问。

这场战争虽然结束了，但留下的教训，要比子弹更长久。

参考资料：
吴杰 主编．日本史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