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看热点 | 从“翟欣欣案”看高净值人群的婚姻财富风险：警示与防范

作者：徐吉平 袁卓然

2025年9月19日，北京海淀法院对“翟欣欣敲诈勒索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翟欣欣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同时需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苏享茂家属）经济损失7万余元。这一判决（翟欣欣未提出上诉）不仅告慰了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的在天之灵，更以极端个案的形式，将高净值人群婚姻中的财富风险再次推至公众视野。

这场持续整八年的纠纷（2017年9月案发），曾因“程序员自杀”“天价离婚补偿”“骗婚敲诈”等关键词引爆舆论，如今随着刑事判决的落地，其法律与社会的双重警示意义愈发清晰——它不仅是“情感诈骗”的典型案例，更是高净值人群婚姻财富风险的“全景教科书”。 对于拥有巨额财富、较高社会地位与复杂商业网络的高净值人士而言，婚姻早已超越单纯的情感联结，而是两个经济体的深度捆绑。翟欣欣案中，从“完美人设”的精心伪装，到超额赠与的失控，再到离婚胁迫下的天价协议，最终演变为刑事犯罪，每一个环节都折射出婚姻关系中潜藏的财富危机：信息不对称如何被利用？财产混同怎样导致财富“无声蒸发”？情感驱动的赠与为何难以追回？离婚谈判中的胁迫又该如何破解？这些问题，不仅是苏享茂个案的痛点，更是高净值群体在婚姻决策中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

本文以该案为切入口，将从案件深度复盘、四大典型风险拆解、防护体系构建三个方面，为高净值人群提供可落地的法律指南，助您守护财富与婚姻的双重安全。

一

案件深度复盘：从“甜蜜邂逅”到

“财富崩塌”的四重裂变

翟欣欣案的发展轨迹，堪称高净值婚姻风险的“浓缩剧本”。我们可将其拆解为四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均对应一类典型风险，且这些风险在现实中均具有高度复现性。

01

情感建立——“完美人设”背后的

欺诈伏笔

2017年，翟欣欣通过知名交友网站与苏享茂（WePhone创始人，彼时身家过亿）相识。初期，她刻意营造“高学历（声称国内顶尖高校毕业）、优渥家境（北京多套房产）、独立精英”的人设：不仅主动出示伪造的房产证佐证财力，还隐瞒了“离异且可能存在未了结抚养费纠纷”的关键婚史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铺垫，让苏享茂基于“优质伴侣”的错误认知，迅速陷入情感与信任依赖，为后续的财产纠纷埋下导火索。

从法律上讲，若一方通过虚构资产（如伪造房产证明）、隐瞒核心身份信息（如婚史、债务、涉诉记录）等手段，诱使对方基于错误事实作出婚姻决策或财产给付，可能构成民事欺诈（《民法典》第148条）。受欺诈方有权主张撤销因错误认知作出的赠与（如婚恋期间的贵重礼物），离婚时也可主张过错赔偿。本案中，法院虽以“胁迫”为主要依据撤销离婚协议，但翟欣欣的婚史隐瞒与资产伪造行为，也被纳入对其主观恶意的综合考量范围。

02

关系存续——“超额赠与”暗藏追索难题

短暂相处后，苏享茂为翟欣欣购置了保时捷跑车（价值百万）、高端珠宝（钻石项链、翡翠手镯等），并为其支付日常奢侈品消费。这些行为在法律上通常均被认定为“赠与”——一旦完成交付（车辆过户、珠宝交付）或登记（房产加名），物权即转移至受赠方。

从法律上讲，普通赠与（如日常餐饮、衣物等小额消费）原则上不可撤销（视为情感表达）；只有附条件赠与，比如以“结婚为目的”（如“买房是为婚后共同生活”）且最终未结婚者，赠与人方可主张赠与未生效并要求受赠人返还（《民法典》第158条）。但实践中“结婚意图”的举证极其困难（需直接证据支撑），且法院对“超额赠与”是否关联婚姻目的的认定也趋于严格（豪车、珠宝等贵重物品的赠与虽更易被推定为含婚姻动机，但也需要证据支撑）；若赠与资产来源于企业利润（如苏享茂用公司账户资金购买礼物），则可能更进一步模糊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的边界，为后续离婚分割埋下隐患（企业资金滥用可能被认定为“股东分红”或“挪用资金”）。

03

关系破裂——“胁迫协议”引发的

财产危机

2017年7月，两人关系破裂，进入离婚阶段。翟欣欣以“举报苏享茂偷税漏税（WePhone业务税务问题）”“曝光公司经营违法（资质不全）”为要挟，迫使苏享茂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支付其1000万元补偿款并过户北京朝阳区一套房产。这份看似“双方自愿”的协议，实则是典型的“胁迫下的非真实意思表示”。

我国《民法典》第150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翟欣欣明确威胁“不签协议就向税务局和监管部门举报，让你坐牢、公司倒闭”，法院据此认定其行为构成胁迫并撤销了协议中不公平的财产条款。

现实生活中，离婚谈判时高净值人士常因“隐私软肋”（如税务漏洞、商业合规问题）被对方拿捏。尽管被迫签署的协议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显失公平”而判决撤销，但由于诉讼周期漫长，当判决下达时很可能财产已被转移，难以追回。

04

民刑追责——“胁迫”与“敲诈勒索”

的终极定性

2023年3月31日，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翟欣欣在离婚过程中对苏享茂实施了胁迫行为，导致苏享茂作出非自愿的意思表示，因此依法撤销了《离婚协议书》中的几个核心补偿条款，要求翟欣欣退还苏享茂家属现金、特斯拉汽车、卡地亚钻戒等共近千万元财物和海南、北京两套房产的所有权，从民事层面彻底否定了“胁迫婚姻”的财产分配问题。

民事判决落地后，翟欣欣的行为因手段恶劣（利用他人商业弱点施压）、目的非法（谋取巨额不当利益）而被控涉嫌敲诈勒索罪。2023年5月19日北京警方正式立案侦查。2025年9月19日北京海淀法院最终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翟欣欣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婚姻中的胁迫行为若突破民事边界（如以举报犯罪、曝光隐私等手段索要财物且数额巨大），可能触发刑事责任（《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翟欣欣最终不仅未获得非法利益，反而因构成犯罪而将长时间失去人身自由并需承担巨额赔偿，可谓“人财两空”。这两份判决不仅为苏享茂家属讨回了公道，也为社会敲响了警钟：任何试图通过婚姻关系实施精神控制与财产掠夺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二

高净值婚姻的四大财富风险：从“隐形

陷阱到“致命危机”的深层逻辑

翟欣欣案虽属极端，但其揭示的风险在高净值群体中具有高度普适性。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四大典型风险，并剖析了其底层逻辑。

01

信息不透明——“盲婚”导致的决策失灵

经验来看，高净值人士在商业投资中惯于“尽职调查”（如核查标的公司财务、法律风险），但在婚姻决策中却常因情感冲动而忽视“对等知情”。他们往往在热恋滤镜下，弱化了对伴侣真实财务状况（如隐性债务、资产权属）、核心价值观（如财富观、家庭责任认知）、过往关键经历（如婚恋史、法律纠纷记录）等信息的深度核实，将商业中“信息对称是风险底线”的原则抛诸脑后，最终酿成情感破裂与财富缩水的双重危机。

从律师实务情况来看，常见的被隐瞒的关键信息主要有：

（1）身份信息：婚史（如翟欣欣隐瞒短暂婚史及潜在抚养费纠纷）、真实年龄/学历（伪造名校背景）、户籍状况（影响子女教育与财产继承）等；

（2）财务隐患：未披露的个人债务（如网贷、担保债务）、不良信用记录（婚后可能转化为共同债务）、隐性收入（如海外账户资金）等；

（3）品行与法律风险：涉诉记录（如合同纠纷、侵权案件）、刑事前科（如诈骗、经济犯罪）、不良癖好（如赌博、吸毒）等；

（4）家庭复杂性：需长期资助的原生家庭（如父母无退休金、兄弟姐妹依赖）、特殊亲属关系（如多代同堂的财产继承安排）、跨境家庭因素（如外籍配偶的国籍与税务缴纳问题）等。

虽然受欺诈方可依法主张撤销赠与或赠与条件不成立或离婚过错赔偿，但举证难度大（需证明对方故意隐瞒）、诉讼周期长（平均2-3年）、结果不确定性高（法院对“主观恶意”的认定严格），维权举步维艰。

02

财产混同——“无意识操作”引发的财富蒸发

企业家等高收入群体常因信任或管理惯性，导致婚前个人财产与婚后共同财产边界模糊，最终在离婚时被分割。常见的混同形式包括：

（1）账户混同：婚前存款与婚后收入共用一个账户，频繁收支导致权属不清（如用婚前账户支付家庭开销后，剩余资金难以区分归属）；

（2）房产混同：婚前个人房产登记为双方名字（可能被视为赠与），或婚前付首付、婚后共同还贷（增值部分需补偿对方。计算公式为：婚后共同还贷部分×不动产增值率×50%，其中：不动产增值率=（房产现市场价-购买时总价）÷购买时总价）；

（3）企业财产混同：用公司资金支付家庭消费（如购房、旅游），可能被认定为“股东分红”或“挪用资金”（若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股东有可能需以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

（4）收益混同：企业利润直接转入个人账户，模糊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界限（离婚时可能被纳入分割范围）。

财产混同后，原本属于个人的婚前资产或应归属于一方的财产（如婚前公司股权的婚后“自然增值”部分），很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财产而被分割（若系婚前公司股权的婚后“主动经营增值”部分，则本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3

情感赠与——“大额付出”后的追索困境

高净值人士表达情感时，常通过房产、豪车、股权、现金等大额赠与实现。但法律上，赠与一旦完成（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物权即转移，除非满足特定条件：

（1）附条件赠与：需证明赠与以“结婚为目的”且条件未成就（如“买房是为结婚用”），但通常需直接证据（如聊天记录明确提及“结婚才买”）；

（2）受欺诈/胁迫：若赠与因对方欺骗（如虚构婚恋意图）或胁迫（如威胁分手）作出，可主张撤销，但实操中难度极高（需证明对方主观恶意与行为因果关系）。

翟欣欣案中，苏享茂前期赠与的豪车、珠宝等大额资产，若无明确“结婚条件”证据，几乎无法追回。最终财产追索成功的关键是依托“胁迫”而非单纯“赠与瑕疵”。

04

离婚胁迫——“软肋利用”下的被迫妥协

高净值人士的社会地位、商业秘密（如税务漏洞、合规风险）可能成为对方施压的“筹码”。常见胁迫手段包括：

（1）隐私曝光：公开婚外情、特殊病史、家庭矛盾等，损害个人声誉（尤其对企业家而言，形象崩塌可能导致客户流失、股价下跌）；

（2）法律举报：威胁举报偷税漏税、公司违法经营等，引发监管调查（即使最终不成立，也会冲击商业信誉与融资能力）；

（3）商业破坏：向合作伙伴散布谣言，或利用内部信息干扰经营（如泄露客户名单、技术机密等）。受胁迫方因恐惧签署不公平协议后，需依赖“胁迫”证据（如录音、聊天记录等）主张撤销，但取证难度大，且谈判过程中易陷入被动（如翟欣欣案中，苏享茂最初因担心公司被查而被迫答应给予补偿）。

三

系统性防范策略：构建婚姻财富的

“四重防护盾”与长效管理机制

针对上列风险，高净值人群需提前规划，通过法律工具与风险管控手段构建全方位防护体系。

01

婚前协议——明确权责的“法律基石”

婚前协议是理性规划婚姻财产的最优工具。其核心内容包括：

（1）婚前财产界定：列明各方婚前资产（如房产、股权、存款）及婚后孳息/增值归属（可约定婚前房产婚后增值部分归产权方）；

（2）婚后财产模式：约定共同财产制或分别财产制，明确管理规则（如“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投资另议”）；

（3）离婚补偿机制：预设经济补偿计算方式（如过错方少分）、支付上限（避免极端条款无效）等，尽量减少争议。婚前协议需双方独立聘请律师协商（避免“显失公平”），协议内容需具体、可执行（如明确“婚前公司股权婚后分红归持股方”），并公证或见证以增强效力。

02

婚内协议+资产隔离——动态风险管控

若未提前签署婚前协议，婚内可通过《婚内财产协议》重新约定财产归属。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建立“资产隔离体系”：

（1）金融工具：设立家族信托（分离资产所有权与受益权，如将婚前房产装入信托，受益人为子女或配偶但不转移所有权），配置指定受益人的人身保险（如终身寿险，明确受益人为子女，避免理赔金成为共同财产）等；

（2）账户管理：严格区分个人账户（用于婚前资产）、夫妻联名账户（用于共同开支）与企业账户（仅限经营用途），避免资金随意混同流转；

（3）企业防护：规范公司财务（如避免股东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混用），通过持股平台（如有限合伙企业）隔离个人风险等。

03

大额赠与合规化——证据留痕防争议

进行房产、股权等大额赠与时，需做到：

（1）书面协议：明确赠与性质（如“无偿赠与”或“附条件赠与”）、附加条件（如“结婚满五年方可处置”）等；

（2）证据留存：保留转账凭证、赠与协议签署过程文件（如公证录像）、聊天记录（证明赠与背景）等；

（3）专业设计：股权等复杂资产需律师介入，通过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工商变更登记，确保程序合规（如明确赠与后表决权归属）。

04

胁迫应对机制——及时止损的法律武器

遭遇隐私威胁、举报胁迫时，需：

（1）拒绝冲动签约：尤其避免在恐惧状态下签署离婚协议、赠与文件；

（2）固定证据：通过录音（需清晰记录双方对话）、手机截图、第三方见证（如律师在场）等保存胁迫言行（如“不签就举报你偷税”）；

（3）专业介入：立即联系顾问律师，评估是否申请撤销协议（《民法典》第150条）或报警追究敲诈勒索责任（如翟欣欣案），必要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禁止对方转移财产）。

结 语

婚姻是情感的结合，更是财富的契约

翟欣欣案的悲剧，本质上是非理性婚恋与缺失法律规划的叠加结果。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婚姻已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两套经济系统的深度融合。一次专业的婚前尽调（信息透明）、一份严谨的婚前/婚内协议（权责清晰）、一套动态的隔离机制（风险可控），不仅能有效规避财富流失风险，更能守护婚姻的本质——基于信任与尊重的平等关系。正如一位知名家族财富管理专家所言：“高净值人士对企业的风险管理精益求精，却常对婚姻这一‘终身最大投资’疏于规划。理性的法律安排，不是对爱情的怀疑，而是对彼此负责的终极体现。” 在情感与财富的交织中，唯有将理性与感性平衡，才能让婚姻成为幸福的港湾，而非财富的战场。

律师介绍

/ 徐吉平/

两高（上海）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副主任

两高家族财富传承中心副主任

教育与学术背景：先后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同济大学法学院，拥有副教授职称，深耕民商经济法、行政法等领域，在《复旦学报》《法学杂志》等核心期刊及专业平台发表法律文章70余篇，在香港文汇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出版论/编著。

专业领域：擅长金融商事争议解决、建工房地产法律事务、金融与经济犯罪辩护、企业合规与法律风险管理、股权设计与公司治理、政府与公共法律服务、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等。

行业影响力：热心公益事业，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法治日报》等主流媒体专访，就社会热点案件发表专业解读。

职业履历：加入两高（上海）律师事务所之前，历任两家全国知名大型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创始合伙人暨主要负责人，并曾担任某高校中层管理职务多年。

/ 袁卓然/

两高（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

教育背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职业履历：现任两高（上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徐吉平团队骨干成员。

专业领域：专注复杂民商事诉讼与反舞弊调查，擅长证据分析、庭审策略制定及商事争议解决，具备丰富的诉讼实战经验。同时深耕数据合规领域，为企业提供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专项法律服务，融合法律与技术视角，助力企业合规治理。以严谨的逻辑思维、高效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专业、务实的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