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西北41年，官至大军区政委，后被取消原待遇，每月发200元

“老冼，你怎么就回到了师级待遇？”1983年初的兰州总院病房里，一名旧部压低声音问。冼恒汉摇了摇头，没有多言，右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意思是“说来话长”。短短一句对话，把这位开国中将跌宕的后半生拉到众人眼前。

1929年，广西宾阳的青年冼恒汉踏进百色起义的队伍。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却已能熟练背出《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口号。入红七军、远赴瑞金、被调湘赣地方武装——三年间几度改编，他兜里那本《新青年》早被磨破，仍舍不得扔。1933年组成红六军团，他跟随萧克、王震挥师乌蒙山；1935年在贵州遵义南部突围，他首次担任师政治处主任。此后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红二方面军成形，他的军政工作从此离不开“大西南与大西北”这七个字。

长征结束，抗战爆发。冼恒汉编入八路军120师，砍树修工事、熬粥接难民，晋西北的草木风声皆可作教材，他自嘲“口袋里装着《政治工作条例》，鞋底却是黄土”。1943年冬，他在兴县前沿组织一场“火线入党”仪式，29名战士端着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宣誓，这段插曲后来被写进晋绥军区党史。

进入解放战争，彭德怀把贺龙部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成立，冼恒汉出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沙家店的冲锋、羊马城的夜战，他常站在通信壕里大喊：“不许乱！枪口抬高一寸！”声音嘶哑到第二天还在冒血丝。1949年初西安解放，纵队番号变为第一军，他随军一路西进。至此，冼恒汉与西北的黄沙戈壁再难分开。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两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六年。1955年授衔，41岁，红底金星的中将领章闪亮；与此同时，军区体制大调整，兰州军区独立，他升任政委，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军区正职中将”。那时他常说：“哪怕西北只有铆钉厂，也能拧出工业化的螺丝。”

转折出现在1967年。甘肃省委主要负责人被隔离审查，中央指令军队支左。冼恒汉临危兼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铁路、电力、冶金、石油——几乎所有关键部门都要军代表参与，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政治挂帅，但生产不能丢。”遗憾的是，形势发展远超个人掌控。兰州铁路局两派对立愈演愈烈，冲突不断，被上纲上线为“路线问题”的材料也越堆越高。

1977年，他被要求“离兰州、候安排”，正式文件认定存在“严重路线错误”。调令下来，去向却空白。他从年富力强熬到鬓发夹雪，等待了足足五年。1982年初返兰“接受组织处理”时，骤然得知：原副大军区职待遇取消，按地、师级安置，月发生活费两百元。消息传来，他在院内突发大面积心梗，抢救两昼夜才脱险。

两百元在当年并非微薄，问题是他要自找住房、交暖气费，还得养活常年随侍的老伴。住处选在兰州肖家巷一栋旧砖楼，墙皮斑驳，冬天屋里温度常常零度出头。有意思的是，他仍坚持每天五点起床背《古文观止》，说是“防痴呆”。街坊见面寒暄，总能听见他大声问好，仿佛胸前还别着将星。

1983年夏，他忍痛写下十二页申诉材料。措辞直白：“本人确有执行不当之处，但决非谋私，也无意压制群众自发组织。”材料上报总政治部。次年春，总政电话打到兰州：“原处理偏重，按正军级离休。”政策一旦纠正，住房、医保、警卫员统统归位。熟识的老兵说：“老冼终于又能穿那身呢大衣去晒太阳了。”

此后十年，他极少公开谈及当年的跌宕。偶尔有人请教，他只回答一句：“组织决定，我服从。”1993年1月31日，冼恒汉病逝，终年八十二岁。葬礼简单，灵柩覆盖的仍是那面鲜红的军旗。人们或许还在争论功过，戈壁风沙却早已吹平当年残留的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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