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捕后，派谁去稳定上海？叶剑英推荐了一位智勇双全的上将

1976年10月，北京传来消息，四人帮落网了。

这个消息让全国人民振奋，可有一个地方却让中央领导们夜不能寐——上海。

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已经被四人帮经营成了铁桶一般的地盘，几万武装民兵随时可能闹事，工厂停产，人心惶惶。

当时的上海就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谁敢去接这个烫手山芋？又有谁能镇得住这座城市？

1976年10月12日，北京玉泉山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们正在为上海的事情发愁。

四人帮倒台已经六天了，可上海那边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个人把持着上海党政军大权，他们手下还有好几万武装民兵，谁知道这些人会不会铤而走险？

会议室里的气氛很凝重。

派谁去上海？这个人选太关键了。

去的人资历太浅，压不住场子;去的人只会打仗不懂政治，又容易把事情搞僵。

这时候，叶剑英开口了。

他说需要找一个既有军队威望，又懂地方工作的老同志。

叶帅心里早就有了人选，那就是海军政委苏振华。

苏振华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在座的人都点头。

这位开国上将16岁就参加了红军，打过无数硬仗，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根据地工作，解放战争中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建国后又在地方和军队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最关键的是，这个人办事稳重，不会蛮干，也不会手软。

10月26日下午4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个人一起登上了飞往上海的专机。

中央的安排很讲究，苏振华任第一书记，倪志福任第二书记，彭冲任第三书记。

这三个人各有特长：苏振华能镇得住场面，倪志福是全国劳模出身，在工人中有号召力，彭冲熟悉江苏情况，可以协调周边支援。

飞机上，苏振华一直在思考。

上海这个地方不简单，一千万人口，几十万工人，几百家工厂。

四人帮在这里经营了好几年，党政军各个系统都有他们的人。

现在四人帮倒了，可那些追随者会怎么想？会不会狗急跳墙？更麻烦的是，这些人当中肯定有被蒙蔽的，也有死心塌地跟着干坏事的，怎么区分？怎么处理？

苏振华心里明白，这次去上海，最怕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过于激进，上来就抓人，把局面搞乱;另一个是过于谨慎，该抓的人不抓，让坏人有机可乘。

他得找到一个平衡点。

10月27日晚上，上海展览馆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人。

400多名上海的各级干部齐聚一堂，气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大家都知道中央派人来了，可不知道新来的领导会怎么做。

是不是要开始大规模抓人？自己会不会受牵连？

苏振华走上主席台，他没有急着宣布要抓谁，而是先讲了一番话。

他说，上海是一千万人民的上海，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小团伙的上海。

四人帮在上海干了很多坏事，但上海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好的，绝大多数干部也是好的。

中央这次派人来，就是要恢复秩序，恢复生产，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这番话说得很有分寸。

苏振华没有点名批评谁，也没有说要抓谁，但话里的意思很明确：中央要的是稳定，不是折腾。

听了这话，在场的干部们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那些被四人帮裹挟的人觉得还有机会，那些一直反对四人帮的人也看到了希望。

会后，苏振华立即召集市委常委开会。

他提出了一个原则：以事找人，分级处理。

什么意思？就是先查清楚每个人到底干了什么，然后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理。

真正的骨干分子要隔离审查，一般追随者要批评教育，被蒙蔽的群众要解放思想。

这个原则看似简单，其实很有智慧。

它既给了那些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又不会放过真正的坏人。

稳住了人心，接下来就是清查帮派势力。

苏振华知道，这个工作必须做，但不能操之过急。

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一边清查帮派，一边恢复生产。

两件事一起抓，缺一不可。

清查工作从最核心的人物开始。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个人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他们手上掌握着实权。

苏振华没有马上把他们抓起来，而是先剥夺他们的权力，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派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控制了局面，又不会激化矛盾。

生产方面的问题更棘手。

四人帮在上海搞了好几年的极左路线，工厂停产，工人闹事，整个工业体系几乎瘫痪。

苏振华上任后，立即组织人员深入工厂调研。

他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理混乱和物资短缺。

于是他一方面恢复工厂的正常管理秩序，一方面协调周边省份支援原材料和设备。

倪志福在这个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是全国劳模，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

倪志福到各个工厂去做工作，鼓励工人恢复生产。

他说，四人帮倒台了，咱们工人阶级要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央。

工人们听了他的话，干劲上来了，很多停产的工厂重新开工。

1976年底，上海的工业产值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环比增长了12%。

这个数字让中央很满意，也让上海人民看到了希望。

可是清查帮派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苏振华知道，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

进入1977年，专案组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

他们发现，徐景贤、王秀珍这些人在四人帮倒台后还不死心，居然策划要搞武装叛乱。

这些人联络了一些武装民兵，想要夺取上海的控制权。

专案组的同志把这些情况报告给苏振华，建议立即采取行动。

苏振华没有马上批准。

他仔细研究了所有的证据，确认确实证据确凿，而且这些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犯罪。

他还考虑了时机问题，当时上海的局势已经基本稳定，工业生产也走上了正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不会引起大的动荡。

1977年2月，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并选择好时机后，苏振华批准对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实施隔离审查。

行动进行得很顺利，这些人被控制起来，他们手下的那些骨干分子也被一一查获。

整个过程没有引起任何混乱，上海的老百姓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发生了什么。

从1976年10月到1979年初，苏振华在上海工作了两年多时间。

这两年多，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彻底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二是让上海的工业生产恢复并且大幅增长。

清查工作是全方位的。

苏振华带领专案组深入各个单位，查清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全部组织网络。

那些真正的骨干分子被依法处理，一般追随者经过批评教育后继续工作，被蒙蔽的群众完全解放。

整个过程中，苏振华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重证据，讲政策，区别对待。

工业生产的恢复更是成绩显著。

两年多时间里，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40%。

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那些曾经停产的工厂重新开工，那些因为四人帮破坏而停滞的项目重新上马，整个城市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苏振华的工作方法给后来的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既有军人的果断，又有政治家的谋略;既敢于碰硬，又善于做人的工作。

特别是他提出的"以事找人，分级处理"原则，成为了处理类似问题的重要经验。

1979年2月，苏振华在北京病逝。

消息传到上海，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这位老将军在上海工作了两年多，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搞什么轰轰烈烈的运动，但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把一座危机四伏的城市变成了稳定发展的典范。

苏振华去世后，上海人民自发举行了悼念活动。

很多工人、干部、知识分子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大家都记得这位老将军当年说过的话：上海是一千万人民的上海。

正是因为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才能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完成那样艰巨的任务。

回顾苏振华在上海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成功的几个关键因素。

他有军队的背景，这让他有足够的威慑力去镇压那些企图闹事的坏人;他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这让他懂得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恢复生产;他有很高的政治素养，这让他能够把握好政策界限，既不过左也不过右。

苏振华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百废待兴，需要像他这样的老同志来收拾残局。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处理复杂问题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

他没有简单地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是把政治智慧、工作经验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最终化解了危机。

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