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3句话，终于得到中方认可，日本首相想见中方有戏？

前言

高市早苗的3句话，终于得到了中方认可，日本首相想见中方有戏？

再度出任日本外相的茂木敏充，日前跟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通话。或许是因为两人之前就打过交道，因此整体的交流基调还是相对平和的。

10 月 26 日下午，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现场，高市早苗面对在野党关于 “中日关系如何破局” 的质询，作出了上任以来最明确的对华立场表述。这三句话并非即兴发言，而是经过内阁官房精心打磨，每一句都精准回应了中方此前的核心关切。

第一句聚焦 “政治基础”。高市早苗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尊重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立场不会改变”。相较于此前她在竞选期间 “模糊提及历史问题” 的态度，此次直接点出 “四个政治文件”，被日本《朝日新闻》解读为 “向中方释放的明确妥协信号”—— 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此前多次强调 “偏离这一基础，中日关系就会失去方向”，高市的表态显然是对这一关切的回应。

第二句直指 “台湾问题”。她在答辩中强调，“日本不支持‘台独’，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日方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台海紧张的行动”。这一表述打破了此前日本政府 “既不支持‘台独’也不明确反对分裂活动” 的模糊立场，尤其提及 “不加剧台海紧张”，直接回应了中方对 “美日勾连涉台” 的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 10 月 27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首次正面评价高市的表态，称 “日方若能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将为中日关系改善创造条件”。

第三句关乎 “东海分歧”。高市早苗提出，“愿与中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东海油气田、钓鱼岛海域等分歧，推动建立海上紧急联络机制，避免发生意外摩擦”。东海问题是中日间的核心争议之一，此前日方多次在钓鱼岛海域采取 “单方面行动”，导致局势紧张。此次主动提出 “对话协商” 并提及 “海上紧急联络机制”，与中方 “管控分歧、避免冲突” 的主张形成呼应，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后续内部吹风会上表示，“日方在东海问题上的务实态度，值得肯定”。

这三句话的发布时机也颇具深意 —— 正值中美釜山会晤结束、亚太局势微妙调整之际，高市早苗选择此时释放缓和信号，既避免了在中美博弈中 “过度选边站”，也为日本争取了更多外交空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 10 月 27 日的记者会上补充说明，“首相的表态是为了‘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希望中方能感受到日方的诚意”。

茂木敏充与王毅的 “务实铺垫”

高市早苗的表态获得中方初步认可后，中日外交部门迅速跟进，启动高层沟通。10 月 29 日上午，再度出任日本外相的茂木敏充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电话会谈，时长约 45 分钟，这是高市内阁成立以来，中日外长首次直接对话。

茂木敏充是中日关系的 “老熟人”，曾在 2017-2020 年担任日本外相，期间推动中日签署《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备忘录》，与中方建立了相对顺畅的沟通渠道。此次复职后首通电话，他延续了高市早苗的缓和基调，首先确认 “日方将落实首相在参议院答辩中的表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独’”，随后提出 “重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恢复民间交流” 的具体提议。

王毅在通话中明确回应了日方的提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 “日方需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尊重四个政治文件的表态转化为实际行动，停止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与他国勾连，避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二是 “尽快重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重点推进节能环保、数字经济、农产品贸易等领域合作，解决日方对华食品出口限制等问题”；三是 “恢复中日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少年、文化、学术领域的互动，消除两国国民间的误解”。

双方在通话中达成两项具体共识：一是约定在 11 月中旬于泰国曼谷举行的 APEC 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中日外长正式会晤，进一步细化合作议题；二是启动 “中日经贸磋商工作组”，由两国商务部官员牵头，于 11 月上旬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议，重点讨论关税减免、市场准入等问题。

首相通谈的可能性

高市早苗的表态获得中方认可、外长通话取得务实成果，是否意味着 “日本首相想见中方” 终于有戏？从当前局势来看，机遇与挑战仍同时存在，中日双方都在 “试探中推进”。

从机遇层面看，双方存在三大合作动力。一是经贸利益的驱动 ——2024 年中日贸易额达 3500 亿美元，中国连续 15 年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5 年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日本对华出口下降 8%，汽车、电子零部件等支柱产业面临压力，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10 月 28 日致信高市内阁，呼吁 “尽快改善中日关系，稳定供应链与贸易渠道”；二是区域安全的需求 ——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南海局势复杂，中日作为亚太重要国家。

在 “管控地区冲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方面存在合作空间，中方此前提出的 “亚太安全架构” 倡议，日方虽未直接响应，但也表示 “愿参与区域安全对话”；三是民间交流的呼声 —— 受疫情和政治因素影响，中日民间交流大幅减少，2025 年上半年赴日中国游客仅为 2019 年同期的 30%，日本旅游业、零售业面临巨大压力，日本民间团体 “日中友好协会” 10 月 29 日发起 “重启中日民间交流” 倡议，得到超过 100 个团体响应。

从挑战层面看，三大分歧仍未根本解决。一是历史问题的阴影 —— 高市早苗虽未像部分日本政客那样 “参拜靖国神社”，但也未明确提及 “对历史问题的反省”，中方仍高度关注日方在历史认知上的态度，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10 月 30 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历史问题若不能得到妥善处理，中日关系改善将缺乏民意基础”；二是美日同盟的制约 —— 美国近期不断推动 “美日印澳” 四方机制，要求日本在半导体、稀土等领域配合 “对华脱钩”，高市早苗政府若想改善中日关系。

需在 “对美协调” 与 “对华合作” 之间寻找平衡，避免陷入 “选边站” 的困境；三是具体争议的管控 —— 东海油气田、钓鱼岛海域等分歧虽已启动对话，但尚未形成实质性解决方案，日方若在这些问题上采取 “单方面行动”，仍可能导致局势反复。

结语

截至 10 月 30 日，中日双方尚未就 “首相通谈” 达成任何明确协议，但从高市早苗的表态到外长通话的进展，已显示出 “关系缓和” 的积极趋势。对于日本而言，改善中日关系是缓解经济压力、提升外交自主性的重要选择；对于中国而言，稳定中日关系有助于维护亚太和平稳定、推动区域合作。未来一段时间，11 月的 APEC 外长会晤与经贸磋商工作组会议，将成为判断 “高市早苗能否见到中方” 的关键节点 —— 若能在这两个场合取得突破，中日高层会面或许将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