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幸运的新人导演”

本报记者 牛小曼 ● 杨 柳

舒淇

“我并不是想讲舒淇小时候有多悲惨，这样的事在每一个年代都可能发生，我更希望父母能保护好小孩。”舒淇自编自导的首部作品《女孩》将于11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为背景，讲述女孩林小丽（白小樱饰）在压抑家庭中迷惘成长的故事。父亲（邱泽饰）酗酒施暴，母亲（汤毓绮饰）既是受害者，又将情绪转嫁给女儿。直到遇见自在生活的李莉莉（林品彤饰），林小丽才第一次看见生活的色彩，这份自由却刺痛母亲，揭开她被迫放弃梦想的过往创伤。影片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第50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并在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斩获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从模特、演员到国际影后，如今又首执导筒完成新尝试，舒淇以30年从影经历，书写自己的蜕变故事。近日，舒淇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讲述《女孩》的诞生过程、她对家庭与成长的理解，以及身为“新人导演”的感悟。

《女孩》海报

用10年讲“女孩”的故事
环球时报：《女孩》剧本历经10年打磨，修改过哪些内容？

舒淇：一直到影片拍完的一个星期前，我都还在打磨剧本。起初，侯孝贤导演告诉我，第一次做导演，最好拍你最熟悉、最了解和最想表达的故事，要和社会连接起来。当时我就想到“家庭暴力给孩子带来的伤害”这个主题。我并不是想讲舒淇小时候有多悲惨，这样的事在每一个年代都可能发生，我更希望父母能保护好小孩。我原本想写一个24小时内发生的故事，因为一个女孩的觉醒有时就在霎那间，但这对第一次做导演的我来说有点难执行，于是推翻重写……除了“家暴”的核心设定、酗酒爸爸的人物形象，还有躲在衣柜里的戏和妈妈去送便当的戏，其他基本全都推翻过。最后我交给制片人的定稿，和初版相比有180度的大变化。但是片名好像从来不需要改，每个女性心里一定都有一个“女孩”。

环球时报：林小丽和你本人像吗？

舒淇：林小丽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小时候像是有“双重人格”，在学校特别活泼开朗、和同学们关系很好，只要一走到家的巷子口就不想进去。但是因为电影时长的原因，我必须把小丽的性格塑造得没那么复杂，在拍摄和表演时都会更好掌控。这部电影带有奇幻色彩——就像小朋友小时候会幻想一个倾诉对象，会和小猫、树木、毛毛虫、洋娃娃说话，莉莉的出现，也许就是小丽在和她的“洋娃娃”对话。我小时候没有这样的“洋娃娃”，但我不能完全将自己复刻在小丽身上，我必须给她一个出口，以及一个让她觉得舒服和安全的空间。所以我设计了树洞这一意象，小丽可以透过树洞感受到正能量，包括她从树洞里“看到”年轻时的妈妈。

环球时报：“小丽躲在衣柜”等家暴场景是如何设计的？

舒淇：我写剧本时就一直在想，怎样呈现孩子长期被父母家暴的现象？身上的藤条、淤青红肿的脸？或是脖子上的勒痕、一瘸一拐的脚？可是我很怕会不小心伤害到小朋友。我想到我小时候常躲在衣柜里，那时我的听觉很敏锐，可以清楚地听到爸爸骑摩托车回来的声音由远而近，接着就是拿烟、点烟、吸烟、吐烟……我忽然发现，用这样隐晦的方式呈现暴力，反而更能让人体会到那种恐惧。

环球时报：怎样看待片中女孩和母亲之间的复杂感情？她们最后和解了吗？

舒淇：20世纪80年代末，父母还没有适应时代的迅速转变，可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孩，那他们要怎么生活？片中母亲对女儿的不耐心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这不代表她不爱孩子，只是不懂怎样表现爱和关怀。可这位父亲不一样，他靠饮酒逃避现实，或许他连妻子都不爱，只是需要有一个家来宣泄情绪。所以这对小丽来说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她可以和母亲对抗，但对父亲只有逃避和恐惧。小丽一直都懂母亲的处境，但是不代表她可以原谅、和解，她还需要很长时间。

做导演，一边理性一边感性

环球时报：第一次当导演遇到哪些挑战？演员和导演，哪个身份更难？

舒淇：要完全还原20世纪80年代末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汽车、摩托车等物件，这是件很难的事。有些地方必须妥协，这是我拍这部戏遇到最大的困难。而且为了取景经常要跑到偏远的地方。有一次很夸张，到现场后只剩四个小时的拍摄时间，我惊呼，“啊？要收工了？我们不是刚拍吗？”以前做演员时总想，在等什么？怎么拍那么久？现在完全感同身受了。后来在《狂野时代》剧组，我就对毕赣导演说，“没事儿，你慢慢研究。（笑）”

当一个好演员，把角色的灵魂刻在自己骨头里，其实也是一件特别难的事。但当导演必须同时保持理性和感性，对小朋友、大人、制片人都是不同的态度，简直和“精神分裂”没什么两样。我一直在控制情绪，让自己不要影响演员，这还挺难的。

环球时报：演员经历为你提供了哪些帮助？如何指导小演员表演？

舒淇：在帮演员找状态时会有很多自己的方法，比如会提醒表演要“言行合一”，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要用什么样的体态走路，让演员完全投入在角色里。拍摄前，我们给小演员准备了那个年代的玩具，给她看照片，告诉她那时父母有多不容易。在玩乐的过程中，我慢慢和她沟通，我说，“你不是个开心的女孩子，要有距离感，你可以快乐，但是情绪要收回来一点”，慢慢地在拍摄现场她就可以找到感觉。

环球时报：拍完《女孩》后，对好作品的判断标准有变化吗？以后还会拍类似的作品吗？

舒淇：每一种电影都有自己的观众，只要可以打动观众，它就是一部还不错的作品，从以前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身为演员时，如果有人在路上认出我，不是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的角色名，我会特别开心。现在如果有人过来告诉我，“我好喜欢你的电影《女孩》”，那我就会特别感动。以后或许还会拍和我有关的故事，或是拍我身边的人，因为有太多人经过了我的生命。

“我是被眷顾的新人”

环球时报：《女孩》在釜山国际电影节获奖时有何感受？

舒淇：电影本就是一种世界语言，对于亚洲国家的观众来说，《女孩》的故事也许更容易共鸣。入围任何奖项都特别值得开心，这是电影界对我的认可，但不获奖并不代表作品不优秀，所有入围的创作者都很了不起。也许那天我刚好被上天眷顾，作品刚好符合评审们的口味，“天时地利人和”。

环球时报：和海外影迷交流时，听到哪些印象深刻的评价？

舒淇：大部分观众都会代入小丽或是母亲，但有一个观众告诉我，小丽父亲说的一句话让他明白了这个人为什么那么颓废——“为什么做好人这么难”。这句话就是他的灵魂，他一直想变好，但是找不到方向，没有智者带他走出黑暗。人们有一个共性，外面的人对你再不好，你都觉得“哎呀没关系”；身边的人对你好，你却觉得很烦。成为一个好人、找到对的方向，其实是人生特别大的课题。

环球时报：当前年轻导演会面临哪些难题？

舒淇：虽说我也是第一次执导，但我应该是“最老的新导演”。我已经在这个圈子30年了，累积到一些经验和认可。比如我找余静萍来担任摄影指导，她会好奇、想加入，所以我组建团队并没有太大阻碍，我是幸运的。但如果我是一个30岁出头的新人导演，也许得不到这么多支持，会很不容易。所以我期待投资人们多发掘好电影，也希望观众朋友们能走进电影院支持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