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欲谋害宋庆龄，沈醉献上一条毒计，戴笠拍案叫绝为何未实施

1949年5月27日凌晨，淞沪警戒线已被解放军撕开缺口，守在台北电话机边的蒋介石却反复询问上海动向。他最在意的不是前线溃败，而是黄埔同僚毛人凤是否动了对宋庆龄的“特案”。三天前，保密局送来一份最终暗杀名单，宋庆龄的名字被他亲笔添上，随即又被他亲手划掉，来回的红蓝铅笔痕在灯光下刺眼。

时间回拨到1933年6月18日傍晚，法租界亚尔培路枪声乍起，杨杏佛伏尸车内，十五岁的儿子浑身是血。消息传入莫里哀路，宋庆龄只是抿了口凉茶，告诉随行工作人员：“让新闻处把真相电告柏林。”她很清楚，蒋介石是在借刀恐吓自己。

杨杏佛遇害后，上海站行动组组长沈醉被召到戴笠办公室。戴笠关上窗，压低嗓门道：“委员长不想背黑锅，你给我找个不会留下指纹的法子。”沈醉想了半支烟，提出制造“交通意外”——用德国硬壳小轿车在红灯前顶撞宋庆龄座驾，“不死也得躺上三个月”。戴笠听完，两掌狠狠击桌，称“妙计”。

计划推进得极快。杜月笙托英商弄来一辆奥斯本六缸车，前挡风换成进口防弹玻璃；两名特务昼夜蹲守愚园路口记录宋庆龄出行路线；沈醉亲自试车，他给自己买了件美制防弹背心，还写好一封“殉职遗书”，押在戴笠保险柜里。

然而就在动手前夕，意外横生。戴笠带着沈醉飞南京面见蒋介石，蒋翻完作战示意图，忽然反问：“你能保证只伤不死？”沈醉挺胸：“若撞死，愿以命抵。”蒋却挥手：“如果惹出国际舆论，谁来抵我中华民国的命？”当晚，作业停止，车被退回杜月笙车库。

蒋介石之所以突然退缩，并非良心发现。此前，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沪记者已将暗杀流言拍电波士顿；另一方面，孙科和宋美龄两路来电夹击——孙科指出“国共和谈仍有余地”，宋美龄则直言“二姐若有闪失，华府所有游说将就此破局”。对华援助攸关前途，蒋不敢硬顶。

计划流产后，毛人凤仍觉得可惜，毛森提出趁解放军攻城时伪造流弹误杀。毛人凤把纸条送去台北，蒋介石沉默良久，用铅笔划了一个淡淡的圈，又涂掉，“暂缓”两字是惟一指示。毛人凤心照不宣，将方案锁进保险柜，钥匙随后投进黄浦江。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元老中真正开口保宋的不只有孙科。陈立夫后来回忆：“若杀孙夫人，黄埔老同学中至少一半要反水。”换言之，蒋介石面对的不只是国际压力，还有党内裂变风险。

1951年春，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交代往事时谈到这桩未遂案，他对审讯人员说：“那是我干特务生涯里唯一一次庆幸没能完成的任务。”此言真假难辨，但从侧面说明，当事人并非没有后怕。

宋庆龄一直活到1981年。当年5月她在北北京协和医院病房接见旧友，谈及往事淡淡一句：“在生与死之间，最难杀的是理想。”周围人无言以对，那堵不曾被德国硬壳车撞破的信念，也就这样留在了历史的封锁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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