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技术与繁荣：诺贝尔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的警示——从殖民到AI，决定命运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

“我们无法阻止技术浪潮，但我们能选择如何乘风破浪。”

2024年12月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主礼堂。

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走上讲台，台下掌声雷动。

他的问题，直击全球经济的灵魂——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

为什么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社会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阿西莫格鲁的答案是：制度决定繁荣。

不是“你拥有什么机器”，而是“谁能使用那台机器、为谁创造财富”。

他提出了一个简洁而深刻的框架：

效用-技术可能性前沿（Utility–Technology Possibility Frontier）

在给定技术条件下，这条“前沿”描绘了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繁荣。

制度不同，前沿的位置就不同：

• 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推动前沿向外扩张；

• 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让前沿收缩。

技术可以是利剑，也可以是枷锁。关键在于，谁握着它。

二、殖民时代的“原罪”：制度塑造命运

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的研究，从殖民史中找到了答案。

在高死亡率地区（如热带非洲），欧洲殖民者不定居，只掠夺资源，

于是建立起以压榨为核心的制度。

而在气候温和、适宜定居的地区（如北美），殖民者建立了产权保护与政治参与制度。

这便是“殖民起源假说”：

初始制度差异，决定了现代繁荣的格局。

如今的美国与危地马拉、博茨瓦纳与刚果——

贫富分化的根源，不在自然禀赋，而在制度选择。

制度一旦确立，就会产生路径依赖，这既有思维惯性的因素，也有既定利益集团的顽固不化。

社会像一列驶入轨道的列车，想要转向，极其困难。而汲取型国家只会学习和模仿包容型国家的技术，却从不会模仿其制度。

三、工业化：当精英决定技术方向

第二次命运分岔，出现在工业革命。

蒸汽机、电力、工厂的出现，并没有自动带来繁荣。

关键在于：社会是否允许技术打破旧的权力格局。

在英国与美国，包容制度让企业家创新、工人组织、政府反垄断；

在拉美，地主与寡头拒绝技术扩散，宁可停滞也要维持权力。

结果显而易见：

英美走向工业社会；

拉美陷入资源垄断与低效增长的循环。

阿西莫格鲁指出：

“技术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权力结构。”

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带来了垄断与不平等。

但美国并未沉沦，而是通过制度改革实现“自我修复”：

•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打击垄断；

• 建立联邦储备体系；

• 推行累进所得税制度。

这些改革重新分配了权力，让新技术的红利更广泛地惠及社会。

阿西莫格鲁称之为：“制度前沿的上移”。

这是包容性制度最强大的能力——纠偏与再分配的能力。

五、AI时代：第三个“殖民节点”

当阿西莫格鲁谈到人工智能，全场陷入沉思。

他警告说，AI并非中立，它正在重塑社会的权力格局。

如果AI被用来取代劳动、强化资本，

它将成为21世纪的“榨取性机器”。

——劳动者的议价权下降，

——中产阶层萎缩，

——社会的繁荣前沿，反而可能倒退。

但另一条道路仍然存在：

如果AI被用于增强人类能力（human-complementary AI），

它能释放新的创造力，让繁荣重新扩张。

“未来五十年的命运，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设计AI的制度。”

从殖民时代、工业革命到AI时代，

阿西莫格鲁总结出三条共性：

1. 初始差异被放大：小制度差异，在颠覆性时期决定国家命运；

2. 权力斗争塑造轨迹：精英与大众的博弈，决定制度的方向；

3. 意识形态影响技术：社会信念，决定技术是解放工具还是控制工具。

制度与技术，从来不是命运，而是选择。

七、中国语境：AI浪潮下的制度抉择

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格外现实。

我们正站在他所说的“第三个殖民节点”——一个算法与资本驱动的新周期。

表面是技术竞争，本质却是制度竞争。

谁能确保创新不被垄断？

谁能让技术红利惠及多数人？

谁能让AI成为“放大人”的力量，而非“替代人”的工具？

（1）警惕“过度自动化”的陷阱

AI与自动化正快速改变中国制造业。

效率提升的同时，劳动者议价权下降，中小企业被边缘化。

“去人工化”若成为信仰，社会前沿或将收缩。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奇迹来自包容增长；

未来四十年，若AI红利集中于头部资本与平台，包容动力将被侵蚀，所有的小企业最后是否都会沦落到成为大企业大平台的工具？

（2）制度选择：让AI增强人，而非取代人

“亲工人AI”（human-complementary AI）是阿西莫格鲁提出的关键方向。

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

• 教育制度要更灵活，培养AI时代的新型劳动者；

• 企业制度要更透明，防止算法滥权与信息垄断；

• 监管制度要更前瞻，让创新与公正并行。

技术中立是假象，制度选择才是真实。

（3）制度创新：中国方案的可能

AI让权力重新集中于算法与资本。

要避免“数字封建化”，中国必须在制度上给出新答案。

通过共建式AI治理体系——

让科研机构、企业、政府与公众共同参与，

定义AI的伦理边界、分配规则与社会责任。

这不仅是监管问题，更是制度创新。

中国是否有可能率先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AI制度模式？

这正是未来“制度红利”的新来源。

八、人类始终有能力，让技术向善

阿西莫格鲁在演讲结尾说：

“制度与技术不是宿命，而是人类意志的体现。”

从殖民地矿山到硅谷服务器，

人类一次次被技术重塑。

但他让我们看到：

真正决定繁荣的，不是算法，不是机器，

而是制度设计与人的能动性。

如果我们能以制度智慧引导AI浪潮，

让技术服务于人类、服务于共同繁荣，

那这场智能革命，将不只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制度自信与人类意志的胜利。

最后的警告：

当AI成为新的“殖民力量”，

我们是否还能保持制度的清醒？

繁荣，从不只是增长的问题，

而是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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