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有前途女作家”：骨灰被葬在八宝山，墓碑上有3个大金字

“1950年11月8日凌晨，快走，别回头！”台北看守所昏暗走廊里，一名年轻女狱卒压低嗓音劝她。“谢谢，可我走不了。”萧明华停住脚步，眼神沉静，这幕场景后来只活在少数人的记忆里。她没选择生路，而是迎向枪口——这一年的秋末，她才二十八岁。

追溯到1922年8月，浙江嘉兴一户并不富裕的潮汕人家添了第五个孩子。因为家里书卷气重，兄妹几个都被逼着认字背诗，她的童年没有丝竹管弦，只有咿呀的朗读声和墨香。十来岁那会儿，她把所有零花钱攒下，只为买齐鲁迅的杂文，常说一句话：“写字也能救人。”家里人听得稀里糊涂，却拦不住这个瘦小姑娘的倔强。

抗战爆发后，全家辗转西迁重庆。日机轰炸时，她抱着课本往防空洞里跑，战后再顶着灰尘回到教室。性格慢慢由怯生变刚毅。1943年她考进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第一次将短篇投稿给《黄河》月刊，主编谢冰莹审完稿子，笔头一句评语：“写得生猛，可再沉一点。”那次长谈后，两人成了忘年之交，谢冰莹私下感慨：这孩子，将来准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笔锋之外，社会的阴影笼下来。1946年12月的北平，“沈崇事件”让校园沸腾。她冲在队伍前面痛骂美军，也看透国民党对外逢迎、对内动枪的两副面孔。就在那一天傍晚，北平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递来《共产党宣言》和一本已经翻破的《论联合政府》，“动笔容易，改天换地难，更要智取。”她没有犹豫，点头答应入党，密名“明兰”。

1948年春，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台静农寄来一封薄薄的信，邀请她赴台任教。别人只当是人才流动，她却看中了更大的战场：国民党迟早退守宝岛，情报必须先行。组织也需要一个身份干净、能写会教的年轻人潜伏。机票买好，她连毕业典礼都没参加，只回老家陪年迈父母吃了最后一顿晚饭。母亲劝女儿多保重，她笑答：“文章以后再写，国家要紧。”

7月4日，轮船靠岸基隆。短短几个月，她先在省立师范学院助教，又暗中兼职报社编辑，接触面迅速扩大。白天讲唐诗宋词，晚上抄军事电码；穿旗袍出席沙龙，回宿舍却用柠檬汁密写文件。年底，朱芳春以“于非”的化名偷渡来台，两人干脆冒充夫妻，省去许多盘查。“名节算什么？”她自嘲，“保住情报才要紧。”

1949年夏，解放军横渡长江，蒋介石全面收缩，台湾军政系统开始清剿异己。地下党通信被切断，他们只能靠人肉往返。那年秋天，他们弄到日军遗留、标注极细的《台湾兵要地志图》。如何带走？朱芳春找了一位需人照料的商人长辈，自称侄子随行返沪；地图拆成数百张香烟包装纸夹层，才绕开搜身。聂荣臻接到东西后拍桌子：“这一份，值千军万马！”

正当情报线再次铺开，风声骤变。蔡孝乾被捕后叛变，名单悉数落到军统手里。1950年2月4日晚，萧家为三哥庆生，门外突响急促敲门。她让朱芳春翻小窗离开，自己淡定开门接受盘查。敌人走后，她收起晾杆——那是二人约定的危险信号。随即将刚整理好的资料托战友带走，只说一句：“慢一步，全岛都要陪葬。”

两天后她被带走，刑具、老虎凳以及连夜拷问接踵而来。她只承认是教师，不认任何组织。3月起日夜折磨，她的肋骨断了两根，脸却始终朝天灯光。一次探监，她用嘉兴方言示意嫂子，把“鱼肝油”瓶交给三哥——“鱼”“去”同音，提醒朱芳春立即撤离。几周后，朱果然辗转回到了大陆。

1950年11月8日，台北南机场旁沙丘成了她的终点。敌人要求跪下，她挣脱押解奔上高坡，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寂静，她倒下时面朝北方。多年以后，一位曾看守她的军警回忆：“那天风大，她像一面旗。”

两岸封闭，消息难通。直到1982年秋，萧明华烈士身份解密，她的三哥萧明柱护着楠木盒子飞抵北京。舷梯上，两位老人抱头痛哭，场面沉闷得连记者都不敢按快门。骨灰最终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碑背面没有生平，仅三字：“归来兮”——那是朱芳春的手笔，也是几十年等待后的唯一注脚。

萧明华本该写小说、出文集、开讲座，却在最锋利的年纪选择潜伏，以笔为刀，以命运为赌注。她不曾留下系统作品，却在敌后战场写成了一部无言长篇。当代读者如果路过八宝山那座不起眼的小碑，不妨停一停脚步，记住这三个字，也记住那一年沙丘上的年轻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