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诺贝尔百年庆典结束后,日本政府在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在未来的50年至少获得30个诺贝尔奖。当时无数媒体疯狂嘲讽,其中官方定调“口出狂言”。如今进程过半,日本累计获奖32个,21世纪获奖22个,其中21项为含金量最高的自然科学奖,一项为文学奖。时间还有一半,进度条完成70%,这还不说日本诺奖级成就、排队领奖的选手保底还有十来位。这么一看,似乎好像可能大概,当年的话也算不上什么狂言吧。
行了,到此打住。合定本这玩意儿要少看,毕竟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记住历史等于寻衅滋事。曾有人说,仅就诺奖这个指标来看,亚洲如果没有了日本和以色列,那和非洲也没有什么区别。这话太狂也太不严谨了。根据可考资料,亚洲累计获奖72个,其中日本32个,以色列14个,如果剔除这两位,则获奖数为26,而非洲为27。那么今天咱们不妨聊聊日本诺奖如何登临亚洲?
目前很多人聊日本的科研政策时,要么聊“科学立国”,但这玩意儿叫口号,口号不能带来成果;要么聊“工匠精神”,但那玩意儿本质是成功者在功成名就时给大众灌的心灵鸡汤。而日本的科研体系压根儿没有那么多的理想主义的热血,也不是工匠精神的玄学。真相就三招:稳定撒钱,精准堵住精英战场。
你想搞研究行,政府先给你兜底了生活,或者更直白的说,先撒钱。自1995年起,日本政府每5年制定一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这套制度就明确了一件事:科研经费必须独立预算,不和高校运营费用混在一起。科研就科研,行政就行政,前者讲量化,后者讲人情,这俩压根儿不是一个体系,所以必须相互独立。
于是可以看到,哪怕是失落的30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对自然科学相关的科研经费,始终保持年增不减。根据OECD数据,日本全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几十年如一日的维持在3%左右,算成真金白银一年超过1300亿美元。
这个标准和欧盟国家差不多,属于富养且稳定,不像部分机构的科研经费,先发项目启动金,后续靠人脉“打赏”。如果人脉不够,敬酒技术不行,项目做到一半被砍是常事。但日本搞科研,不用担心中途没饭吃,并且这笔钱里有近80%是企业掏的,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很多科研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挣钱去的,而这样才能持久,要不然纯讲奉献,讲功勋。科学家也是人,也吃寿司,吃拉面,下午也想去济源,深夜也想去银座。而国家的钱,则主要投给大学,让他们去搞那些企业不敢碰、失败率极高的基础研究。
那么,一个日本教授到底能拿多少钱呢?以东京国立大学的教授为例,拿到终身教职后,其基本年薪大约在1000万到1500万日元。这钱对比全球同行来说并不算多,但能保证基本的体面生活。但这只是底薪,真正的研究经费来自于申请的科研费,这笔钱就不是小数目了,普通的项目一年能有几千万日元,要是能拿到顶级的大项目,总经费能冲到几亿甚至10亿日元级别。
这套玩法的核心就一句话:用稳定的待遇买断科学家最宝贵的东西——时间,让他们天天不用想着怎么搞钱,怎么发论文应对考核,敬酒的时候从哪桌开始,而是正儿八经地沉下来去干点真正有意思且需要时间打磨的东西。
关于这个,诸位可以再看一遍马斯洛需求,当一个学者通过待遇制度、社会文化完全实现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开始追逐大部分人无法理解甚至无法触碰的自我实现需求。
这可以举个例子,当年的日本蓝光LED突破几乎就是这套模式的完美说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绿光LED都搞出来了,就卡在蓝光上,全球无数顶尖实验室折戟,死活弄不出来,甚至有研究所都打算跳票换路径了。
但名古屋大学的赤崎勇不信邪,带着学生天野浩死磕,最后选了被全世界抛弃的氮化镓材料,靠着大学数十年如一日的拨款,硬生生地打通了这条路。而另一边,在日亚化学有个叫中村修二的工程师,公司社长也是个狠人,力排众议,砸了数十亿日元给他,让他组团队、买设备、搞研发,甚至曾经有两年完全属于零进展的模式,但企业还是愿意砸钱。
那为啥企业愿意砸钱呢?大学愿意折腾呢?很简单,因为当时谁都知道,目前红光和绿光都搞定了,只要搞定蓝光就能凑齐三原色,一旦打通,必然重塑照明行业格局,这就好比大家都知道沙漠底下有石油,但不知道该往哪儿去钻井。日本的选择是,我同时支持好几支队伍,用不同的方法去赌,赌的是总有一支队伍能挖到。
赤崎勇和天野浩在大学里走的是一条正统但极其艰难的基础科学路径,中村修二在企业里用的是更像暴力破解的工程技术路径。国家通过科研经费,企业通过研发预算,分别在两条线上烧钱。他们心里门清,这两条路大概率都会失败,但只要有一条走通,回报就是千倍万倍。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两条路线最后同时成功,2014年,这三个人一起站在了诺贝尔的领奖台,而日亚化学靠着蓝光LED的专利赚回了超千亿的利润。
你看在真实的历史时间线里,科学这个事儿其实并没有那么浪漫,更多的是算计,国家算的是长远战略,企业算的是未来市场,科学家算的是青史留名,但好像也只有这样才足够真实且持续。毕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不丢人。甚至我一直认为小时候接受的教育里有一项典型的糟粕,他们老是表扬好人甘于清贫,表扬好人无私奉献,似乎好人天生就该挨欺负,受委屈,而只有做坏人、干坏事儿才能发财,才能过上纸醉金迷的日子。
但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吧?为他人提供了价值的人,理所应当的应该赚钱,坦坦荡荡的成为富人,然后顺理成章的过上名利双收的生活,私以为这样才能提供榜样效应。科学家挣钱,真不让人眼红,当然那啥除外。
很多人说,日本科研宽容失败,这又是典型的圣人学说,把政府和社会当成圣人,地上没有天国,这话从逻辑上讲不通。真实的情况是,日本这方面既不圣母表,也不玩佛系,本质是一套风险投资逻辑,日本会精选赛道,然后长达10年甚至数十年的持续灌溉。
至于赛道怎么选,就一个标准:这事儿一旦做成,真能改变世界,催生一个超级产业。那既然是这种超级赛道,就注定了,大部分不会在应用学,而是基础科学。
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其从起步阶段就和失败相伴。起初这个哥们的梦想是当外科医生,但得益于日本外科的变态考试,比如那个著名的用腹腔镜将豆腐切成1厘米乘以1厘米的正方体,这哥们儿就因为手残落选,所以为了留在医学界,不得不转向基础研究。
而后续拿到了博士学位后,就去美国研究了更冷门的APOBEC1基因,希望能治疗动脉硬化,结果闷头35年发现此路不通。最后,山中被迫回到日本,在大阪市立大学找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此时,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一路失败后,这哥们依旧获得了一点经费和拥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坏消息是,这个实验室就6个榻榻米,合计10平。所以这哥们儿又被迫放弃了原本的基因研究赛道,主要是原本的设备,这10平米新实验室都放不下,所以山中又转型研究更基础、更底层的问题,比如分化后的细胞有没有可能变回原始的状态呢?
就这么的,这哥们儿就带着一个学生从24个候选基因里弄,办法也贼原始,就是一个一个试,就这么折腾了几年,硬是一篇高影响的论文都没有弄出来。
诸位看着一乐呵,但如果你真的带入主人公视角,就会发现这哥们儿从外科医生转战到基础科学,又从基础科学转到基因研究,最后又转到了细胞破解,已经是三战三败,人到中年,一事无成了,而且论文也没发几篇,这要是在那种“非升即走”的KPI体系下,这哥们儿早就得提前下岗了。
而等到了2003年,山中总算获得了GST的资助,这是一个著名的支持高风险、高创新的项目组。对了,这个项目组当时资助了十几个团队,山中只是其中一个。后续大家都知道,山中弄出了个跨时代的IPS细胞,这玩意儿本质有点玄幻小说的意思,是把普通的皮肤细胞倒拔时光变回万能干细胞,最终成了影响全球的再生医学产业链。
而哥们儿后续接受采访时说道:“如果一定要说感谢谁的话,我最感谢的就是在我失败的岁月里,依旧有大学愿意收留我,并给了我足够的收入和实验室,虽然只有10平米。”旁边的官员听到这话,赶紧打了个哈哈:“山中教授手巧嘛,10平米足够了。”
其学生在旁边又欲言又止:“妈蛋,埋汰人是吧,谁不知道我老师在医学界以手笨闻名。”
而这其实才是日本这套获奖系统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提供了一个安全失败的底线,一个大学教授如果在一个方向上深耕十年,没出直接成果,依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生活收入,学阀是当不成了,但维持个体面的生活没问题,甚至就算一直研究没成,转行别的项目组也能商量。这有点日本企业里终身雇佣那股遗风,工程师就是顶级的人才,绝不会因为一两次失败,就给你输送到外卖公司去。
说白了,这本质是给那些聪明人一个兜底的结果,再给一些试错的成本,这样这帮顶级人才才敢去琢磨那些九死一生、十年出活的大项目。毕竟你要是天天都在琢磨评职称、当学阀、抢项目,那只能逼着大家去搞那些十拿九稳的小课题,水论文,最后再批评一句“不拿大奖,不出成果”,这不是闹吗?你这体制上也没给人家十年如一日的稳定环境啊。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根本的:人从哪里来?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一个国家顶级大学的最聪明的学生全跑去搞金融,玩互联网,想着考编上岸,那这个时候谈诺奖未免有点空中楼阁了。而日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简单,不含口号,不聊奉献,不画大饼,就是一套真实的价值兑现体系。
先从社会层面来说,成为科学家不再局限为小孩子的童年梦想,而是一条真实、体面且受人尊敬的精英通道。虽然从收入上来说,比不上顶级投行、互联网大厂,但别的方面有补偿:
一、极高的社会地位。在日本,医生、律师、教授是极少数几个被称为“先生”的职业。这地方的“老师”一词还没有通货膨胀,不至于靠社会摇出名的精神小伙也能称呼老师。
二、超强稳定性。其实,通过赤崎勇和山中伸弥,诸位也能看出来一点,日本的科研体系很多还是遵循着终身雇佣那套东西,说白了就是允许短时间三五年不拿奖,不出活。这种模式确实有可能养混子,但资本市场有句话,盈亏同源,你因为一个特点吃亏了,也一定会因为这个特点受益。这套模式养了一些混子,但也养了如山中、赤崎勇那种死磕一个项目十几年的人才。
三、巨大的成就感。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公司就在早稻田旁边,所以通过一些圈子接触过不少东大、京大、早大的专家、学者,也许是学术氛围浓,亦或者中二病泛滥吧,我发现真有不少那种一辈子励志科研的学者。问他们在干嘛?
人家就在居酒屋猛灌一口啤酒后,很自然地45度仰望天空说道:“我正在研究改变世界的项目。”这说法尬不尬呢?讲真挺尬的,但有时候又不得不服,就是你看着他那股子劲头,甭管人家是不是真能干成,就确实感染人。
甚至你可以说这帮帝国精英们被宏大叙事给洗脑了,可能一生都砸在了注定不会出成果的科研上。但转念一想,就算同样是浪费生命,浪费在科研上,似乎也好过浪费在互联网大厂的外卖剥削算法和投行的零和博弈里吧。
这三者叠加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如今顶级学府的毕业生每年依旧有非常大比例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深造,进入科研或大企业的研发部门,这保证了日本科研人才池始终有竞争力。如果说科研成果是树上的果实,那么制度设计就是根,文化土壤就是养料,根得稳,土得肥,果子才能多。
那日本这片土地有什么基调呢?
我先说一个暴论,日本这地方其实谈不上科学崇拜,毕竟这是800万鬼神遍地的国度,风雨雷电、衣食住行全都有神,至于别的什么笔仙、占卜、死亡笔记更是层出不穷。但他们一边不那么崇拜科学,却能做到允许科学,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批人愿意相信神神鬼鬼、都市传说,但不妨碍另一波人信奉格物致知、科学度量,主打一个日本永恒哲学——互不打扰。所以你在涩谷能看到一帮年轻男女,没事儿就爱往废弃大楼里探险,但不妨碍人家进学校后,看到教授一脸恭敬,觉得“哇,老师十年如一日地折腾实验真酷”,这并不冲突。
而另外一个土壤就是颇具古早意林风味的小学生教育。比如日本小学生普遍不提前学内容,而是花大量的时间做实验,手工,动手写观察记录。然后部分意林选手得出结论,日本小学生有动手能力、能独立思考。
坦白说,这两个事儿的因果关联不能说没有,但有点生拉硬扯,属于典型的拿个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而真实情况其实是,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小学自然课程中明确要求,每学期必须进行5次以上的科学观察类作业,比如种植物、看星星、做溶解实验,考核中完成过程比答对结果权重更高,教材不设拔高题,不鼓励超纲学习。
这玩意儿听起来确实很异质化,但人家文部省的本意很多人压根儿都想不到,即“我不教你赢在起跑线,而是先确认你适不适合跑步”。啥意思?有没有可能孩子不是螺丝钉,他们天赋技能其实千人千面,你适合跑步,咱可以赢在起跑线,但有的人不适合跑步啊,有适合游泳的,有适合跳高的,有适合柔道,有适合棒球的。
所以文部省那些玩意儿其实并不是筛选动手能力,而是筛选出你到底适合干什么,为以后的教育分流做好准备。比如你就是手笨,但嘴灵活,那咱以后往三产琢磨;比如你手灵巧,但体格不行,那以后往工科努力;还有可能你就嘴笨舌拙,但有膀子力气,那咱以后往工地搬砖也行。这里面有谁比谁高贵吗?
在别的地方不清楚,至少在日本,很多时候真没有那么大的阶层差距,无非是你拿个800万日元,我拿个600万,他拿个500万,有薪水差距,但不至于阶层鄙视,除非你是行业大牛,否则大家薪资真还就差不多。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日本诺奖得主,真就是那种名不见经传30年,一朝得奖天下知,比如搞自噬细胞的大隅良典,现代锂电池之父吉野彰,这帮人别说全球闻名,你问问日本人,在得奖之前有几个人知道他们。最后一个土壤就是,一个天才可以不太会做人,也能活得很好。比如你能想象在学术全球化的今天,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不会讲英语?
没错,2008年,益川敏英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开口第一句就是“对不起,我不会说英语”,然后这大爷用日语完成了全程演讲。而不会英语,这意味着这大爷在国际交流上没法混圈子,在顶级期刊上没法刷脸,论文引用天然就比别人吃亏。于是你会看到,搞数学的不用非得学敬酒,搞研究的不用费心凑论文数,工程师不用学着写汇报PPT,只要你真出活,不拉帮结派也能过日子。
所以你看日本这地方它有什么文化土壤呢?没那么神圣,也没那么高贵。基础教育目的不是培养人上人,而是搞一场大规模的天赋普查,不急着教孩子怎么赢,而是先帮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这保证了各行各业,尤其是科研这种冷板凳,后续能有人愿意上也上得来。
最终,一群科研大爷天天琢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不需要靠演讲和人脉来生存,甚至十年不出啥成绩,只要你别玩学术造假,欺压学生,学术生涯也能继续下去。这一整套制度,能让那帮吃饱了撑的科学家们琢磨点不太实用的玩意儿,琢磨点人类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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