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莞打工的日子：我被老板夺走了第一次，老板拿钱解决

冯建军把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扔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他肥硕的手指点了点信封，嘴里叼着烟，含糊不清地说：“拿着，五万块。这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一个从山里出来的丫头，不亏。”

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那双小眼睛里的情绪，是轻蔑，还是施舍。五万块，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是我不吃不喝在流水线上干好几年的工钱。可这笔钱，是他昨晚把我堵在仓库，撕碎我衣服和尊严后，用来堵住我嘴的。我死死盯着那信封，指甲掐进掌心，一阵尖锐的刺痛让我混沌的大脑瞬间清醒。他以为钱能解决一切，他不知道，这五万块，不是封口费，而是我复仇的启动资金。

我的计划，从走出这间办公室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三个月前，我揣着全家凑出来的三百块钱，跟着同乡的姐妹来到东莞。火车哐当了两天一夜，我第一次见到了什么叫不夜城。高楼的霓虹灯晃得我睁不开眼，空气里都是工厂特有的机油味和南方潮湿的闷热。我们被中介带进了冯建军的这家电子厂，做最底层的流水线普工。

每天，我在刺鼻的塑胶味里工作十二个小时，回到八人一间的宿舍，累得倒头就睡。日子很苦，但每个月能寄一千块钱回家，我就觉得有盼头。我叫何静姝，我们那地方穷，女孩子读完初中就出来打工是常态。我长得不算难看，白净，眼睛大，车间里有些男工总爱开些荤素不忌的玩笑，我从不搭理，只是埋头干活。

冯建军第一次注意到我，是在一次车间巡视时。那天我因为低血糖有点头晕，手上的动作慢了半拍，一个零件没拿稳掉在了地上。线长立刻冲过来骂我，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就在这时，冯建军走了过来，他挥手让线长闭嘴，然后弯下腰，亲自捡起了那个小小的零件，放在我手里。

他的手很厚，带着一股烟草和劣质香水混合的味道，触碰到我皮肤的一瞬间，我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来。他笑了笑，没说什么，但那眼神，黏糊糊的，让我很不舒服。从那天起，线长对我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甚至给我安排了最轻松的质检岗位。宿舍的姐妹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羡慕和嫉妒。

我心里明白，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我开始刻意躲着冯建军，他来车间，我就低头假装忙碌；他让线长叫我去办公室，我就说肚子疼。可我一个无权无势的打工妹，怎么可能躲得过一个心怀不轨的工厂老板？

那天晚上，我轮到值夜班，负责清点仓库的物料。偌大的仓库里只有我一个人，就在我埋头数数的时候，身后的铁门“哐当”一声被锁上了。我回头，看见冯建军带着一身酒气，狞笑着朝我走来。那一晚，我的哭喊和挣扎，全被淹没在机器的轰鸣声里。

第二天，就发生了办公室里扔钱的那一幕。我拿着那五万块钱走出办公室，外面阳光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冰冷。回到宿舍，我把钱藏在枕头底下，蒙着被子，没有哭。眼泪是弱者的东西，从昨晚开始，我已经没资格软弱了。

我没有辞职，也没有去报警。我太清楚了，在东莞这个地方，一个外地打工妹想告倒一个有钱有势的本地老板，无异于痴人说梦。我没证据，没人会信我，最后的结果只会是被赶出工厂，身无分文，还落得个“不检点”的名声。我要的不是那点可怜的同情，我要他身败名裂，一无所有。

我开始像往常一样上班，只是人变得更沉默了。工友们看我换了岗位，又听说老板“照顾”我，背后的闲言碎语更多了。她们说我为了钱，自己爬上了老板的床。我听着，什么也不解释，只是默默地把活干好。

我用那五万块钱里的两千块，买了一部当时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还有一个小巧的录音笔。我开始留意冯建军的一切。我知道他每周三和周五下午都会去镇上的“金碧辉煌”打麻将，我知道他有个情人，是隔壁服装厂的会计。我还知道，他最怕他那个厉害的老婆，王丽萍。

工厂里有个老员工，叫张凤霞，霞姐，四十多岁，是厂里的老人了。她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丝怜悯。有一次午休，她把我拉到角落，塞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玉米，低声说：“静姝，这地方吃人。要想不被吃，就得自己变成刺猬。”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啃着玉米，心里却记下了这份善意。

我的计划，需要一个帮手，或者说，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就是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冯建军的厂子生产手机充电器，为了节省成本，他一直用的是回收的二手塑料，外壳做得光鲜亮丽，里面的线路和安全防护却偷工减料。这种充电器，用久了发热严重，甚至有自燃的风险。我知道这事，是因为我负责最后一道质检，好几次我都发现了问题，但线长都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接盖上合格的章。

我开始偷偷收集证据。每次发现有问题的产品，我就用手机悄悄拍下批号和瑕疵细节。我还利用晚上去仓库盘点的机会，拍下了那些堆积如山的、没有任何正规来源的回收塑料原料。我还用录音笔，录下了线长和采购部经理的对话，他们得意洋洋地讨论着这次又省了多少成本，怎么应付客户的抽检。

冯建军以为我拿了钱就认命了，对我的防备也渐渐松懈。有时候在办公室，他会当着我的面打电话，谈论着如何给客户送礼，如何搞定某个来检查的领导。我假装给他端茶倒水，录音笔就藏在我的口袋里，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录得清清楚楚。

机会终于来了。三个月后，厂里接了一个出口欧洲的大订单，金额巨大，是厂子一整年的利润。冯建军高兴得不行，在动员大会上口沫横飞，说大家加把劲，年底发双倍奖金。我知道，这批货，他用的依然是那些劣质材料。欧洲对电子产品的安全标准极高，这批货一旦被查出来，不仅订单要泡汤，工厂的信誉也会彻底完蛋。

我把所有收集到的照片、录音，匿名整理成一份详细的举报材料，发给了那个欧洲客户的品控部门邮箱。做完这一切，我平静地等待着审判的到来。

一个星期后，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总公司高层的陪同下，杀到了工厂。他们没有听冯建军的任何解释，直接冲进仓库，要求开箱验货。当着所有人的面，他们用专业的仪器检测了那批即将装船的充电器。结果可想而知，材料安全不达标，存在严重火灾隐患。

客户的代表当场宣布取消全部订单，并启动索赔程序，追究工厂的违约责任。冯建军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他冲着生产主管和质检线长大吼大叫，像一条疯狗。

但这还不是结束。我把另一份更完整的材料，寄给了本地的税务和安监部门。里面不仅有偷工减料的证据，还有他偷税漏税、贿赂官员的录音。

那天下午，税务和安监的车，一前一后开进了工厂大门。冯建军被带走的时候，手腕上多了一副冰冷的手铐。他经过我身边时，突然停下脚步，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像是要活剥了我。他嘶吼着：“是你！是你这个贱人搞的鬼！”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躲闪，平静地说：“冯老板，你不是说钱能解决一切吗？我只是想看看，这次你需要花多少钱。”

他愣住了，然后像是明白了什么，整个人都瘫软了下去。

工厂很快就被查封了，工人们被遣散，各自拿着微薄的遣散费另谋生路。我收拾好我简单的行李，准备离开这个让我欢喜也让我心碎的城市。临走前，霞姐来送我，她拉着我的手，眼睛红红的：“静姝，你是个好样的。以后，要好好过。”

我点了点头。就在我准备上车的时候，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拦住了我。是冯建军的老婆，王丽萍。我见过她的照片，一个精明厉害的女人。

我以为她是来找我麻烦的，已经做好了准备。没想到，她只是递给我一张银行卡，说：“这里面有十万块。谢谢你。”

我愣住了。“谢我？”

她苦笑了一下，说：“我早就知道他在外面不干净，也知道工厂的那些烂事。我劝过他，他不听。是你，让我彻底解脱了。这钱你拿着，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重新开始。”

我没有接那张卡。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要你的钱。我拿回了我的公道，这就够了。”

说完，我转身登上了开往远方的长途汽车。车窗外，东莞的霓虹依旧闪烁，但它再也无法刺痛我的眼睛。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也找回了更重要的东西。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何静姝，再也不会任人宰割。我的路，要我自己堂堂正正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