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中将冒死救过戴笠，麾下拥兵数万，为何最终被毛森密捕枪杀？

“1949年2月6日夜，上海静安别墅灯光幽暗——’老周，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毛人凤把玩着手里的竹烟嘴，抬头问。”这声略带惊讶的寒暄，只持续了不到半分钟，随后冲进屋内的特务便将周伟龙按倒在地。由生死兄弟到刀枪相向，两人仅隔了三年。追溯脉络，谜底并不只是“反蒋”或“投共”四个字那么简单。

1929年冬，“唐、蒋对峙”骤然升级。唐生智从长沙发出十万元悬赏令，点名缉拿“江汉清”。赏格之高，令湘鄂豫一线哨卡几乎倾巢而出。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江汉清”就是当时籍籍无名的戴笠。三天后，戴笠被湘军宪兵在信阳擒获，所有人都觉得这位少校参谋死定了。就在此刻，命运把他和周伟龙拴在一起——营房里短短一刻钟的“黄埔同窗交心”，让周伟龙铤而走险，带着戴笠夜奔南京。此举不仅救活了一个未来的军统局长，也为他自己铺出了一条看似平坦的晋升路。

凭借这次“救驾”，1930年周伟龙跻身“调查统计小组”核心，随后主掌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沈醉后来回忆：“那位独眼龙骂人时，连墙角的老鼠都不敢出声。”火爆性子配上戴笠撑腰，周伟龙在军统内可谓呼风唤雨。1937年后，更以“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总指挥的名义，握有数万特务武装。明面上，他听命军委会；暗地里，他只看戴笠的眼色。彼时的重庆谍报圈流传一句话：“惹谁别惹周闯王，真敢拔枪。”

然而，戴笠1946年坠机身亡，军统瞬间群龙无首。各路人马为争权你来我往，郑介民盯着海外网、毛人凤盯着保密局，戴笠旧部彼此掣肘。周伟龙被安置到“国防部监察局”，官阶虽是中将，实权却大幅缩水。闲职好坐，但缺钱缺兵，他心有不甘。恰逢程潜、唐生智重返政坛，湖南旧部再次聚拢，周伟龙看出了另一条出路——湘军系或许能成为新的依托。

1948年秋，交警总局折戟华北，美械装备在野战军面前不堪一击。老蒋急需能指挥“杂牌”的强硬角色，临时想起周伟龙，任命他为第二任总局长。周上任后，立刻把对蒋系忠诚度较高的干部踢到边缘，把自己旧部往江南、湘赣一带集中。表面理由是“整训”，实则在为程、唐在湖南起事预留武装力量。

汤恩伯注意到铁路防线人员空心化，屡次催调主力北上。周伟龙回电推托：“部队换装、士气待振，暂不宜长途机动。”字面听上去合乎军事常识，实情却是他在把最能打的第七、第八总队偷偷向衡阳集结。与此同时，他私换军费黄金，大件装箱，舆论传得沸沸扬扬。毛人凤收到密报，先是将信将疑，直到侦听小组截到周伟龙亲信的密电，才确认其“另起炉灶”企图。

毛森得令成立专案小组。与外界猜测不同，专案组行动很克制：不搞公开逮捕，不给媒体风口。原因无他，一旦公开，交警系统士气大崩，前线更难收拾。于是出现了开篇那幕“约见、寒暄、旋即逮捕”的戏码。周伟龙措手不及，随身只带了半盒香烟和一支左轮，根本来不及反抗。他的随员还以为首长“进去谈几句就出”，直到天亮发现再没见到首长身影。

被捕后，周伟龙被软禁在上海愚园路某弄堂。毛森亲审，问题集中在三点：擅调兵力、隐匿军费、私通程潜。对第一条，周辩称“战术机动”；对第二条，解释为“战时备用金”；对第三条，则含糊其辞。档案记载，毛森沉吟片刻，说了一句：“老周，案子不大也不小，看你自己。”然而周伟龙没有戴笠那般人脉，他赌的是程潜能够迅速掀旗，为他制造谈判筹码，可程潜也正在和中共秘密接触，完全无暇为他发声。三天后，军事法庭给出结论——谋叛。随后密押台湾。

到台湾后，周伟龙被转至新竹“功学社”兵工厂内的禁闭室。此时，交警部队大部已在大陆被解放军包围或瓦解，能佐证他“起义”动机的下属多已战死或改编。讽刺的是，1950年初的台湾当局已深陷内斗焦虑，一颗“军统元老”的人头足以警示其他心怀二意者。周伟龙终被枪决，手续齐全，密档至今未完全公开。

多年后，唐生明等人在政协会上提出平反，理由很简单：若说周伟龙投共，证据不足；若说他谋叛，也未给敌方造成实际后果。有关部门调查后指出：周伟龙确实有追随程、唐起事意向，主观上属于“进步表现”，可惜行动未遂。就此，官方把他列入“起义投诚人员”一栏，算是一种迟到的定论。

历史并非简单的黑白对照。周伟龙从“救戴笠”到“遭毛森”，几次关键抉择都带着个人色彩。他狂放、急躁、相信江湖义气，却忽略局势急转直下时军统内部的“零和法则”。他的失败，在于把一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特务部队当成普通武装，以为只要跟着自己搬家就能改旗易帜。事实证明，这种“带枪求变”只能是纸上谈兵。

有意思的是，若单把时间往前推二十年，他救出的戴笠同样属于“擅离职守”。命运像一个荒诞循环：当年他替戴笠拆雷，二十年后却踩在同一条线。不得不说，这种对称让人唏嘘，也让人警醒：任何依附在个人恩怨上的政治筹码，都可能瞬间贬值。历史给出的答案很冷，但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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