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开始发声：解读“全球南方”的力量 | 社会科学报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的另起炉灶，而是增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执行力、有效性，以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更好服务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也不是什么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联合自强，就是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基础上寻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存，不断缩小南北差距，推动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走上正轨。

原文 ：《“全球南方”推动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作者 |复旦大学教授 肖巍

图片 |网络

联合国成立80年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与“大变局”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相比，“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时至今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仍未能得到有效遵循，部分安理会决议不了了之，单边制裁等违反国际法、破坏国际秩序的事件屡有发生；特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展迟缓，以及南北差距、贸易纷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等全球治理问题有待解决，迫切要求更能反映“全球南方”利益与诉求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作为近年频繁出现的新概念，具有比“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更丰富的内涵，并日益成为国际秩序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全球南方”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

冷战终结，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全球南方”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合作关系，以及要求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的一个写照。当前全球治理备受诟病的就是并没有体现“全球性”，南方国家的代表性缺失，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仍然被忽视。2008年美国爆发并蔓延开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原来由七国集团（G7）倡议、部分南方国家参加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这是“全球南方”话语权提升的重要事件，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活动提供了重要平台。此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继推出增加发展中国家权重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措施。联合国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就先后提出四个“发展十年”战略，新世纪又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2000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5年），全球治理的发展权重越来越突出。2009年金砖国家组织（BRIGS）应运而生，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始扮演越来越积极的全球治理角色，“全球南方”也在更多场合取代了“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的称呼，影响不断扩大。

“全球南方”的崛起，需修正北方国家垄断全球治理资源配置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不合理现象。“全球南方”已不再是国际秩序的依附者、全球治理的被动接受者，已经表现出不容置疑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意愿与实力；2023年“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哈瓦那宣言》，呼吁国际社会为发展营造开放、公平、包容、非歧视的环境，以及全面改革国际金融结构，反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单边制裁。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2024年）终于就增设脆弱国家“损失与损害基金”达成协议，“全球南方”话语权的强化又进了一步。近年来除了联合国大会，包括G20峰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各方也在热议“全球南方”。2022年以来，印尼、印度、巴西和南非连续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全球南方”都是其峰会的主要议题。

全球南方国家拥有世界五分之四人口，在亚非拉都有相当体量的新兴国家。目前南方国家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PPP）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六成（1990年不到四成），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四成以上，来自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OFDI）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看，南方或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的0.513（1990年）上升到0.69（2022年），年均增速（0.95%）也明显快于发达国家（0.41%）。按世界银行2022年全球购买力平价GDP排序，中国、印度分别位列第一与第三，印尼、巴西也进入了前十。这是“全球南方”崛起的经济基础，并日益超越经济属性，形成更有分量的国际政治权力。

除了广受关注的金砖机制，“全球南方”还有不少区域一体化及跨区域组织体系。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和非洲联盟、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推动和深化与南方国家的合作联系，为“全球南方”争取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全球南方”面临“大变局”的复杂态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23年，非盟（前身是非洲统一组织即“非统”）被吸收为G20正式成员，成为该集团继欧盟之后第二个区域国际组织成员。相对而言，北方国家或发达经济体的世界经济权重不断下降，其越来越疲于承担国际责任，也无力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迹象。

2023年，金砖国家约翰内斯堡峰会通过“扩容”方案。“大金砖”人口占世界45%，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金砖“扩容”为有关国家提供了更多市场和投资机会，提高了货物贸易份额，扩大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和粮食生产等方面的禀赋优势，为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发出更强的金砖声音。不断改进的“大金砖”合作分层机制，也意味着“全球南方”从松散的国际力量正朝着兼顾效率和差异的制度化方向迈进，并成为全球治理变革中最坚决的力量。

然而，“全球南方”既包括金砖国家，又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南方国家在规模体量、资源条件、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大相径庭，不少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低端，彼此间还存在竞争关系。这些结构性问题也使得“全球南方”至少目前还不可能成为具有足够凝聚力的行为体。许多南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足、贫困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教育水平落后，仍然受到社会不平等、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的严重困扰。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更加关注减贫、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更愿意以地区和次地区、跨地区、“地区+”和“三方合作”（即在南南双方基础上加北方伙伴的发展合作新模式）等多领域、多层次、多样化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方式实现联合自强。

中国支持“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展现集体力量，充分发挥多样化的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全球治理真正的多边主义实践，而不是画地为牢、选择性排他的多边主义，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全球南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作贡献

“全球南方”最关注的是发展问题，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全球资源、权力与机会的不平等问题。“全球南方”叙事就要不断强化发展主导性，不断消除发展赤字，这是改善全球治理的头等大事。

增持发展资源。发展资源匮乏乃是许多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最基本原因。2022年人类发展指数出现了199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近年联合国系统的发展援助资金大多流向地区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防疫抗灾，而作为长期目标的发展议程却被搁置了。南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年度投资缺口高达4万亿美元，延宕了关键领域的进展。由于偿债成本严重挤占发展资源，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减免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使得33亿人还生活在偿债开支超过健康或教育开支的国家。南方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中大多处于中低端，它们的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仍然缺乏足够资源支持。

缓解气候压力。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在过去50年增加了5倍，南方国家更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的影响。南方国家限于发展能力使得投入的气候资金有限，缺乏长期性、系统性的应对规划和战略，政策制定和执行也比较滞后，北方国家承诺的气候资金又迟迟不到位。北方国家不仅未能较好兑现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承诺，还对南方国家实施碳关税等单边制裁措施，更加重了后者的减排负担，限制了它们的发展空间。全球气候谈判态势复杂，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小岛国诉求差异大，打破“全球南方”的气候困境还有不短的路要走。

跨越数字鸿沟。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2024年事实与数据》报告显示，高收入国家有93%的人口使用互联网，而这一比例在低收入国家仅为27%。大多数南方国家只能靠进口跨入数字门槛，这就可能产生技术主权和数据安全风险问题。数字鸿沟还表现在南方国家被迫产生的严重对外依赖上，它们在数据主权、技术标准上基本没有什么话语权，在技术迭代方面很容易被边缘化，即使有了网络覆盖，也还会面临数字技能的“使用鸿沟”。北方国家和跨国企业在数字资源创造和处理方面的垄断优势迫使南方长期受困于数字附加值的较底层。

提高治理效能。“全球南方”内部利益分散，合作协同难度大，且受到来自外部的分化和干扰，由北方国家主导的规则制定、议程设置、项目实施与舆论传播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南方国家参与治理的行动能力。南南合作总体上增强了议价能力，但在许多具体议题上仍有不小分歧，这就为“搅局者”提供了挑拨的空间。由于“全球南方”协调方面的脆弱性，共同诉求难以转化为共同行动，平衡多方利益、形成统一立场和行动，不仅需要拥有科学的原则、战略和理论，更要注重建章立制的话语权，真正成为重塑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性力量。

当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致力于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依托联合国、有关国际组织及区域次区域多边机制，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采取积极行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未来契约》，克服分歧，凝聚共识，团结合作，消除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强化合作机制，创新合作模式，拓宽合作范围，丰富合作形式，从南方国家实际利益和发展需要出发，积极提供发展资源、分享发展经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正逢其时，坚持主权平等，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坚持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不搞双重标准，不强加于人，尤其是大国要带头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坚持多边主义，全球事务大家一起商量，治理体系大家一起建设，治理成果大家一起分享，不能搞单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只有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得到广泛支持并有效运作；坚持力求实效，发达国家要切实履行责任，提供更多资源和公共产品，发展中国家也要联合自强，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的另起炉灶，而是增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执行力、有效性，以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更好服务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也不是什么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联合自强，就是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基础上寻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存，不断缩小南北差距，推动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走上正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4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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