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26日,位于以色列南部的阿拉瓦边境口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在约旦国王侯赛因、以色列总理拉宾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共同见证下,约旦与以色列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宣告两国长达46年的敌对状态彻底终结。
这份被称作“中东第二份阿以和平协定”的文件,不仅改变了区域权力结构,也深刻揭示了国际外交中现实利益与历史积怨之间的复杂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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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以之间的对立根源可追溯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初。当时,约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联合出兵,试图遏制新生政权的崛起,并在此后二十多年里维持着名义上的停战局面。
1967年的“六日战争”成为关键转折点——以色列第66空降旅成功夺取耶路撒冷老城控制权,致使约旦失去对该圣地的实际管辖。
这场军事失败让约旦高层清醒认识到,持续对抗不仅拖累国家发展,更可能动摇王室统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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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建交前,双方已展开长期秘密沟通。
早在1987年,时任以色列外长佩雷斯便与侯赛因国王密会,起草了一份旨在将约旦河西岸交由约旦管理的和平草案。
尽管该方案最终因以色列总理沙米尔的否决而未能实施,但它为日后谈判奠定了初步框架。
从地缘战略视角审视,约旦选择与以色列和解几乎是必然之举。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君主国,其经济长期承压,而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则意味着有望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及区域贸易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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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关键的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签署使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态度出现分化,为约旦采取独立外交行动提供了战略空间。
彼时地区局势正经历微妙变化:叙以谈判陷入僵局,沙特等海湾国家态度摇摆不定,侯赛因国王果断把握住这一历史性机遇。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展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平条约使约旦实现了西部边界的长期稳定,得以集中资源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并在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中确立自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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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和平的代价:条约签署三十年后的现实困境
即便已走过近三十载岁月,这份以文字缔结的和平仍未完全渗透进民众的情感深处。
在政府层面,两国在安全协作、水资源共享等领域合作日益紧密;但在社会层面,约旦境内庞大的巴勒斯坦难民群体及其后代对以色列仍抱有强烈敌意,构成双边关系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
水资分配机制是条约中最富创新性的内容之一,也是体现合作成果最直观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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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协议规定,以色列每年须从太巴列湖向约旦输送5000万立方米淡水,同时双方共同推进约旦河下游水利开发项目。
这种“以水促和”的模式在干旱频发的中东堪称典范。然而当2013年以色列因严重旱情单方面削减供水时,立即在约旦多地激起大规模抗议。
这一事件暴露了和平架构的脆弱性——一旦外部环境变化冲击共同利益,多年积累的信任极易迅速崩塌。
安全协同则是另一核心支柱。在条约基础上,两国情报机构建立起常态化联络机制,联手应对跨境极端主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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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遭“伊斯兰国”残忍杀害后,以色列迅速提供关键情报支持,彰显了双方在危机时刻的高度配合。
不过此类合作大多隐秘进行,原因在于约旦政府必须顾忌国内高涨的反以民意。
目前全国人口中超六成具有巴勒斯坦血统,许多人视和平条约为对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背离。这种深层的社会张力迫使约旦在对以交往中始终保持克制姿态。
回顾约以关系演进历程,可以清晰看到,当前维系的是典型的“冷和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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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通过制度化安排保障了边境安宁与经济收益,却始终未能实现民间层面的真正和解。
近年来,随着以色列政坛持续右倾,巴以对话全面停滞,约旦国内关于重新评估和平条约的讨论逐渐升温。
但基于现实地缘考量与实际经济依赖,安曼仍选择继续维系这份“无奈中的稳定”。
这种矛盾心态正是整个中东和平进程的真实缩影:政治领袖或许能用签字结束战争,但要抚平数代人沉淀下来的仇恨记忆,则需要远比一纸文书更为漫长的努力与智慧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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