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陈琏失踪后陈布雷遍寻不见，无奈问周恩来：小女是否在贵党处

“重庆，1941年4月，一个月了，还是没有她的消息？”夜色里，陈布雷压低声音问秘书，语调带着从未有过的慌乱。

焦躁背后是一封被反复展开的信。信纸并不长，寥寥几句：“父亲勿念，路已选定，勿寻。”落款“琏”。父女相处多年，他熟悉女儿的笔迹，也读懂那股决绝。再想想近来她常和地质系同学低声议论前线、翻看《共产党宣言》，答案几乎呼之欲出——她跟着地下党走了。

不便声张，他先去找昔日同窗求助，但重庆报界给出的信息全是空白。心知女儿若真去延安，公开搜寻只会逼她更危险，陈布雷只能把急火压在胸口。几夜辗转，他决定向唯一可能知情的人物求一个解释：周恩来。

此举并非突发奇想。十多年前，他靠犀利文字闯上海报坛，抨击北洋腐败，毛泽东曾在湖南《湘江评论》中引用他的段落；彼时两党尚未彻底分道，他与周恩来偶有书信往来。西安事变后，他奉蒋介石命撰写《西安半月纪》掩盖真相，这层旧谊却渐行渐远。如今为了女儿，他顾不得政治嫌隙。

陈布雷写好电报又撕掉三次，最终还是斟酌出那一句：“小女是否在贵党处？”没有铺陈、没有寒暄，只求实情。他明白，一旦泄露给军统，女儿生机渺茫。电报通过多道关系送到周恩来办公室。等回信的那三天，他白天照常替蒋介石起草讲话，夜里却在灯下发呆，连墨水干了都不知。

周恩来的回电极简：“延安未见。”落款“恩来”。短短四字，却让陈布雷长舒一口气。延安没她，说明她依旧潜伏在后方，尚有转圜。可问题仍在：她在哪？

时间倒回到1935年，陈琏十五岁，由外婆家接回南京。此前幼妹难产丧母的阴影始终笼在父女之间，他管教严厉，她性子倔强，两人话不多。但父亲送来的俄文原版《十二月党人》点燃她的兴趣，一行行“为自由献身”的诗句，像火星落进稻草。

1938年陪父亲迁往重庆，日机轰炸声中，她第一次真切感到“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多么刺耳。西南联大暂借昆明，她改读地质，理由简单：实地考察方便与民众接触。地下党看中了这位“高干子弟”的掩护身份，吸收她入党。入党誓词刚念完，她就写下日记：“我无从选择出身，但我能决定方向。”

两年后皖南事变，反共恐怖骤起。联大地下组织被迫解散，骨干转移乡镇。陈琏主动申请下乡，出发前在宿舍灯下匆匆写给二姐那封信，剪短头发塞进书包，随即隐没在奔腾江水与丘陵深处。

这便是陈布雷眼下的困局。他知国民党高层内斗激烈，女儿若被军统捕获，自己也难独善其身。恰好形势稍缓，他在《中央日报》刊登启事：“女儿陈琏，离家月余，望知情者告。”字里行间刻意回避任何政治色彩，好似普通失踪案件。

一年过去，启事依旧在版面角落轮流刊登，线索却为零。直到1942年夏夜，陈布雷正替蒋介石修改对美谈判稿，院门忽有人敲三下停一下——这是家里仆人不会用的节奏。他开门，女儿立在月光下，面颊被风吹得发黑，衣服满是尘土。陈布雷愣住，两秒后扑过去抱紧她，喉咙里只挤出一句：“在哪儿混成这样？”

“苏北农村，”她低声答，“做社会调查，学校任务。”陈布雷本能地信了，却还是追问：“以后呢？”陈琏笑笑，“想做学者。”这回答恰好击中他对孩子未来的全部幻想。第二天，他亲自去教育部把她学籍从联大转到重庆中央大学，理由是“地质系难保安全”。

表面看，一切回到正轨。实际上，陈琏利用父亲身份，潜入国民党教育、宣传系统，为我党传递文件、名单，甚至接应来渝的联络员。秘书偶尔注意到陈布雷案头多了不相干的资料，却不敢多问。

然而高压政治如暗流。1948年初，国民党战局崩溃，蒋介石数次召见陈布雷商讨“心理战”措施，要求起草文告洗白党国，谎言比西安事变时更甚。多重自责与恐惧交织，他精神彻底崩溃。在台灯下，他写给蒋介石辞呈，又给陈琏留下一行小字：“此身不值再辱墨。”随后服药自尽。

父亲的骤然离世让陈琏深陷痛苦。为了防止身份暴露，她甚至未能参加葬礼，只能托友人远远看一眼棺木。1949年春天，解放大军逼近南京，陈琏被组织护送出重庆。渡江战役打响那夜，她在长江北岸听见枪炮，心中翻涌的不只是胜利的喜悦，还有难以言说的遗恨——若父亲能再等一年，也许一切不同。

1950年，陈琏调入地质部。工作第二年，一场急性中毒夺去她的生命，年仅三十一岁。官方文件只写“突发疾病”。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这位出身国民党高层的潜伏者，为躲避多方追捕，常年服用镇静剂，身体早已透支。

回想最初那封写在粗糙信纸上的“父亲勿念”，所有选择均已写定。陈布雷用终生完成权力与信仰之间的拉扯；陈琏用短暂岁月验证了“路可自选”的倔强。历史不会给他们父女额外注脚，两条轨迹在1941年那封电报处交汇后，又各向不同方向疾驰，直至双双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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