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赵,今年六十五,退休前是厂里的老会计,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养成了凡事都爱算计的习惯。老伴走了五年,儿子在外地安了家,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一趟。偌大的三居室,除了电视机的声音,就只剩下我自己的咳嗽声。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就像冬天里没烧暖气的屋子,冷得人直哆嗦。
起初,我觉得一个人挺好,自由自在,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可时间一长,这自由就变成了煎熬。饭菜做多了,一连吃好几天;做少了,又觉得对不起开火的煤气。最怕的是生病,头疼脑热躺在床上,连口热水都喝不上,那种无助感能把一个七尺男儿逼出眼泪来。
邻居张姐看我可怜,给我介绍了小区的王琴。王琴比我小五岁,退休前是幼儿园老师,人长得干净利落,说话也温温柔柔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园的相亲角,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外套,坐在石凳上,安静得像一幅画。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人不错。
我们聊得很投机,她也觉得一个人过日子太冷清。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决定搭伙过日子。为了避免日后有纷争,我这个老会计的职业病又犯了。我提议签个“搭伙协议”,把生活费怎么出、家务怎么分、生病了谁照顾、子女探望怎么办,都写得清清楚楚。王琴当时笑了,说:“老赵,你这人真实在,像做生意一样。”我尴尬地挠挠头,说:“丑话说在前头,总比日后红脸强。”她想了想,也同意了。
协议规定,我出房子,她搬过来住。每个月我俩各出两千块钱作为共同生活费,由她保管记账,月底公开账目。家务活,她负责做饭和日常打扫,我负责采购、倒垃圾和所有体力活。子女来探望,各家招待各家的,互不干涉。
搭伙的第一个月,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每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能闻到厨房飘来的小米粥的香味。王琴做的饭菜清淡可口,花样繁多,比我那万年不变的西红柿鸡蛋面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家里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也重新焕发了生机。我每天吃完晚饭,就陪她去楼下跳广场舞,虽然我四肢不协调,跳得像个笨拙的狗熊,但看着她开心的笑脸,我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十几岁。那段时间,我逢人就夸,说搭伙养老真是个好主意,解决了老年人生活和情感的双重难题。
生活毕竟不是童话,那些写在纸上的协议,根本无法约束人心和习惯的差异。甜蜜期过后,各种麻烦事就像雨后的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第一个矛盾,是关于钱。王琴管着账,起初还挺好,每笔开销都记得清清楚楚。可后来我发现,账本上的开销越来越大。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买了一件一千多的羊绒大衣,用的是我们共同的生活费。我心里就不舒服了,我们说好的是生活开销,这衣服属于个人消费吧?
我憋了两天,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她。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王琴啊,这件衣服挺好看的,不过……是不是应该用你自己的钱买?”
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声音也高了八度:“老赵,你什么意思?我每天辛辛苦苦买菜做饭,操持这个家,连件衣服都不能买?再说,这四千块钱放在我这里,我买点东西怎么了?难道还要跟你打报告审批吗?”
我被她怼得哑口无言。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协议上写的是共同生活费……”
“协议协议!你就知道协议!”她把账本往桌子上一摔,“你一个大男人,天天盯着这点钱,有意思吗?我给你做饭洗衣,这些服务难道不值钱吗?你请个保姆还得花三四千呢!我没问你要工资就不错了!”
那次争吵,我们谁也没说服谁,最后不欢而散。虽然第二天她把买衣服的钱从自己钱包里拿出来放进了共同账户,但我们之间明显有了一道裂痕。她做饭的时候不再哼歌了,我也没心情陪她去跳舞了。
第二个矛盾,来自她的儿子。她儿子三十多岁,没个正经工作,隔三差五就来我们这儿。来了也不空手,但带的都是些不值钱的水果,走的时候却总能从王琴那里拿走几百块钱。有一次更过分,他看上了我书房里的一套紫砂茶具,那是我过寿时我儿子特意托人买的,宝贝得不得了。
他嬉皮笑脸地对王琴说:“妈,这套茶具不错,我拿回去喝茶用。”
王琴竟然点头同意了:“行,你拿去吧,放你爸这也落灰。”
我当时正在厨房洗碗,听到这话,手里的碗差点摔了。我冲出去拦住他:“小军,这茶具不能拿,是我儿子送我的。”
王琴的脸立刻拉了下来:“老赵,你怎么这么小气?一套茶具而已,给孩子用用怎么了?你儿子有出息,再给你买一套不就行了?我儿子现在手头紧,你当长辈的就不能帮衬一下?”
我气得浑身发抖:“帮衬是这么帮衬的吗?这是我的东西!你凭什么替我做主?”
那次我们吵得更凶,她儿子看情况不对,灰溜溜地走了。王琴则坐在沙发上抹眼泪,数落我无情无义,说我根本没把她当一家人,连她儿子都容不下。我心里那个委屈啊,这根本不是容不容得下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我们是搭伙,不是扶贫,更不是一家人。
这件事之后,我们冷战了一个星期。家里安静得可怕,吃饭的时候,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那种压抑的氛围,比我一个人住的时候还要难受。孤独是冷的,但这种两个人的沉默,是冰冷的,还带着刺。
压垮我们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生病。我前阵子得了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我躺在床上,指望王琴能给我倒杯水,熬点粥。可她只是把药和一杯凉水放在我床头,冷冷地说:“你自己吃药吧,我得去跳舞了,李姐她们都等我呢。”
我看着她穿上漂亮的舞衣,喷上香水,兴高采烈地出了门,我的心彻底凉了。当初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生病时互相照顾”,可现实呢?她害怕被我传染,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娱乐时间来照顾一个“搭伙的伴儿”。
我挣扎着爬起来,自己烧了壶热水,泡了包方便面。吃着那碗热气腾腾却索然无味的泡面,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我想起了我的老伴,以前我但凡有个头疼脑热,她就紧张得不行,守在我床边,一会儿喂水,一会儿喂药,熬的粥总是又糯又香。那时候,我觉得生病也是一种幸福。
可现在呢?我身边明明有个人,却感觉比一个人时更加凄凉。
病好后,我郑重地向王琴提出了“散伙”。
她似乎也早有预料,没有太多的惊讶,只是眼神复杂地看着我:“老赵,你真的想好了?”
我点点头,声音有些沙哑:“想好了。王琴,我们俩不合适。搭伙过日子,搭的是日子,更是人心。我们都只想从对方身上索取温暖和便利,却不愿意真正地付出和承担。这样的搭伙,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
她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也许你说的对。我以为找个人搭伙,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没想到,反而惹出了更多麻烦。你算计你的钱,我惦记我的儿,我们谁也没真正把对方当成依靠。”
她搬走的那天,我去送她。我们站在楼下,像两个刚认识的陌生人,客气又疏远。她说:“老赵,保重。”我说:“你也是。”然后,我们转身,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小区的拐角,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段八个月的搭伙生活,像一场热闹又闹心的梦。梦醒了,我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
屋子又变得空荡荡的,但我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我不用再为钱的事跟人计较,不用再担心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惦记,更不用在生病时看人脸色,乞求那点廉价的照顾。
我现在每天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跟熟悉的摊主聊聊天,回家给自己做点简单的饭菜,吃得舒心。下午去公园下下棋,或者去老年活动中心看看书。我报了个书法班,每天练练字,心也静下来了。儿子给我买了个智能音箱,我想听什么戏,喊一声就行,也算是个说话的伴儿。
前几天,我又感冒了,自己熬了姜汤,盖着被子睡了一觉,出了一身汗,第二天就好多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向外索求,而是来自于自身的独立和强大。指望别人,终究是靠不住的。
搭伙过日子,听起来很美,把两个人的优点组合在一起,规避了孤独。但实际上,它也把两个家庭的缺点和矛盾捆绑在了一起。人心隔肚皮,没有血缘和婚姻的约束,纯粹靠一纸协议和微薄的感情,根本抵挡不住现实的鸡毛蒜皮。
现在,我觉得一个人过挺好。虽然孤独,但是省心。这份省心,是用无数麻烦事换来的深刻感悟。人老了,折腾不起了,能过几天清净日子,比什么都强。与其在两个人的热闹里感受孤独,不如在一个人的安静里享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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