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清洁工刘振东跑进政府，说：我老婆是大清的皇妃

“1953年9月12日下午两点，同志，我媳妇过世了，可她曾是宣统皇帝的女人！”值班窗口外，满脸风尘的刘振东一口气说完，嗓音发哑。听见这句话，屋里几个人的钢笔都停在半空。

这一年，新中国刚度过四岁生日，城市里到处是催人紧张的施工声。穿着旧棉袄的刘振东挤在政府大院门口，他只是北平行营清洁队里最普通的扫马路工，却捧着一纸申请：为亡妻办理丧葬补助。

工作人员先以为他是着急用钱的穷苦人，不料对方忽然丢下一颗炸雷——亡妻名叫额尔德特·文绣，清朝淑妃，末代皇帝溥仪的前配。对方愣了几秒，转身冲内室喊人：“组长，快出来看看！”于是，这份再普通不过的丧葬申请被一路往上递。

档案人员翻出旧资料，比对姓名、出生年份、族属，再拿当年的《申报》剪报核实，结果大体吻合。确认无误后，主管部门批准了特级抚恤；棺木、墓地、仪式，一切由公家买单。刘振东抱着批文，哽咽得说不出话，他只是想让媳妇走得体面些。

消息很快传到邻里，“扫地刘”竟然娶过皇妃，茶摊上一连几日都在议论：皇妃怎么会死在租来的小屋？皇妃为什么甘愿跟一个清洁工过苦日子？故事得从二十五年前说起。

1909年，文绣生于北京西城一条胡同。族谱写着“鄂尔德特氏”，八旗贵胄的名头，却挡不住家道中落。父亲辞世后，母女三人搬去四合院偏房，靠典当老物件过活。八岁那年，为方便进学堂，她改了个汉名——傅玉芳。

1922年，溥仪筹备“大婚”。鉴于紫禁城财力衰竭，选妃只看照片。文绣的五叔把侄女照片送进宫，经过太妃与宗亲筛选，14岁的她被册封淑妃。大婚那晚，溥仪只淡淡一句“进去歇息吧”，头也不回。冷落从第一刻写进她的命运。

宫里待两年，冯玉祥“北京政变”，溥仪被迫出宫。随行队伍里有婉容与文绣。搬入天津静园后，生活空间骤然缩小，帝后妃的尴尬关系被无限放大：溥仪不准文绣上宴席，甚至不让她在大厅出现。太监见风使舵，暗中嘲弄。精神折磨下，文绣在除夕夜以小刀划腹，幸被侍从拦下。

她开始触摸民国法律。亲戚家表姐的女儿玉芬告诉她：“现在离婚有法可依，溥仪已是平民，他也得上法庭。”于是，1925年10月，天津地方法院收到了状告溥仪虐待、请求离婚并索要生活费的诉状。报纸用加粗标题报道“淑妃抗婚”，国内外媒体轰动。两个月后，法庭调解成功，溥仪支付5.5万元赡养费，淑妃改回傅玉芳。

拿到钱并不等于新生。律师费、亲戚借款、社会动荡——这笔钱花得七零八落。抗战时期，她拎着几盒香烟在街口零售，风雪天也不敢回屋。北平光复后，1945年，她进一家报馆做校对员，字斟句酌、从不误刊期。报馆社长见她日子清苦，便牵线给同在行营服务的刘振东。

刘振东今年四十，打过北伐，也扛过麻袋，性子实诚。第一次见面，他注意到对方举手投足与街坊妇女不同，尤其拨算盘时的神情，一看就是教养极好的人。对方只说：“爹娘早逝，漂泊多年，如今只求个安稳。”这句朴素的话，让他决定娶她为妻。

婚后，两口子租了东直门外一间平房。早上刘振东推车出门打扫街道，晚上文绣点灯校稿，两人凑一桌馒头疙瘩也能笑。偶尔闲聊，刘振东问：“你怎么会说英语？”“以前学堂教的。”她总轻描淡写带过。刘振东见她不愿多提，心里虽狐疑，却尊重沉默。

1953年夏天，文绣患上严重肺病。那段时间，青霉素还是紧俏物资，刘振东来回排队，换来的针剂却压不住病情。9月的一个夜晚，文绣让丈夫坐到炕边，慢吞吞吐出真名、宫廷旧事与离婚经过。说完，她突然轻松地笑：“往后我就放心了。”三日后病逝，年仅四十四岁。

下葬事宜告一段落，刘振东把佩戴多年的结婚戒指埋进坟前泥土。此后十余年，他住在同一条街，扫同一段路，常对同行说：“她活着时，让我明白穷人也能护住尊严。”

1966年春，他因肺疾卧床，好友探视，再问起这一生最自豪的事。他半靠在枕头上回答：“世人说她曾是皇妃，我只知道她是好妻子。”话音落下，屋子里静得只能听见钟摆滴答。

有人感慨，时代车轮碾过帝制，又碾过烽火，他们的结合像极了碎瓦中的一朵花：不算耀眼，却真切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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