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番外篇：湖北黄冈籍红色传奇人物徐会之

《沉默的荣耀》番外篇：湖北黄冈籍红色传奇人物徐会之

《沉默的荣耀》在9月30日首播后，立即展现出冲击年度收视冠军的潜质。据目前形势来看，这样的成绩在近年谍战剧市场中堪称亮眼。关于烈士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的故事，早已传遍。殊不知，在这之后，面对白色恐怖，依然还有无数个隐秘战线的勇士，舍生忘死地踏上宝岛台湾。湖北黄冈籍烈士徐会之，就是其中的一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徐会之无疑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工作长达数十年，直至1951年牺牲时，其共产党员的身份才公之于众。

徐会之（1901年—1951年底），原名亨，别号容庵。自幼在当地白石书院接受私塾启蒙教育，随后进入黄州高小及黄州中学堂学习。中学毕业后，他于1917年考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受五四运动影响，徐会之从工业学校肄业，毅然投身学生军，积极参与恽代英和林育南领导的武汉学生联合会与湖北教育研史会。1921年，徐会之返乡考入中法高等学校。次年，因参与五四运动，他被中法高等学校开除学籍。1923年2月，徐会之投身京汉铁路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加入国民党。1924年3月，经中共党组织武汉地区负责人包惠僧、马念一推荐，徐会之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被编入第1期第1队，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及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年，经董必武、陈潭秋同志介绍，徐会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以国民党军人身份为掩护，深耕隐蔽战线。这一战线级别颇高，行动直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调派。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徐会之与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长邓演达交情深厚，对这位老师极为仰慕，每周都会聆听邓演达为学生作的国内外形势报告。在军校组织的学生演讲活动中，徐会之凭借生动的语言、敏捷的思维和过人的机警，赢得邓演达的高度好评，被赞誉为“邓演达式的学生”。1925年，徐会之担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连党代表，投身东江战役。

1926年，徐会之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1连的党代表，兼任国民第二军骑兵第一旅及第二军第十师参谋，参与北伐东江战役。同年，蒋介石强令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迫使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徐会之被中共党组织派往北平、天津开展地下工作。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又奉命南下，参与赣、浙一带对孙传芳等北洋军阀的作战，担任第十五军中共党务科长。随后，徐会之加入李宗仁的新桂系，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政治部科长。1927年，徐会之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徐会之被迫离开部队，开始流亡生活。“四·一二”事变后，邓演达发动并领导国民党左派黄埔同学在上海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1928年至1930年，徐会之担任天津公安局特务大队长。期间，1928年4月，徐会之与余洒度、韩浚等人率先加入“黄埔革命同学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公开竖起反蒋旗帜。同年4月，徐会之被邓演达任命为“黄埔革命同学会”宣传科长。1928年冬，徐会之担任天津警察局特务大队大队长时，在天津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并兼任会长，负责与北方的黄埔同学联络和宣传工作。他与冯玉祥、阎锡山、杨虎城等反蒋集团取得联系，并获得陈诚、高桂滋、邓宝珊等人的不同程度支持。在徐会之的努力下，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天津分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天津期间，徐会之与韩浚等共同举办有200多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揭露、批判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随着各地流亡至天津的黄埔学生日益增多，组织力量不断壮大。

徐会之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上的记载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组织的武装起义准备就绪之际，因陈敬斋叛变，邓演达、徐会之、余洒度、陈烈、韩浚等二十余人遭抓捕，被押往南京强制受训。尽管宋庆龄等人积极营救，邓演达仍被秘密处决，其余二十余名黄埔革命同学会成员皆“悔过自新”。强制受训后，1932年9月，徐会之出任国民革命军第56师政训处处长，不久后于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政训科长，后被派往安徽刘镇华总司令部任党政处长，兼任河南省经扶县县长。1935年，徐会之调任安徽省安庆市警察局局长，后调任芜湖市警察局局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会之前往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并担任第5大队教导员。他精心撰写《民众训练须知》一书，作为全民抗战总动员的纲领性文件。同年夏，徐会之出任西安行营政训处处长，后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政训处处长，公开主张在大敌当前之际，应遵循先总理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遗训，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等新老友军加强团结、密切配合，共同抗日。1937年，徐会之参加保定、石家庄抗日战役。同年9月，中央军事联合视察团到石家庄视察时，徐会之代表行营主任徐永昌欢迎视察团，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彭德怀等就共同抗日事务进行特别洽商。1937年12月，保定失守，该行营退至郑州。1938年初，徐会之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1厅第1处处长。5月，调任武汉行营政训处少将处长兼政治总队总队长。同年7月，调任第5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并参加武汉外围会战。同年12月，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中将主任。1939年10月，徐会之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南宁、昆仑关会战，不久升任为第4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1940年8月，徐会之兼任第4战区特别党部书记长，后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第2厅厅长。在军政界任职多年，徐会之擅长政治工作，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并称为国民革命军“政工系统四大金刚”。1941年，徐会之由重庆前往老河口，任第5战区政治部主任兼任第5战区特别党部书记长，后兼青年团第五战区支团部筹备主任，协助李宗仁协调中央军和友邻部队及地方军的关系，全力实现一致抗日。1942年后，徐会之调任湖北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襄樊保安司令。1943年，调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署主任，兼战时青年训练团鄂豫分团主任，参加鄂北会战，同年获忠勤勋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徐会之于9月12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为汉口特别市市长，并担任三青团中央团干事。面对遭受日军空前破坏的汉口市，他仅用月余时间便理出恢复和治理的头绪，在接收汪伪政府、组建汉口市政府、调查日军暴行、振兴实业、救济难民、进行城市恢复和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徐会之虽身居国民党军政界要位，却长期与中共领导要员保持秘密联系。在担任汉口特别市市长期间，他多方掩护中共地下党人员曾惇、陆天虹等人的活动，中共武汉党组织地下负责人程维黄甚至长期住在他家。1947年7月，党团合一，徐会之被选举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理总统，于3月2日任命徐会之为总统府参军处上将参军，后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

徐会之擅长政治工作，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合称国民党政工干部“四大金刚”。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公开主张要遵循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东北军、西北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等友军共同抗日；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时，他协助李宗仁协调中央军和友邻部队及地方军的关系。著有《民众训练须知》《中国国防建设问题》《告华北军民书》等文章。

徐会之任第4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期间签署的公文

1949年12月，徐会之在重庆迎接解放，本可留在大陆。然而，1950年1月，中共交通员朱谌之遭逮捕后，中共中央失去与吴石将军的联系渠道，急需交通员传递情报及命令。1950年3月，中共中央秘密派遣徐会之从香港进入台湾，从事情报工作。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徐会之毅然前往台湾，担任国民党总统府参事处中将参事。据徐会之夫人刘先知回忆，1950年初他们分别时，徐会之说：“我要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在未去台湾之前有人劝我不要去，但我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没有选择余地，即使是献身也是值得的。我问他何时见面，他说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也许那天你带着家乡黄土和鲜花放在我墓前……”1950年5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变节、叛变投敌。吴石小组覆灭后，这位潜伏多年的“老将”成为我方重建情报网的唯一希望。1950年6月，徐会之向黄埔1期的同学袁守谦“自首”。徐会之被捕后，国民党国防部情报资料组对他立案侦办。因有写信件向保安司令部自首等情节，原拟判处5年徒刑，但蒋介石不满于徐会之3月抵台湾后并未马上亲自“自首”，要求重审，后改判为15年徒刑。

据台湾档案局已解密、提供的徐会之档案“说明”：“徐会之附共后逃脱来台，向保安司令部自首，蒋中正交待以匪谍罪论处；一审自首减刑判决处5年，蒋批示：‘不是自首’，后改判15年。但蒋中正仍不同意，裁示‘立即枪决可也’。”档案原文明确显示：刘士毅在1951年10月27日的呈文中称，鉴于“叛乱罪自首，依法并非必减”，询问对徐会之一案，是维持5年原判，还是“照预备颠覆政府罪最高刑，改处徒刑15年”，其意图仍是保全徐氏性命。1951年11月13日，黄埔1期同学黄杰将改处徒刑15年的判决公文送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却亲笔批示：“应即枪决可也。”1951年11月18日，徐会之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终年51岁。至此，这位从“黄埔革命同学会”开始就反蒋的“天子门生”，即便悔过自新后也未遭排挤，反而官至中将的徐会之，走到了生命尽头。显然，徐会之的死是蒋介石直接干预司法的结果。

蒋介石以总裁枪决徐会之的手谕令

徐会之是家中次子，其故居坐落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总路咀镇宋坳村“河边徐家”。徐会之祖父徐纯臣官至黄州千总，父亲徐映奎（字必龙）曾留学日本，但早逝。《黄埔军校将帅录》称他“家有不动产时值五千元”，当属小康以上人家。据傅润华主编的《当代名人传》（1948年版）记载，“其尊府君映奎公留学东瀛之翌年，即归道山，时先生甫三龄，其母王太夫人，茹苦含辛，以养以教，俾于成人。” 徐会之 “天赋聪颖，慷慨有大志，不喜斤斤章句，稍壮肄业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及湖北中法高等学校，非所志也。” 从担任总统府参军到1950年在台湾被捕这一年左右时间里，徐会之的具体作为因缺乏相关可靠史料，几乎完全空白。这一时期徐会之应已重新建立与中共的联系。据卢明哲《我所知道的徐会之》一文，徐会之的副官段守武曾透露：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时，徐会之并未离开，据说是与陈赓等秘密联系。到1950年突然决定离开大陆，说是前往香港，身边只带段守武一人随行。仅携带一些衣物，沿途摆地摊出卖以换取差旅费。到韶关时，给段守武五十块银元，嘱其留在大陆做点小生意谋生，两人就此分别，徐会之前往香港，段守武回武汉。在大陆已完成解放的1950年，徐会之只身一人从大陆经香港辗转到达台湾。此时的台湾，正值“吴石、朱枫”案发，中共在台湾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白色恐怖气氛严峻。徐会之是否为“卧底”？他究竟受谁的指派、以什么样的身份入台？他将怎样向国民党当局为自己留陆和来台的行为作出合理性解释？均不得而知。事实是，他登陆台岛不久，就被逮捕。1990年前后，来大陆探亲的徐会之老部下皮天泽向昔日的同僚徐世江讲述徐会之在台殉难的情形：徐会之到台不久就因涉嫌“匪党”被高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徐会之即求见警备司令彭孟缉，将带来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书》亲呈给蒋介石。蒋一见《建议书》，大声怒斥徐会之是“可耻的叛徒，罪该万死！”命令彭孟缉马上飞回高雄，将徐会之就地枪决。袁守谦、陈诚、张群等为之转圜而未果。皮天泽的回忆非常具体、生动，但他对徐会之生前在台的遭遇仍止于听闻，不尽可信。其中例如《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书》云云，征诸当时情势，显然过于离谱。

关于徐会之的台湾岁月，还有一段值得一述的经历，即他的狱中生活。本来狱中的徐会之是最难以为人所知的，幸运的是他的一位狱友在回忆录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记录，让我们得以窥见徐会之不轻易示人的一面（不过这一回忆也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这位狱友叫钟山，是孙立人的部将，曾任新1军38师营长，1950年9月受李鸿案牵连被捕。9月23日，他被投进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的看守所11号室中关押。囚室宽不到5尺，长约9尺，高有10尺，有一个1尺高2尺宽的铁柱窗。他到之前这里已经聚集了6个人，因为天气炎热，他们只穿着短衣内裤。其中一个小胖子很热情，指着其他狱友给他一一介绍：“这是我们的老大，号为‘诗人’，他是徐会之先生，是黄埔一期，是胜利后的汉口特别市市长。”在钟山最初的印象里，这位老大“长脸高额，上唇有一行淡黄色的小胡子，如不是长期营养不良，应可称为倜傥潇洒的人物。”老二是蔡孝乾，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也是中共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年初已经被捕叛变了，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小胖子是老三，号称“科长”，是化学工程师，原为中国化学公司总经理。老四号称“博士”，是北大生，研究美国宪法。老五号称“大胖子”，是上海的贸易商。老六是军人，原任某师参谋长，有小姨在隔壁，所以他号称“姐夫”。钟山来得晚，是老七。

三天后，钟山被带到审讯室，受到鞭打，直到神志不清，被拖回囚室。“徐老大”让他趴下，交代“科长”浸湿洗脸巾，敷在伤处。他说：“忍痛一个小时就好了，只有五六十鞭，很轻，很轻，几天后就会好的，一周后还会再受的。”这是徐会之的经验之谈。他被捕已经有数月，这样的刑讯不知已经受过多少次。他告诫钟山，下次受刑，无论什么刑，都要叫喊或表示痛苦，就可减轻刑罚，千万不要咬紧牙关不做声。而钟山按照老大的教导做来，果然有效：不但鞭打的次数少了，着鞭淤血的鞭痕也只有数处，和第一次比，伤势轻了很多。徐老大又告诉他，下一次不是“捶腿”就是坐“老虎凳”，应如何应对等等，可见这里的各种酷刑，他都已经经受过。又一次审讯，审问者没有对钟山动刑，只给他纸笔，让他回去写一封自白书。徐老大认为不妙，没有受刑是“认定”，除了出卖良心，写他们认为满意的自白书，就只有靠命运安排了。若要脱罪，就只有昧着良心去写孙立人凤山练兵是为建立反叛势力，不要人格，去写李鸿的忠诚有问题。他根据自己一生搞政治的经验，认为这样写结果必然害人不利己。钟山听了老大的分析，因为他没有在蒋坚忍要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的时候签字，逃脱的机会已经失去了。钟山听了徐老大的分析，于是决心不写自白书。

在囚禁之地，徐会之巧妙地向狱卒索求烟草，以米汤将台湾北部雷达站的频率秘密书写于烟纸之上，进而卷制成烟卷以传递情报。据2023年台湾“安全局”解密的档案披露，1951年9月，大陆正是通过这一情报，精确解码了国民党“沱江计划”中的导弹部署。而在武汉党史研究室珍藏的《新汉口市政建设计划大纲》原稿中，亦可见他用密写药水标注的“基隆港38号仓库弹药储备”，其内容与狱中传递的情报信息不谋而合。

1951年元旦，天未破晓，徐会之在自制的日历上划去了最后一格，向囚室中还剩的三个狱友郑重宣布：“各位，今天是新历除夕，不要睡觉啦！”这次牢饭改善，四个人分到一盘红烧肉，伴着油炒白菜，饱餐了一顿。饭后“诗人”老大建议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每人作一首诗。他取出了自己保存的半包方糖，让“科长”用四块冲了一茶缸糖水，权当美酒，每人轮流呷一小口，以助诗兴。“姐夫”不会吟诗，负责记录。“诗人”先来，一口气吟完全阙：“国破家亡几多愁，月满西楼，韶华不为少年留。一夜寒风起，白发盈头！”，“科长”沉吟良久，徐徐念道：“铁窗不复辨春秋，日月悠悠，他生未卜此生休，手语歌一曲，有泪休流。”这时，钟山也有了，接着吟道：“赤胆丹心报国仇，气贯斗牛，未酬壮志作楚囚，今夕凄凉月，照遍神州。”待“姐夫”用竹筷做的笔，便将三首词录在了《白香词谱》的空白处，“诗人”便用湖北黄陂腔煞有介事地吟唱起来。元旦过后，“科长”和“姐夫”都被提送保安司令部，号子里只剩下钟山和徐老大两人，在盘算如何吃掉剩下的肥肉。老大突然说道：“如果有杯酒多好！酒是梦，既是梦，就用水吧，我还有一块糖，就冲杯糖水当酒。”可是，号子里这会儿，连开水也没有，连“梦”也不能。“诗人”可真潇洒，拿起空杯和钟山碰杯道：“来，干一金钟！”钟山和他碰杯了，没有干，先把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压了回去。接着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联起词来，还是“诗人”先起：“块肉鲜肠空”“空缸梦化满金钟！”“钟灵江鄂今何在？”“在死囚室中！”联罢两人欢笑。“诗人”补充道：“虽是胡凑，能切题就好。”

第二天（1月3日）上午，徐会之被提送青岛东路三号的军法局。在两人依依惜别之时，徐会之给钟山留下一首七绝和两阙词。录此共享：

癸卯桂月感怀于青岛东路月光如水碧云轻，秋色无边掩梦魂；玉露频添游子泪，金风吹动故园情。五车经史今何用，念载功名百不成。且借良宵歌当哭，是歌是哭未分明。

无题（一）于癸卯桂月青岛东路孤岛更无人问讯，黄花应是凋都尽。薄薄不胜寒，黄昏近！空廊静，湘江渺渺天难问。

无题（二）昔日繁华一瞬，车水马龙三镇，秋风吹动故乡情。愁难咏，肠寸寸，千古伤心士国恨！

据钟山回忆，两人同室相处数月，相濡以沫，可谓生死之交、精神知友。徐会之曾告诉钟山，因为是老乡，很早就和林彪相好。1949年他曾奉命留在汉口和林彪见面，进行和谈，但为林彪拒绝。来台湾后，即失去自由。这是关于他来台原因的可供参考又一个版本。在军法局看守所，徐会之被安置在一号房间，和李玉堂同室，室门早晨6点开放，晚上9点才关闭，当时称为“特别优待号”。钟山说：李玉堂是12月28日晨遭处决，徐会之是29日晨遭处决的，两人都没有吃到旧历年的饭。一般资料都说他是1951年11月被杀的，这里说“12月29日”，钟山作为当事人，其说或有所本。是否准确，有待考证。钟山回忆中的徐会之无愧于“烈士”的称号，而且保持了儒将的风度。

1951年11月18日，徐会之的执行日降临。行刑之夕，徐会之向狱卒请求纸张与笔，完成最后一张描绘台湾沿岸炮台坐标的图稿后，将铅笔的芯嚼碎吞下。据台湾“国防部”于2023年公布的《马场町刑场记录》披露，徐会之在临刑之际，提出了三项请求：一是希望面朝北方安葬：“让我望向汉口的方向”；二是要求保留军装：“这代表着我军人的尊严”；三是要求哼唱《洪湖水浪打浪》：“让家乡的旋律伴随我踏上最后的旅程”。徐会之遭害后，其遗体草率地被埋葬于山林深处，其真实身份长时间未能为外界所知。直至1985年，在经过国家民政部和安全部的严格审查后，官方追认为革命烈士，并高度评价他在隐蔽战线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1996年，在亲属的不懈努力下，他的遗骸终于得以归葬祖国大陆。董必武曾言：“此乃中共之谍中谍王，是我们永不应遗忘的台湾良朋。”徐会之在英勇就义之际，向儿子徐光武留下的遗书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纵使我的名字可能被历史尘封，但长江之水将永志不忘，那为两岸团圆而倾注的鲜血。”徐光武忆及：“父亲遗言仅两句，‘终身追随党的步伐’、‘切勿给党组织增添困扰’。”

2013年2月，一场以“公与义的坚持”为主题的、纪念“二二八事件司法人员受难者”的特展在台湾各地巡回展出。在众多展品中，有一件档案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件由蒋介石亲批的“匪谍犯”枪决令，其特殊之处在于犯人徐会之的特殊身份：黄埔一期生、总统府中将参军，曾任民国汉口市市长；在中国大陆，他还获得了另一项称号——“革命烈士”。徐会之无疑具备了“传奇人物”的全部特质。也正因其传奇，他的身份、经历和形象，尤其是入台前后以至喋血台岛数年间的活动和心路，至今仍蒙着一层层面纱。

1996年，徐会之遗骸运回大陆，分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和武汉九峰山烈士陵园。1999年，徐会之将军列名于台湾绿岛人权纪念碑之上，象征着为遭国家迫害身亡的政治犯、思想犯的平反，由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主持揭碑。2013年10月，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广场上，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碑，以纪念来自台湾、在1950年代被集体处决的“隐蔽战线烈士”，徐会之烈士的名字也铭刻于纪念碑上，“无名英雄”在海峡两岸都有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