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潜伏中将署长身边救了8.6万红军，后成集战地记者外交官于一身

我们知道，91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壮举，英勇的红军为了实现理想信仰，踏上漫漫征程。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8.6万主力红军，在没有给养、没有落脚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大河阻挡劳师远征，浴血鏖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了两万五千里，穿越了地球上最险峻的雪山和草地，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写下了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大家可能不解，红军有坚固的根据地，有前数次反“围剿”的胜利，为何要陷入流动作战，而且要走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边远地区。那正如兵法所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毕竟这次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据后来解密档案显示，老蒋这次是下了血本：首先是结集150万大军形成半径300公里的包围圈，800门重炮昼夜轰击，200架战机实施无差别轰炸。那时中央红军兵力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加之半年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不足4000人，1：15，凶险程度可想而知。

其次，老蒋吸取此前被红军运动战，分兵合进逐个击破的教训，一改从前多头并进，快速进军的做法，采取“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 其核心要旨是“行军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根据地。同时还配备全面的经济封锁。

再就是碉堡修筑到哪里，公路就修到哪里，配备数千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看你两条腿能跑过我的汽车轮子吗？并请来德国陆军一级上将，十万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担任过德军总司令有“德国国防军之父”的美誉的汉斯·冯·塞克特为军事顾问，制定了一份被称为对红军立体绞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所谓“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制定后，老蒋在庐山牯岭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对各部下达合围命令，并对各部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详尽作出布置，为防止红军冲出这个铁桶，跳出包围圈，对这份计划每份文件上，都标有蓝色的“绝密”字样并编有序号，并称“毕其功于此役！”。

据军事专家推演显示：倘若“滴水不漏”的"铁桶计划"一旦真的全面实施，不到十万红军部队，身处丘陵地貌的赣南，而且只是数千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加之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生还几率不足一成，中央苏区将变成仅剩3500平方公里的死亡陷阱。

然而，令老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计划11月中旬全面合拢的铁桶，红军却提前近一个月的10月份就跳了他所谓的"铁桶“，使他的结实 “铁桶”，终究成了一只“漏桶”。这真的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红军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却如入无人之境，每走一步似乎事先知道自己的部署，自己如此之众的军队，先进的武器装备，所有区域都是他的地盘，可以随意排兵布阵，可谓要啥有啥，为何红军就单单从自己唯一没有合拢“铁桶”的那块短板悄然燎原，远走高飞呢？

这一点，我们要从红军长征前夕的保密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为保障红军长征的顺利进行，我红军高层领导人对长征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严厉，所有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同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敌人的探子一无所获，敌人的谍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军事指挥机构一点音讯都没有得到，直到1个月发现铁桶已经全面箍起来了，才恍然大悟发现红军主力转移了，那么，红军的保密工作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是从高层做起，战略转移的传达范围只限于几十名红军的高层指挥员，其他的军、师级领导干部，只允许“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比如部队到什么地区集合，早上行军往什么地方等，而且各部队原来番号一律使用代字，部队调动到机关撤离也在夜晚进行，注意隐蔽，对部属只告知每天的行进路线和宿营地。

其次是各根据地紧急“扩红”和征集物资，号称要扩大十万铁的红军，以补充兵源。同时，各苏区全面动员，赶制草鞋、布鞋，帽子、衣服、绑带、皮带等军用物资，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借谷运动”、“筹款运动”、“节省运动”认购红军公债。红军队伍补充弹药，修理枪械，整理部队，加强军政训练。从这些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来看，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战略行动，同时保密工作是第一要务，凡属涉及到可能泄露红军长征军事行动的人和事，都必须严肃处理，以确保战略转移的秘密行动，指挥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都一一准备到位。

更为重要的是做好宣传工作，为鼓舞军民士气、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报纸杂志照常出刊，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消息鼓舞人心，红军工农剧社下属的“红旗”、“战号”、“火星”三个剧社，在村子里搞一场大型的文艺汇演联欢晚会。尽管前方的枪炮声不断，但这个剧社走到哪里唱到哪里，比今天的“送戏下乡”还受群众喜爱。还有留守红军不时对尾追而来的敌人进行伏击，胆战心惊的敌人还认为是红军主力。

当老蒋的主力形成“铁桶”，向中心区域瑞金包抄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这里袭击的只是少量的留守红军游击队，而红军主力早已经跑到数百里之外了，尤其是一搜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自己的部队何时行动、各路司令是谁，包括德国顾问冯·塞克特精心炮制的“碉堡政策”、“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围剿、分进合击”的重要战略战术，为配合“围剿”而制定的《封锁办法》、《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等详细条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一时气得老蒋七窍生烟，差点背过去，他怎么也搞不明白，是哪个深潜内部的“高深共谍”竟能把庐山军事会议这样的绝密文件搞得一清二楚！使自己精心炮制“铁桶”成了破桶。

在老蒋这只“铁桶”上凿出大窟窿的，将“铁桶计划”这个绝密情报，送到红军高层领导人手里的，便是时任国民党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陆军中将俞大维公子的英语家庭教师，传奇女子胡济邦。

胡济邦，1911年1月生于浙江永康古山乡二村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她的祖父有五个子女，只有她父亲胡仁锲读了几年古书，胡仁锲曾经通过科考取得了安徽“候补知县”名份，遗憾的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补”上这个职位。他只能靠在外地谋点小差事，积蓄点钱，所以，培养出来的孩子，除了长子胡济美在老家种田之外，次子胡济川、三子胡济仁、四子胡济时，还有幼女胡济邦都是大学生，而且每一个人都学业有所，事业有成。

胡济邦从小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聪明，模仿语言的能力很强，又非常好学。在家人的支持下，她才得以进入家乡一所乡村学校——崇正小学（即古山小学）学习。在这所简陋的乡村学校，她接受了一位善良的孀居校长吕莹玉女士的英语启蒙。12岁从小学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永康县的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就读。3年后，她千里迢迢来到山东济南，投奔当时还在津浦铁路局工厂的次兄胡济川。胡济川设法将小妹妹安排到济南东城根中学读书。常年以窝窝头就咸菜充饥的胡济邦学业优异，成绩在班上每每名列前茅，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

在读大学期间，思想进步的胡济邦积极参加先进组织的活动，成为一名进步学生的骨干分子，并成为先进组织的外围反帝大同盟，因思想激进、参加进步活动而被“中大”开除。于是她重新北上，在北京大学借读，在那里与一些朋友组织研究小组，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后来因生活所迫，又返回南京，一时无所事事。正巧那时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想他物色一名可靠且优秀的英语家庭教师，帮助他儿子学习英语，那时她的兄长胡济时在他手下任职，便把妹妹胡济邦介绍过去面试。

俞大维是浙江绍兴人，俞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家族，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孙女；父亲俞明颐是湖南陆军小学的总办，所以他从小在湖南成长；俞大维的姑母是陈寅恪的母亲，俞大维的妻子陈新午是陈寅恪的妹妹，俞家和曾家和陈家关系很复杂。 他曾在德国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1932年回国后担任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陆军中将。

俞大维一看到胡济邦，丰姿绰约、俊俏秀美，字又写得十分漂亮，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位小同乡真不简单，她的人品与才华颇受赏识。当即聘请她为儿子的家庭教师，胡济邦自从进了将军府，当了教授公子英语的家庭教师，工作尽心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与所教学生的关系亲密如姐弟，兼是自己的心腹部属胡济时的胞妹，俞大维对对这位美丽、机灵、性情温和而且本份的家庭教师也很信任，从不防范，甚至在公务之余，还毫不避嫌地主动与胡济邦谈论一些内幕消息。

那一次，兴高采烈的俞大维要带着家人上避暑胜地庐山避暑，他的宝贝儿子自然也得带上，由于上山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不能荒废儿子的学业，自然也把家庭教师胡济邦也一并带上。这次俞大维上山是参加一次重大的军事会议，那天开完会回来之后，颇为得意地对胡济邦说：“这次划时代意义的军事会议完事之后，有如此力度用上去，南方的红军恐怕是兔子尾巴不长了……”

胡济邦猜想他手里一定有详尽的作战计划，便不动声色继续与他交谈，一边盘算着如何把这些材料传递给战友，胡济邦猜想他手里一定有了作战计划，便不动声色继续与他交谈。然后，她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维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都是绝密材料。其中包括老蒋制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行动方案而召开的庐山军事会议的绝密材料。胡济邦既紧张又惊喜，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 虽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却像专业特工那样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随后，通过内线这些绝密情报就被中央特科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点，并很快将情报转到负责人李克农手中。

通过李克农等领导的精心安排，很快庐山牯岭会议“铁桶计划”的绝密军事情报，便摆在瑞金红军高层领导人的手中，此时，大家深感形势严重，认为必须抢在敌“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迅速决定紧急动员，做好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及时跳出包围圈，并比预定计划提早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当老蒋的“铁桶”合拢之时，主力红军早已经跳出了包围圈。

针对这件事情，胡济邦在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评论员时，填写的干部履历表自留的备份上有一条注解：红军长征前夕，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高级将领大都参加会议，俞大维当时的兵工署长也出席会议，俞带儿往庐山避暑，当第五次“围剿”开始之后，百万大军，数百架飞机，兵分数路齐头并进开始大规模围攻，对中央根据地采取重点用兵，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长征。她写得轻描淡写，丝毫没有摆功的意思。其实，这个时候胡济邦自认为只是小试身手，就为红军立了大功！自己还只是一颗含芽待萌的红色种子。

接下来，胡济邦经兄长的举荐，加之俞大维说合，她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任科员，她为先进组织16位成员前往苏联的护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请护照，恰是自投罗网。正是她的帮助，使一批先进组织成员实现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为此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赞扬：“多亏你们搞到了出国的护照！”

随后，胡济邦被南京国民政府派到国民党驻苏联使馆工作，后兼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正式派驻国外的女外交官。在苏联期间，她牢记先进组织的指示，以公开身份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同时心系国内局势，为我党我军提供大量帝国主义情报。胡济邦熟练掌握多国语言，采访过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铁托等众多风云人物。二战爆发后，胡济邦主动奔赴前线，活跃在苏德战场上的身影属于胡济邦：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又是女性；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先进组织秘密成员，她的事迹媲美须眉，称得上巾帼英雄。

她穿梭在枪林弹雨中，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前线照片，写出了数篇有关战地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报道，这些资料成为当时国内了解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窗口，她还参加战斗，对扑上来的德军开枪。皮衣皮帽的胡济邦精神抖擞地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在茫茫雪原上奔驰，这是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胡济邦生活的缩影。

那些难忘的峥嵘岁月在胡济邦心中刻下永不磨灭的迹痕，龟年他回忆说：德军入侵斯摩棱斯克城，乡下的村庄一个个被毁灭，老人和儿童被甩到旷野冻饿而死，斯城周围30英里内尸横遍野。幸存的人住在山洞里，用木屑做的面包充饥。潘亚是一个健壮的农村姑娘，她逃进了大森林，遇到了约查和亚琴。三个妙龄女郎竟然组成了一个游击队。我和埃德加·斯诺一路采访，并感慨地说：苏联必胜，德军必败。

埃德加·斯诺便是写过红军长征《西行漫记》的作者，是第一位把红军长征的故事向世界报道，可以说是我党我军的好朋友，他也是胡济邦很好的朋友，斯诺曾经撰文称赞胡济邦是最‘威风’的语言大师，是唯一与当年的世界五巨头笑谈国际风云的女秀才，流利有英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日语、拉丁语，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针对这一点，大文豪郭沫若有一篇题为《洪波曲》的书写介绍了她：……胡济邦拿着一架战利品康太克斯(一种德式照相机)，夹在记者群里拍摄，照我的相。主席台上的主人们，斯大林、莫落托夫、加里宁，其他几位常见的苏联领袖都先后出席了。……我不通俄语，只能靠胡济邦。彼大使、米参事、罗申武官、伊三克秘书都在。苏联一位导演家很愿意导演一个中国戏，胡济邦便推荐我的《屈原》……她的一生，与尖兵利器的战场为伍，与波诡云谲的外交相伴，却从未放弃作为一位女性所独有的优雅与善良。

新中国成立后，她回到祖国，继续这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贡献。胡济邦，这位隐蔽战线的杰出女战士，她是记者，是外交官，活跃在中国对外交流第一线；她也是女战士，在无声战场坚守数十载。一位“身兼数职”的多面女性，为了理想，寻找信仰；为了信仰，变换身份，为了使命，涉险闯关，为了胜利，机智果敢，不变的是忠贞的信仰。

如今，在胡济邦的老家永康古山二村附近一块小山坡上，有一块雕刻着红色五星的墓碑。余晖映射下，墓碑上“胡济邦”三个字格外醒目。这是她的衣冠冢，这位在隐蔽战线上奉献了大半生的传奇人物就休憩于此，这里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到一些节假日，后人来到这里深切缅怀这位杰出的巾帼英雄。