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赴台百岁: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乡，就心满意足了

1979年5月2日，在张群90岁生日的时候，蒋经国代表国民党中央为他颁发了一枚中山奖章，奖励他为国民党所做贡献。张群接过这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时激动不已，该奖章仅有三枚，另两枚分别授予宋美龄和严家淦。

张群于1889年出生在四川省华阳县一个平民家庭。14岁那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到四川招生，张群前往报考并被录取。

1907年，清政府要保送一批青年到日本留学。一位姓董的校监闻讯后，极力推荐张群。这年秋天，19岁的张群乘上前往日本的轮船。

张群站在甲板上，哼着在保定学来的河北梆子。忽然，船尾一位高个子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同学短头发，高鼻梁，脸色凝重，默默无语地眺望着大海。

张群主动走过去与他攀谈起来，此人就是蒋介石。船上几日，张群与蒋介石十分投缘，他们谈学习，谈政治，许多观点是那么一致，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到日本后，他们先入振武学校，这是一所预备学校，从这所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到日军联队见习一年，然后才能人士官学校学习。

振武学校校规极严，平时住在学校里，只有星期天才能出校。张群便和蒋介石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子过周日，他们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日，到郊外游玩，到江之岛一带游泳。

张群与蒋介石在学校关系极好，情同手足，尤其是张群，十分佩服蒋的胆识与见解。

刚去日本时，张在步兵科，蒋在炮兵科，后来张群为了能经常能与蒋介石在一起，便请求学校将自己从步兵科转到了炮兵科。

在日本，张群与蒋介石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参加革命党人的一些活动。振武学校毕业后，俩人又以士官候补资格，到新田泻高田第十三师团十九联队服役。

辛亥革命爆发后，俩人一起提前回到了上海。张群出任沪军头领陈其美的参谋，参加革命。

张群一生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参与了当时中国几乎全部对日本的外交活动。张群擅长在复杂局势中寻找折中方案，但这种务实风格在革命与战争年代常面临“原则性与灵活性”的争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遭到世人唾骂。同年8月，蒋被迫下野，决定赴日本考察。9月22日，张群先行离沪，到日本为蒋介石打前站。这次，张群陪着蒋介石重游日本，会见了许多早年留学日本时的老朋友。

后来，国内宁汉合流，形势对蒋介石有利，蒋马上中止了在日本的活动，回到南京。

张群这次陪蒋介石出使日本，见到了以日本首相中为首的一大批政要。在日期间，蒋介石与田中等人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上达到了高度一致。虽然这次赴日不是正式的外交活动，但为后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外交奠定了基础，张群本人对日交涉的地位也因为这次访日得到上升，成为日后中日交涉的主持人。

1933年，日军越过长城一线向北平开进，侵华野心日渐暴露。张群被派到北平协助当时的外交部长黄郛处理华北局势，最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塘沽协定》。

1935年底，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被改任为外交部长。

张群任外交部长之时，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步伐，过去国民党政府对日本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政策，少接触，不谈判。张群上任后，提出了新的外交策略。

在国民党中央一次大会上，他说：“我们对日本政府的应付方略，必须做一些改变和调整，这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被动的、回避的做法，主动与日本外交当局谈判，申明我们的立场。”

张群新的对日外交策略，得到了国民党内不少人的支持。张群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先后亲自与三任日本驻中国大使谈判交涉过中日问题。

第一任日本大使是刚由驻华公使升为大使的有吉明，张群与他谈判的内容是关于华北问题的解决，因为日本政府没有诚意，这次交涉毫无结果。

第二任大使是有田八郎。1936年3月初，张群与他就有辱于中国的“广田三原则”要求澄清。经过四次谈判，张群基本上还是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

同年的4月17日，张群就日方不断挑起事端、欺侮中国人民的有关事件与日本第三任驻华大使川越茂进行交涉。这次谈判，前后进行了八次。日方越谈越狂，一边谈判，一边又利用中国人民的仇日情绪，不断挑起事端，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1936年9月14日上午9点，南京中山北路32号的外交部大楼前，缓缓驶来一辆黑色福特轿车。汽车停稳后，走下一个身穿西服、提着黑色文件包的中年人。此人就是当时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

川越茂下车后，抬腕看了看表，然后习惯性地扯了扯西服，走进了外交部大楼二楼会议室。

“啊，川越先生，您好！”坐在会议室沙发上的张群起身、礼节性地伸出了手。

“部长阁下，我这次来是代表日本政府向贵国交涉上个月发生在成都的不幸事件。”川越茂一落座，便收起笑容，向张群提出交涉。

坐在张群身后的译员，将川越茂的话给张群翻译了一遍。张群精通日语，但在对日谈判中，他从来不讲日语，总要随身携带一名日语翻译。在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上，他就是利用译员翻译的短暂时间，思考回话，寻求对策。

川越所说的“发生在成都的不幸事件”，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这年8月，日本外务省照会中国政府，提出要恢复成都领事馆，并任命岩井一英为成都领事馆领事。南京外交部同意了这一要求。不久，岩井便率日特、军官11人，乘日轮由沪抵渝，准备转道去成都。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华野心日渐暴露。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非常愤慨。8月18日，重庆各界群众闻讯岩井到达重庆，便举行了反对日本非法在成都设领大会。第二天，群众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活动，发表了《告四川7000万同胞书》，表示了要驱赶日本人，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态度。

群众的怒吼，使得岩井吓破了胆，他躲在旅馆里，哪里都不敢去。眼看上任的时间已到，再不到成都不好向国内交待，他便要了个滑头，要随员渡边洗三郎等四人，以私人旅游的名义，先期到达成都，等重庆方面平静下来后，他再去成都。

于是，渡边等人23日乘车到达成都，住进了大川饭店。成都民众得知日本外交人员抵蓉后，当天举行了万人大游行。

渡边等人低估了中国民众的仇日情绪，他们站在饭店门口，辱骂游行队伍。示威的人群被激怒了，他们冲进大川饭店，你一拳，我一脚，将渡边与深川经二打倒在地。等军警赶来将两人送进医院时，两人已经呜呼哀哉了。同来的另两名日人，也被打伤。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川越到外交部找张群，就是专为解决此事而来。

“成都事件的发生，实在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对此表示遗憾与道歉，我们准备将事件真相调查清楚后，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对死者遗属和伤者进行赔偿。”张群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说出这番话。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不仅仅只是解决成都事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禁止各地的排日运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同时，我们以为，要根据华北特殊的地域，把‘经济提携”推广到全国范围，订立对日货优惠的关税协定。还有，国民政府必须聘用日本顾问，并且订立共同防共条约……”

张群将他的话打断了。这一次他也不要译员翻译，说话速度明显加快：“贵国政府的意见，我会转告我方政府。但是，我认为贵国政府的条件太高，我方恐怕难以满足。同时，我们也希望废止《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日方必须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中方缉私。华北的日军及飞机，不经允许不得任意行动和飞行。”

“哈……哈……”川越狂笑着站了起来，“部长阁下，你不要忘记，当年我们日本的军队是怎样进来的哟！”

张群站了起来，脸也涨红了。一场没有结果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送走川越后，张群十分生气。日本人欺人太甚，在中国的领土上为所欲为，实在是毫无道理。但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达到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目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忍气吞声，节节退让，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张群的外交策略最终遭到彻底失败，只当了13个月外交部长的张群，不得不退居幕后，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中政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群曾负责与中共方面的谈判，是早期谈判三人小组成员。

1948年5月，张群改任总统府资政。他作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再一次走到前台，主持对日外交。

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损失，但战争结束后，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不仅不思悔过，反而报复、仇恨中国人民。1948年8月21日，张群访问日本，同麦克阿瑟举行了对日本进行管制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张群提出了应当冲淡日本国民的神权思想、武士道思想，禁止军国主义思潮复活，扫除某些人因战败而复仇的侵略心理。张群的这些提法，得到了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赞同，对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蔓延，起到了一定作用。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屡战屡败，蒋介石焦头烂额，但也无可奈何。张群一直跟在蒋左右，为他出谋划策，分担忧愁。

1949年12月9日上午10点整，一架军用飞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一直向南飞去。飞机上坐着的张群万分疲倦，他时任西南行政长官公署长官。

此次，张群是执行蒋介石交待的一项特殊任务，前往昆明安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此之前，蒋介石已接到密报，说是卢汉要投奔共产党。

这次到昆明，是凶是吉，张群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下了飞机，但见机场冷冷清清的，一个人影也没有。等了好半天，才看见一辆吉普车远远开过来。

车停稳后，一名少校军官从车上跳下来，跑到张群跟前，一个立正：“报告长官，卢主席下午临时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不能来机场，特派我来接您。请您上车。”张群将信将疑地上了吉普。

半个小时后，张群一行被拉到了一栋戒备森严的楼房前。这里，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张群明白，情况有变。下车后，他坚决要求见卢汉，然而已没有人搭理他。

张群与随行秘书被分开安置楼上楼下。楼梯口与过道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

进房间后，张群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架电话。他拿起话筒，要通了成都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寓所。

“报告总裁，我是张群，我已到达昆明。”张群的声音有些发抖。

“昆明情况怎么样？”蒋介石急切地问道。

“情况不好，我已被卢汉软禁。现在，我正在想办法见到卢汉，把您的意见转告他，希望他回心转意。”张群掏出手帕，擦了擦了头上的汗珠。

“好，你见到卢汉，要他给我来电话，我要亲自和他谈谈。”电话那头传来蒋介石愤怒的声音。

放下电话，张群看了看手表，时钟已指向下午3点。张群在昆明，留下无用，欲走不能，急得团团转。再想与蒋介石联络，拿起电话，话筒已无任何声音。电话被掐断了。

晚上，昆明五华山省政府会议厅里，灯火通明。10点正，卢汉召开会议，宣布：“云南起义，昆明戒严，各单位按原订计划开始行动。”

第二天，卢汉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并电刘文辉，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将蒋介石扣留，交给中共。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云南省政府冉冉升起。

蒋介石在成都闻知卢汉起义，脸气得铁青。他想与张群联系，但所有与云南的电讯都已中断。中央军校周围已发现许多可疑分子，成都不能久留，蒋介石焦急万分，只好做出决定，先飞台北，把张群一人留在了昆明。

卢汉虽然将张群一行软禁起来，但也没有太多为难他。12月11日，卢汉同意张群离开昆明。下午1点10分，张群偕秘书周君亮及副官，坐上了环球航空公司飞往香港的班机。一周后，张群辗转由香港去了台北，开始了他寓居台湾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政府曾一度打算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官房长官风崎胜男在会见台湾代表董显光时态度漫不经心，谈话不着边际，并表示不愿伤害大陆中国人的感情。日本首相吉田甚至在1950年10月29日参议院条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明，他试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天，蒋介石正在日月潭边的涵碧楼前散步，秘书送来了吉田首相在日本参议院条约委员会发言的全文。蒋介石看罢全文，不禁怒火中烧。他让秘书马上打电话，请张群速来台中商议。

这个时候，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是叶公超，但张群仍是负责处理日本问题的全权代表。每遇重大问题，蒋介石总要叫张群前来商议。张群接到电话，当天下午就赶来了。

“岳军啊，这日本人太不像话了。当初抗战结束之时，我们本着‘以德报怨’的精神，对日本人并没有过多地追究战争责任，目的就是想联手对付共产党。你看现在，他们居然想同毛泽东谈和，把我们甩到一边。”蒋介石的脸涨红了，说话的调门也高了许多。

“总统，对日本人的态度不能操之过急。我们慢慢做工作，晓以厉害，是可以让他们回心转意的。”张群似乎胸有成竹、说话不紧不慢。“我们可以通过美国政府向日本施加压力，您别看吉田说话这么硬，美国人一表态，他可是不敢不听哟。”

蒋介石沉思了一会儿，认为张群说得有道理，他马上让人给在美国的顾维钧发电，要他一定要策动美国向日本施压，如果日本与新中国媾和，台湾的地位将十分危险。

这一招果然奏效。

这年12月10日，美国派杜勒斯访日，与吉田首相就台湾问题举行会谈。在美国的压力下，吉田放弃了与新中国媾和的打算，同意与台湾当局缔结和约。

这个决定公布后，立刻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的挑衅，坚决反对日蒋“和约”。英国与苏联等国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决定表示反对。

台日“和约”于1952年8月5日正式生效。为了表示祝贺，蒋介石派出了以张群为首的代表团赴日本访问。

自此以后，张群经常来往于台北与东京之间，拉拢日本政界右翼人士，巩固蒋日关系，加强与日本的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台日关系进入“蜜月”时期。

除了频频访日外，张群还多次出访欧、亚、非一些国家，为国民党在国际舞台树立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

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访华后，发表了中美公报，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第二年适当的时候访华。蒋介石闻讯后，十分震怒。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自民党马上就要改选总裁。当时在自民党中最有希望获胜的田中角荣曾表示，如果他当选首相，一上台就准备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

消息传来，蒋介石惊恐万状。他知道，还想像当年那样，留住日本已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思来想去，蒋介石还是想作最后的努力，而完成这一重任的只有张群。

张群这时也是80多岁的人了，他能不能完成这一重任呢，蒋介石不免有些顾虑。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就让人打电话给张群，询问了张群的身体情况，请张群来士林官邸坐一坐。

张群放下电话，知道蒋介石没有事是不会这么早就打来电话的。他匆匆洗把脸，就乘车来到了位于阳明山的士林官邸。与张群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蒋介石问了问张群的身体，拉了一会儿家常，就转入了正题。

“日本人见美国要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向毛泽东讨好。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好？”

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已完全没有当年的那种自信。

“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已是今非昔比，美国人这么一闹，日本人就会跟着起哄。依我之见，赶快派人去日本，亡羊补牢，也许还有些作用。”张群说话显得底气不足，末了又加一句，“但不可希望值太高。”

“你看去日本谁最合适？”蒋介石试探着问道。“如果总统认为我还行，岳军愿去日本作最后努力。”张群已知道蒋介石这次叫他来的目的。

听了此话，蒋介石似乎受到感动：“岳军，80多岁的年龄，我还要你出访，真是难为了你呀！”

“总统您，不是也在日日夜夜操劳吗！我还比您小两岁，身体好得很呢。”张群站起来，在屋子里大踏步地来回走了几步，表示他可以担当此重任。

“这次出访，要利用你在日本政界的影响与关系，做做他们的工作。在接待和安排上有什么困难，告诉经国，让他帮你解决。”

“我会尽全力去做，请总统放心。”

7月25日，张群飞往日本，一下飞机，顾不得旅途劳顿，就四处活动，频频拜访日本政要。他首先求见刚从那须地别墅回东京不久的天皇。接着又与快要下台的首相佐藤荣作、政客岸信介等人长谈。

第三天，张群出席了“台日合作策进会”，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争取日本工商界的支持。可是，日本不少财团的首要人物听说张群要参加这个会议，知道他另有所图，便纷纷借故请假缺席。

29日，张群在台湾驻日“大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日本各大媒体和世界主要通讯社驻东京的记者来了不少。张群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对美国的亲北京行为表示批评，希望日本不要步其后尘，否则必将身受其祸。

但是，张群的那一套理论，已不为人接受。他的讲话结束后，只换来几声稀稀拉拉、礼貌性的掌声。张群这次日本之行，以失败告终。

中美中日建交，已是历史潮流，这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这是张群最后一次以台湾当局的名义访日。此次访日，结束了他与日本官方接触与谈判的历史。

8月2日，张群乘飞机离开东京。在他乘车去羽田机场时，心情沉重，一言不发。他在心中默默地向东京告别。

张群与蒋介石维持了近六十年的密切关系，这种纽带既源于留日时期的共同经历，也建立在政治理念的高度一致上。他曾坦言“对蒋公的忠诚即是对国家的忠诚”，这种个人效忠与职业身份的叠加，是民国政治伦理的典型体现。

告别政坛的张群，在家颐养天年。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便开始著书立说，著作有《谈修养》、《我与日本70年》、《谈喝酒》。

张群喜欢喝酒，酒量也不错。他在《谈喝酒》说：“喝酒要有些条件。第一主人要好；第二客人要好；第三酒要好；第四酒品要好；第五下酒菜要好；第六谈话要好；第七光线要好；第八环境要好；第九太太要好，即使喝醉了，回家也不挨骂。”他的这些理论，得到了爱好喝酒的同道朋友们的认同。

1987年张群98岁生日的时候，人们来为他祝寿，看到他身体硬朗，都非常敬佩。张群在答谢辞中说：“人生70才开始，60几岁还在摇篮里。”张群的戏言，获得满堂喝彩。

1990年7月，张群以102岁的高龄，参加了张学良90岁的生日庆典。这天，张群坐着轮椅，兴致很高，他以庆典活动发起人的身份，宣布庆典开始。然后，宣读了亲笔所写的致词。

张群与张学良有着很深的情谊。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际，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张群受蒋之托，进关为张学良送去委任状与信印，并劝说张学良归附蒋介石。自此，俩人结下莫逆之交。

来台后，张学良仍无行动自由，张群经常去看望这位老朋友，与大画家张大千、“国策顾问”王新衡一起，每月一次，轮流做东请吃饭，被人戏称为“三张一王转转会”。

张学良不仅会吃，而且还做得一手东北菜。有一回，张群向人说起张学良的烹任手艺，不停地称赞他，说他是当代烹调第一人。张学良听后哈哈大笑，十分得意。他对张群说：“张资政，在您面前，我不敢言老。但年纪大了，饭量小了，我相信汉代刘向的那句话‘食必常饱，然后求美；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张群听后，很感兴趣：“汉卿兄说得好，刘向的那两句话，真可写下来挂在书房里细细品味。”

“好，什么时候我一定写下来送到府上。”

没过多久，张学良果然写了一个条幅，送到张群家里。张群见了，爱不释手，让人高悬于堂上。

当年，张群的母亲不愿随儿子来台湾，1958年在家乡病逝。张群第二年才得知母亲病逝。当时，他正任“总统府秘书长”。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哀悼，他特地向蒋介石请假，在家设立灵位，守灵三周。

张群思念故乡，常常在梦里回到故乡。垂暮之年，他在醒来后几次对人说，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乡，就心满意足了。但随着年龄的衰老，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1990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

张群一生紧跟蒋介石，他在乱世中纵横捭阖，成就了一介书生火中取粟的荣耀，也成就了自己民国不倒翁的政坛传奇。

张群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型官员，也是无法超越时代局限的传统知识分子。其与蒋介石的关系网络、对日外交的得失、以及在台政策实践，共同构成了研究民国政权运作机制的重要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