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界有个不成文规定：金银珠宝皆可盗，唯有铜钱不能碰，为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盗墓活动虽为法所不容，却在民间流传已久，形成一套独特的行规。其中一条广为人知的不成文规定，便是金银珠宝可以取走，而铜钱则绝不可碰。

这一规则并非随意而定，而是源于历史、经济、法律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反映出古人对待生死、财富与禁忌的深刻认知。

早在先秦时期，铜钱作为货币形式开始出现，其形状多样，如布币、刀币等。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外圆内方的半两钱，这一样式影响深远，直至汉代演变为五铢钱，唐代则有开元通宝。

古人视死亡为另一种存在形式，相信灵魂不灭，需要在冥界延续生前生活。因此，厚葬之风盛行，王侯贵族下葬时往往随葬大量铜钱，作为逝者阴间财富的象征。

这种习俗源于儒家“事死如事生”的理念，铜钱不仅代表经济价值，还被赋予引路、辟邪的功用，确保亡灵安然过渡。

汉代是厚葬风气的巅峰时期，许多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1994年在江苏徐州狮子山发掘的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墓，尽管早年遭盗掘，考古队仍清理出17.6万枚铜钱。这些钱币主要散布在墓道和耳室，重量惊人，却未被盗墓者带走。

类似情况见于2011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钱达200万枚，重约10吨，虽在五代时期已被盗过，铜钱仍完整保留。汉光武帝刘秀曾感慨历代厚葬导致财力尽入坟土，正是这一风气的真实写照。

盗墓者避开铜钱，首先源于其实际价值有限。与墓中金银器相比，铜钱单价微薄。在清代，1000枚铜钱仅能兑换1两白银，8两白银方抵1两黄金。这种低价值让铜钱在盗墓者眼中显得鸡肋。更重要的是，铜钱体积庞大、重量沉重，堆积如山。

盗墓活动通常在夜间进行，三五人结伴，讲究快速进出。若试图搬运成千上万枚铜钱，需耗费数日时间，极易延误逃脱，增加被捕风险。历史上，许多盗墓者正因携带笨重物品而暴露行踪，导致全军覆没。

其次，铜钱往往因朝代更迭而失效。每个时代有专属钱币样式，前朝货币在新朝多被禁止流通。例如，秦半两钱在汉代已无法使用，唐代开元通宝在宋代亦需重铸。若盗墓者取走这些“废钱”，既无流通价值，又无法直接变现。

有人认为可熔铸新币，但此举触犯重罪。中国历代严禁私铸货币，唐律甚至规定买卖铜器亦属违法，违者可能流放或处死。盗墓者多为底层民众，一旦被官府发现铜钱来源，身份即刻暴露，难逃法网。这种经济与法律的双重压力，使铜钱成为盗墓界的禁区。

法律层面的威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规定。中国封建王朝对盗墓行为深恶痛绝，视之为破坏祖制、扰乱阴德的恶行。汉律明文规定“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挖坟者一旦被抓，轻则流放，重则斩首。

除了铜钱，盗墓界还有其他禁忌，如不取玉器。玉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纯洁与灵性，尤其墓主随身佩玉，沾染逝者气息，被视为不吉。古人佩玉有身份限制，平民无功名不得佩戴，盗墓者取走后难销赃变现。

这与铜钱禁忌相类，都源于文化敬畏与实用考量。刘戊墓中完整出土的金缕玉衣，正是盗墓者避开玉器的例证。这些规则并非迷信产物，而是盗墓者在高压环境下积累的生存经验。

不过，这一规定并非绝对。历史上，手握重兵的军阀往往无视行规，大肆掠夺。东汉末年，曹操便是典型。他在军费短缺时，设立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等官职，专司盗墓。曹操瞄准汉梁孝王刘武墓，此墓因刘武生前富可敌国，陪葬黄金达40万斤。

曹操率军洗劫，不仅取走金银，还熔铸铜钱补充军饷，此次所得足抵三年军需。曹操的举动虽缓解了军粮危机，却暴露了军阀的贪婪本质，他利用权力，将盗墓转化为国家行为，普通盗墓者难以效仿。

类似事例发生在民国时期。1928年，军阀孙殿英以演习为名，洗劫河北遵化清东陵。他炸开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七昼夜内掠走无数珍宝，包括金银玉器和铜钱。孙殿英用所得贿赂高层，逃脱惩罚，继续军旅生涯，直至1947年被俘处决。

盗墓界这一规定，还与民间习俗紧密相关。古人常在死者口中放置铜钱，称为“含钱入殓”，以助灵魂过忘川河，保留生前记忆。

铜钱散布墓室，亦用作祭祀辟邪，守护逝者安宁。盗墓者虽逐利，却保留一丝敬畏，认为触碰铜钱会扰乱阴界秩序，招致报应。

在当代，中国加强文物保护，严厉打击盗墓犯罪。诸多古墓如马王堆汉墓、秦兵马俑，通过正规发掘重见天日。铜钱作为文物，价值已远超货币本身，成为研究经济史的宝库。

盗墓界行规虽源于黑暗，却蕴含生存逻辑。金银可盗，铜钱不动，这一界限划定界域，避免过度贪婪招致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